《Big History大歷史》:農業革命真的有讓人類生活變更好嗎?

《Big History大歷史》:農業革命真的有讓人類生活變更好嗎?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現在已經相當清楚其主要的組成要素,但尚未完全掌握它們彼此是如何交織影響的。主要的因素包括了氣候變遷;採集族群的集約化;人口增長,迫使某些地區的採集族群必須去開發較小的地域並更密集地使用土地;族群中的交換增加;以及最後一點,可用來馴化的生物之可取得性。任何解釋都必須包含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大衛・克里斯欽(David Christian)

農業的起源

我們應該如何解釋農業的變革呢?

這個問題看似容易回答。集體知識的發展確保人類能夠持續探索從環境中獲得資源的方式,而最終會找到農業這個答案。此外,農業比大多數的採集生活方式提供更高的產量,所以人們忍不住會認為只要農業被「發明」出來,一定會迅速傳播到各地。最早嘗試解釋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學者的確提出了這樣的假設,他們將農業視為一項發明,認為因其天生優於人類的其他適應方式,所以會從一個中心散播到各地。

然而,20世紀的研究發現這類解釋有兩大問題。首先,誠如我們所見,農業並不是從一個中心散播出去的。相反地,農業顯然在三個世界地區的不同地方分別出現。我們如何解釋在世界上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地區,卻幾乎同時發生了這些變化呢?正如馬克・柯恩(Mark Cohen)所強調的,「關於早期農業最驚人的事實就是……它無庸置疑地是一個全球性的事件。」

再者,我們不能再假定採集族群一旦學會了農業技術,就一定會採用它們。事實上,我們也不應不加懷疑地將農業的出現自動視為進步的象徵。比起採集生活方式,農業確實能夠支持更多人口維生,從長遠觀點來看,當這兩種生活方式有所衝突之時,農業族群較可能勝出。但很明顯的,很多採集族群即使在習得了農業技術後仍然拒絕使用它們。曾經有一些來自喀拉哈里沙漠的採集族群成員告訴當代的研究者,既然有那麼多現成的蒙剛果仁唾手可得,那麼為何還要像農民那樣耕種呢?在澳洲最北部地區,特別是約克角,原住民具有耕種的知識,因為他們北部的島民從事農耕。然而他們卻寧可不選擇務農。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亦然,大約6000到7000年前農耕者進入此區域之後,採集與農耕就持續共存了數千年。採集者將農耕視為一種選擇,但並非必須。

而他們的保守態度也許是非常合理的。從獸骨遺留的證據可以發現,早期農業帶來了新型的疾病與壓力。在溫暖的氣候下,農民的食物選擇比採集者來得單一,所以他們更容易遇到週期性的短缺;採集者較容易轉而使用其他的食物資源。饑荒則是農業革命所帶來的一項矛盾的副產品。農業族群更容易發生由老鼠、大鼠、細菌及病毒所傳播的疾病,較大型的定居族群是這些生物繁殖的溫床。更重要的是,透過現代疾病的遺傳比較得知,在馴養家畜的非洲——歐亞大陸,致病細菌能夠輕易地從牛、雞和豬等家畜傳播到人類身上。疾病也利用了以下事實,亦即當人們定居在村落族群中耕種,他們自己也變成了獸群。最成功的菌株,以及那些存活得最久而成為流行病的,是那些讓它們的宿主受到感染但不會致命的——天花和流感皆為此類。

還有另外一個指標或許可以看出早期農業族群健康衰退的現象,就是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骨骼平均長度,與舊石器時代的採集社會相比,似乎顯得較短;此外,也沒有證據顯示在早期農業方式出現後,人類的平均壽命因而增加或嬰兒死亡率降低。在這兩種類型的社會中,能夠存活至成年的兒童皆不到50%;雖然一些人可以活到50或60歲左右,但平均壽命不超過25至30歲。總而言之,農業的出現似乎是降低而非提高人類福祉的水準。約翰・科斯沃茲(John H. Coatsworth)寫道:「生物考古學家透過觀察某地的人類遺骸去比較農業轉變前後的人類福祉,結果發現農業轉變與當地營養的大幅下降,還有疾病、死亡、過勞與暴力的增加都有關聯。」

任何關於農業起源的敘述,都必須解釋早期農業的編年史,以及為何採集族群願意使用農業這種明顯有很多缺點的生活方式。在當時能夠輕易採集到品種豐富、體型更大、取得方便的動植物之情況下,為何人類會甘於選擇一種必須辛苦耕耘、採收與準備,只為了獲得少數幾類植物種子的生活方式?

新石器時代革命的「原動力」解釋

現代學者從1920年代開始試圖提出對於新石器時代革命的解釋。俄國遺傳學家N. I. 瓦維洛夫(N. I. Vavilov)調查馴化植物的近親物種,他相信可以證明那些遺傳物種多樣性最豐富的地方,就是該物種的起源地,而且還可能是這些物種最早被栽種的地區。他考證出了8個可能是早期農業的「發源地」。瓦維洛夫列出的發源地名單,與現代研究提出的名單相仿,也符合支持現代古植物學的原則,亦即現代的植物研究可以告訴我們許多馴化的早期歷史。

V. 高登・柴爾德(V. Gordon Childe)主張氣侯變遷為人口稠密地區創造了若干「綠洲」,當地的居民為了生存而被迫必須採取集約的生產方式。在一般情況下,他的立場仍具某些合理性,雖然其原始主張裡有若干細節已無法成立。羅伯・布萊德伍德(Robert品Braidwood)對伊拉克的早期農業進行了首次系統性的考古調查,他研究了兩座村莊:卡里姆・薩希爾(Karim Shahir)與雅爾莫(Jarmo),前者居住的是採集族群,後者居住的是農業族群。理查・麥克奈許(Richard MacNeish)是研究美洲早期農業的先驅,他自1940年代晚期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遠征以研究玉米早期歷史。

在這些先驅性的調查之後,出現了大量關於農業起源的研究。我們現在已經相當清楚其主要的組成要素,但尚未完全掌握它們彼此是如何交織影響的。主要的因素包括了氣候變遷;採集族群的集約化;人口增長,迫使某些地區的採集族群必須去開發較小的地域並更密集地使用土地;族群中的交換增加;以及最後一點,可用來馴化的生物之可取得性。任何解釋都必須包含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接下來的論點結合了數個密切相關模型的觀點及從不同地區獲取的資料,不過其最適於解釋我們所知的美索不達米亞與肥沃月彎地區。該論點主張農業的進化經歷了數個不同的階段,這在每個早期馴化的地區都曾發生,而且只有些微的差別。

讀者將會看到,此處提供的概述與20世紀早期那種獨樹一尊的主張不同。相反地,就像《創世紀》的故事一樣,它描述了誘惑、墮落與驅逐。

  • 文化的預先適應與生態知識

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大多數族群已具備許多農業知識。技術上來說,他們預先適應了農業。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出這番假定,是因為現代採集族群必須深入了解環境中的動植物。他們知道在哪些條件下他們屬意的物種會繁盛,知道如何培養及促使他們生長——例如除掉雜草或其他競爭物種。大多數的小型社會,了解植物可以由種子或插枝繁殖,而且人類行為可以刺激或抑制其成長。唐納・歐・亨利(Donalda O. Henry)指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生態知識是農業出現的「必要」條件之一。

我們也可以確定集約化的重要形式曾出現在完全或幾乎沒有接觸農業的採集族群中。人類學家往往把這些族群稱為「富有的採集者」。上一章提及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烏克蘭令人驚嘆的長毛象狩獵文化,以及法國南部的稠密人口,依靠歐洲冰原南部的大量漁獲為生。凡是看到採集族群趨向定居,我們就知道他們正在利用集約化技術,因為若要長期待在一個固定地點,他們就必須更密集地使用當地的資源。但在末次冰河期結束後之後的千禧年早期,此類集約化已日益明顯。集約化以某種形式出現在三大世界地區,而且都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定居(例如建立永久或半永久的居所)。我們必須強調這一點,因為人們經常以為在某些得天獨厚的區域出現了農業之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區就停滯不前了。

在澳洲發現了不少集約化的證據,尤其是在過去的5000年之間。集約化使得人口得以增長,並使得某些地區出現了定居形式。這個時期也出現了更多形態的石器。在澳洲許多地區發現了新的、小型的、更為精製的石器,包括在澳洲中部發現了可能是作為矛頭的尖錐型石器(澳洲尚未發現有使用弓與箭的證據)。有些尖錐形石器製作精美,用來作為進行儀式時的道具,或被交易至數百英里外。其他地方則出現了刀,這些刀可能被做成排狀的武器,像是殺傷力強的「死亡之矛」,其鋸齒狀的刀鋒能造成致命的傷口。㊱澳洲野狗是一種半馴化的犬類,大約在四千年前出現,其非常接近現代品種的印度狗,該物種可能橫跨了印度洋到達澳洲,而非從印度尼西亞輸入的。

新技術意味著新的榨取資源的方法。澳洲的維多利亞省建起了精緻的鰻魚捕具,有些甚至搭配了三百公尺長的渠道。約瑟芬・弗魯德(Josephine Flood)如此形容這些捕具:

這些捕具橫跨了石頭做成的水道與渠道,漁網或鰻魚捕籠固定在石牆的孔徑上,通常做成V字型。鰻魚捕籠由樹皮條或結成辮狀的燈心草編成,開口是以柳條製成的環。這個圓錐的形狀可以讓人站在河堰後方,當鰻魚從捕籠的狹窄開口游出時,一舉抓住魚身。漁民咬住鰻魚的後腦以殺死牠們。

因為他們藉由捕具獲取且儲存了大量的鰻魚,吸引他們邁向實質的而相對永久性的定居。這些保存至今的矮石屋聚落(有一處遺址的石屋數量達到了146間),證實了早年造訪此地的歐洲人在報告中所提及的原住民村落。這些族群靠著獵取當地豐富的物種,從鴯到袋鼠,以及菊薯塊莖、蕨類與旋花屬等當地植物過活。

在澳洲沿海地區,貝殼魚鉤這種新發明,使得人們能夠獲取新的糧食資源並促進人口增長。有些族群開始採收芋薯、水果與穀物,意味著已出現了初期農業。當時(以及現在)採收芋薯所使用的技術鼓勵了再次種植,水果的種子則刻意地被種植在廚餘堆中,以培養出果樹林。在澳洲中部一些較貧瘠的區域,歐洲旅人觀察到當地族群利用石刀收割野生小米,並將其儲藏於大穀倉中。某些地區尚發現了磨種子用的石磨,其年代可追溯至一萬五千年前,證明這些技術很早就存在了。

從舊石器世代晚期到全新世早期,世界上許多地區都發生了類似的變化。中美洲有跡象顯示早在9000至10000年前,就開始集約利用若干後來成為主食的物種,包括早期的玉米、豆類與南瓜。部分中美洲沿海的族群,由於享有豐富的海洋資源,所以大多在5000年前就開始定居了。歐亞大陸西北部的波羅地海地區,也在末次冰河期結束後很快地出現了集約化的跡象。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寫道:

在中石器時代,住在剛形成的波羅地海沿岸地區的居民,開發出許多令人驚嘆的工具,包括魚矛、漁網、魚叉與魚梁,許多都保存在被水浸沒的遺址中。矛與箭的尖端為以小石子、骨頭或鹿茸製成的倒鉤。他們利用打磨過的鋒利工具將森林植物進行木工與加工。利用整根樹幹刨空製成的獨木舟即為明證。

這些穩定且大部分定居的族群居民都是富有的採集者。他們依靠狩獵、捕魚與採集植物維生。有些位於波羅地海地區的聚落規模相當龐大。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一年到頭都有人居住的遺址,其居民人數達到上百人。有些遺址從大約3000年前至1500年前就有人長期居住。

在埃及南部與蘇丹的尼羅河谷也發現了富有的採集者存在的證據。亞斯文(Aswan)附近的族群在18000年前就狩獵大型獵物、捕魚(意味著他們很有可能過著定居生活)、利用野生植物磨製麵粉;在附近一個年代考據約為15000年前的遺址裡,發現了一些具有光澤的石刀,顯示其是用來收割野生穀物的。但此時期最知名的富有的採集者是納圖夫族群,他們在距今大約14000年前出現在地中海東部沿岸,即今日以色列、約旦與敘利亞的一部分,並且延續了超過2000年。恩・馬拉哈(Ain Mallaha)的納圖夫族群,大約13000年前在上約旦河谷曾經繁極一時,從沉積物可發現他們已經懂得採收野生穀物與橡果,以及使用漁網與魚鉤捕獵湖濱區的魚、烏龜、貝類與湖鳥等資源。納圖夫族群亦會捕獵瞪羚。由於納圖夫族群周遭擁有豐富的資源,他們發展出比當地過去聚落大上6到7倍的村落,規模上達150人。

這些地區的採集族群創造了不少新技術,包括如何細心照料動植物資源。有時這些新技術也促使整個族群變得趨向定居。這些變化標誌了邁向農業的重要步驟。

隨著人類技術變化,他們開始對周圍的物種產生影響,特別是那些被密集開發的物種。例如採集者將屬意的植物帶回他們的大本營,數年之後,它們的種子就會在該地成長為植物,供這些採集者的後代享用。這些行為會造成強大的淘選壓力,因為很明顯地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最美味的水果會被種在人類的居住地附近,而野生族群則持續地「不好吃」。這些針對某些植物族群的人為密集操縱,在經年累月後可以造成明顯的遺傳變化。

  • 遺傳預先適應與馴化的潛力

有些物種比起其他物種更有辦法適應人為選擇的操縱。事實上,回顧一些有潛力的馴化物種,會發現它們在被馴化之前就已經預先適應了這個過程。這個事實構成了亨利所提的農業第二個「必要條件」。此外,正如瓦維洛夫所主張的,這些有潛力的馴化物種之分布情況,可以為馴化在不同地區的地理學與「風格」提供有用的解釋。在人類「海選」具有馴化潛力的眾多野生物種時,只有少數物種通過考驗,在某些地區甚至是全軍覆沒。事實上,營養且易馴養物種的可取得或不易取得,是早期農業地理分布的一項關鍵因素,且對於更晚之後的人類歷史也一樣重要。在數十萬種植物物種裡,只有數百種被成功馴化,而且與當今十多種供應全世界的主要作物相比,它們大多只是聊備一格的作物。

人類想要從具潛力的馴化物種中尋找的特質,是抗寒、具營養價值、適應性高,以及在許多不同條件下都能夠繁殖。動物必須是群居型的;能夠集體生活並飼養,而且具有社會階級,容易服從人或動物領袖。這些馴化動物的天性也許有助於解釋早期馴化的編年史。賈德・戴蒙提出有力的主張,他認為在肥沃月彎,有潛力的馴化物種異常地繁多、吸引人且容易馴化,這些特徵十分有助於解釋為何農業首先出現在這個地區。此地的主要穀類作物非常容易馴化,這從它們自野生狀態轉變為馴化物種時的微小差距可見一斑;野生大麥與小麥產量大、營養豐富、易於採收與種植。

30364706408_330e76574a_k
Photo Credit: Erich Ferdinand@Flickr CC BY 2.0

相反地,玉米的馴化就相對來得棘手;墨西哥類蜀黍改良了數千年,才能夠供應大量人口。中美洲在全新世早期巨型動物滅絕之後,由於缺乏有馴化潛力的動物,使得該區採行農業的時間遲滯了。當地只有狗與火雞被馴化,這兩種動物皆不像肥沃月彎的主要馴化動物那麼有價值。馴化動物的匱乏使得美洲農民缺少獸力拖曳、糞肥以及豐富的蛋白質來源。在巴布亞紐幾內亞亦然,由於當地的馴化植物營養有限,如蛋白質含量不高的芋頭,造成農業對人口的影響不大並限制了其傳播。

農業的重要先決條件是擁有馴化潛力的物種及相關的生態知識。然而,這些因素並不能解釋轉變為全面發展農業的時機和動機。

  • 氣候變遷、人口壓力與交換

既然農業在相對短暫的數千年之間,廣泛地出現在世界上不同地區,我們忍不住會想要尋找在世界各地引發這個變化的全球性機制。有兩個可能觸發農業的因素,一是氣候變遷,另一是人口壓力。

末次冰河期末期出現的氣候變化既反常且難以預料。不過,當時最重大的影響是平均氣溫升高。不論這些變遷的方向與性質為何,其必然刺激了全世界產生文化以及遺傳上的轉變。隨著氣候與環境變化,人類社會不得不嘗試新的食物與技術。這在某些地區尤其明顯,例如歐亞草原,在過度捕獵與全球暖化的交相影響下,使得某些棲息於當地的傳統獵物如長毛象在此滅絕。

氣候變遷也改變了環境。在某些地區,溫暖的氣候使得可作為食物的動植物增加。亨利主張在末次冰河期結束前,具馴化潛力的動植物其實十分稀少,因為當時的氣候環境較為寒冷,稻米、穀類與玉米只能被隔絕限制在低地地區。不過,隨著更為溫暖與潮溼的氣候擴大,它們的產量增加,並且擴散到高地地區。在這些地區,溫和的氣候條件使它們擁有更長的時間可以產生種子,對人類的價值也隨之提高。最能支持這個論點的就是肥沃月彎,透過花粉學可以追溯當地穀類的傳播軌跡。不過,全新世早期更為溫暖潮溼的氣候,似乎讓世界上許多地方如穀類等喜溫植物的數量跟生長範圍都大幅增加。在那些有河流、湖泊或沼澤等豐沛水源的地區,產量尤其成長驚人,而各地的不同生態條件則使得可食用的動植物種類增多。正如傑克・哈爾蘭(Jack Harlan)在1970年代進行的實驗所顯示的,如今在土耳其南部,3週內就可以收割足以養活一戶家庭一整年的穀物。由於富含營養的植物食品產量增加,食草動物也被吸引而來。而且這樣的「伊甸園」最終也吸引來人類。在資源豐富的地方,採集族群變得更為定居,這或許是邁向農業的重要一步。

第二個全球性的因素雖然在考古學紀錄中較難考證,然而在討論農業起源時卻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點:人口壓力。埃斯特・波瑟魯普(Ester Poserup)在其著作中主張人口增長非但不會受到當時技術的局限(此點與馬爾薩斯的說法相近),反倒會促使農業技術變遷,而馬克・柯恩(Mark Cohen)則竭力探索人口增長作為農業起源之解釋的可能性。他的基本主張就是人口壓力促使個人與團體遷往較不稠密的居住區。結果到了全新世早期,各地都出現了人口壓力,以致「世界上各個族群在數千年之內相繼被迫採納了農業」。還有若干理由使我們認為人口壓力在末次冰河期增高,尤其是在非洲——歐亞地區。

人類在嚴酷環境例如凍原等地居住、大型獵物的減少(許多物種都因為過度獵捕而滅絕)、小型食物如貝類與種子的增加,這些現象都暗示了有某種程度的人口壓力存在。人類居住遺址的增加也說明了同樣情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在全新世之初,人類已經占據了地球上可以居住的大陸,所以向外擴張的機會已變得不易。靠著舊石器時代的採集技術,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的人口已經逼近了地球所能容納的極限。保羅・貝羅奇(Paul Bairoch)觀察指出:「根據哈桑(Fekri A. Hassan)估計,在狩獵與採集的情況下,地球最適宜負載的人口大約為860萬(熱帶草原的居住人口為560萬,溫帶草原的居住人口只有50萬)。」

在某些地區,氣候變化可能加劇了這些壓力,因為隨著全球氣溫增高,海平面也隨之升高。例如在波斯灣等地,氣候的改變無疑迫使了沿海的採集族群入侵其鄰居的居住地(此點驗證不易,原因之一是大多數這類遺址都已被海水淹沒)。關於舊石器時代人口遷移的地理研究,也凸顯出人口密度的大幅增加已到達了瓶頸。人們必須跋涉越過某些地區而遷徙至他方。美索不達米亞與尼羅河之間的地區就是如此。依照舊石器時代的標準,當地早在80000或90000年前就擁有稠密的人口。中美洲也產生了類似的瓶頸,造成人類居住的狹長地帶一路延伸至安地斯山。至於在中國的黃河及長江流域,雖然我們比較難以判斷當地的情況是否符合此論點,但是當地的豐饒物產可能也遇到了瓶頸,迫使採集族群必須在更小的區域內生活。

第三個因素與人口的增長密切相關,也可能促成了定居的產生:地區之間交流的增加。有廣泛的紀錄顯示採集族群會為了交換食物、進行儀式與婚禮而暫時聚在一起。採集者會在能夠提高食物生產的地方聚集數週以上。在19世紀一位澳洲維多利亞省的英國牧民的回憶錄中,就有這類聚會的相關記載:

在定期的集會上,人們交易各種物品,特別是那些從國境遠方運來的貨物。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易貨集會地點是特蘭鎮附近的努拉特山。當地盛產森林袋鼠,人們發現利用幼年袋鼠的皮所製作的毯子品質拔群。來自吉朗的原住民帶來最適合製作石斧的石頭,以及黏著力強的樹膠。這種產於吉朗的樹膠可以用來修補石斧的柄以及矛尖的裂縫,或者用來黏合樹皮桶的接榫處,整個西部地區都使用這種桶子進行大量的搬運。此外還有從古德伍德附近斯普靈溪畔的採石場出產的綠岩,可用於製作石斧;以及從布洛克湖附近的鹽溪而來的沙岩,可用於磨製石斧。敦克爾德附近所產的黑曜岩及火山玻璃可用來刮擦與磨亮兵器……海貝……與淡水貽貝也是用來交換的物品。

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認為採集族群之間交換有價值物品的行為,很可能提高了交換網路樞紐地區的人口密度甚至定居情況。在全新世早期,位於安那托利亞與紅海之間的黎凡特走廊,這類交換尤其頻繁;某些在水源充足的高地地區開發穀物天然林地的族群,很可能也受到啟發,而移往位於繁榮的「貿易」路線上的低地種植。事實上,他指出在1960年代,珍・雅各(Jane Jacobs)就主張在交換行為最頻繁時,像杰里科這樣的大城市會首先誕生;為了維持這些既存的聚落,簡單的農業形式會出現,隨後發展成小型村落。這些交換當然也會刺激早期形態的農業所需的生態技術之交流。

因此,在某些地區,地方的繁榮、適度的人口壓力以及交換的增加皆會共同刺激定居的產生。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出現了定居的族群;但是由於欠缺馴化知識,這些實驗最終沒有造成在技術或生活方式上永久或廣為流傳的改變。不過,到了末次冰河期結束之際,由於有了更多具馴化潛力的生物,或許因為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使得這些實驗變得更為常見、更重要也更為持久。中東的納圖夫文化就為這些進展過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 人口增長、集約化與專業化

定居生活雖與農業不同,但卻可能是邁向農業的一個重要的、計畫之外的步驟。在中東,納圖夫的人口急速成長,在距今14000年之後,納圖夫人的村落不斷分裂擴張,遍布了黎凡特東部。人口的增長幾乎可以確定是由定居生活所造成的,雖然在某些地區人口增長亦是促成定居的原因之一。如前一章所述,流動的採集族群有理由限制其人口增長。但如果他們定居下來,則這些對人口增長的限制就會放寬。人們不用到哪裡都必須帶著嬰兒。以穀物為主的飲食(特別是熟食)可以幫助幼兒早一點斷奶;生產的間隔縮短;女性會提早進入青春期。在流動性較低的族群中,這些因素都加速了人口增長。

定居生活不僅有助於採集者在技術上產生改變,也會促使他們培養的動植物發生遺傳上的變化。由於人們日益依賴少數產量豐富且易於採收的食物資源,使得他們漸漸無法像游牧時期一樣熟知眾多的物種及掌握游牧技術。這是新石器時代形式的「去技術化」。但是這個過程也使得人類增加了對特定偏愛物種的專業知識。定居族群獲得了更多關於生命週期、疾病以及靠近他們聚落的少數物種之知識。採集者的生態學知識也大幅增加,更加了解他們所獵捕物種的生命週期以及如何有效地保護及繁殖。人類對這些物種的悉心照料,也促使遺傳變化往利於馴化的方向演變,而較差的物種就會遭到淘汰。最後,為了久居而進行的整地,將會創造出一個利於強壯物種繁衍的理想環境,尤其當人們經常運用此物種而使其種子在該環境聚積起來時更是如此。

經過一段時間後,定居的採集族群不僅會發現他們的人口數量增加,他們對於特定物種的知識也增加了,而且這些物種在他們的培育下,變得日益有用。

  • 定居生活的陷阱

隨著定居族群的人口增加,加上他們愈來愈依賴少數偏愛的物種,還有更懂得如何提高這些物種的產量之後,他們就愈來愈不可能也不想回到游牧生活了。我們將這種模式稱為定居生活的陷阱。只要歷經數代綿延,定居的採集族群應該就會發現他們喪失了古老的技術,而人口增長又使得各個族群可取得的土地縮減,造成他們不得不繼續過定居生活。正如新石器時代的馬爾薩斯預言,人口增長終將超過一開始吸引人類定居的充足自然資源。還有一種可能是週期性的氣候惡化會減低天然食物的產量。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經過數代定居的族群,都會發現原本吸引他們居住此地的豐沛資源,如今卻已達到了該區的生態極限。此時,如果已經無法回到過去的游牧生活方式(因為鄰近的地區也已住滿人口),或者游牧生活已經顯得沒有吸引力(因為定居已經逐漸成為常態),族群除了更加的集約化之外幾無其他選擇,他們只能更努力地提升其屬意的幾樣物種之產量。

此一決定構成了達到完全發展的農業的最後一步。這些過程在美索不達米亞所發現的證據中最為明顯。在距今13000至11500年間,納圖夫族群遭遇了氣候惡化。證據顯示當時的營養日趨不足,女性不孕現象增加,階級差異拉大,這些都可能是出於對資源危機的反應。在肥沃月彎的一些族群,特別是居住在貧瘠地區的,其因應方法就是回到較為流動的生活方式。但在具有豐沛水源及野生穀物的地區,有些族群則開始更加集約化地生產某些特定食物,例如穀物。重要的步驟就是將種植穀物的土地上的其他植物清除。婦女似乎擔負了大部分的農業生產工作,這與現代採集社會和園藝社會的情況相同,似乎意味著當時婦女掌握了領先的農業技術,而男性則致力於狩獵等活動,使得他們遠離家園。起初精耕很可能只是為了在惡劣環境中生存的自衛性行為,因為在距今13000年前之後,納圖夫人的人口數量似乎急速下降。不過,這個做法顯然奏效了,因為接下來出現了愈來愈多依賴馴化生物為生的族群,先是植物,然後是動物。許多族群繼續將馴化生物當作傳統採集生活方式的補充——但有些族群則不然。對於他們而言,馴化生物提供了一種全新生活方式的基礎。

第一個真正的農業村落出現在大約距今10500年前的亞洲西南部。這個名為阿布・胡賴拉(Abu Hureyra)的村落位於現今土耳其與敘利亞邊界,顯示了這種變遷是何等快速。距今約10500年前,當地建立了一座村莊,其居住的坑屋有茅草屋頂及木造牆壁。村民食用野生穀物,但也獵捕瞪羚。每年春天瞪羚都會定期到來,他們大量獵捕並儲存這些羚肉。因此,這些族群儲存了肉類與穀類。他們可能精心栽種了某些穀物,或許也圈養了一些瞪羚。在距今10500年前之後的數百年間,該村落的農業與家畜因此迅速發展。村落的人口成長到了三、四百人之譜。大約在9700年前,出現了一個幅員更廣的新村落;該村的村民依舊依賴瞪羚為生。然而到了大約9000年前,在一次為期約一世紀的劇烈轉型中,他們變成了農民,以主要的家畜如綿羊、山羊,以及穀類、豆類食物為生。他們以泥磚建造了簡單的方型房屋,還有狹窄道路與庭院。到了此時,肥沃月灣出現了許多類似的村莊。

P352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提供

相關書摘 ▶《Big History大歷史》:資本主義必須不平等,才能夠生存與繁榮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Big History大歷史:跨越130億年時空,打破知識藩籬的時間旅圖》,聯經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大衛・克里斯欽(David Christian)
譯者:拾已安、王若馨

我們不能只是了解全球史、世界史!
更必須掌握「Big History大歷史」,更宏觀、開闊、全面、完整的人類歷史圖像敘述!
大衛・克里斯欽開創大歷史學派「Big History大歷史」開山之作

比爾・蓋茲強力推薦、斥資千萬傾力支持,
針對歐美中學生、大學生、教師設計全球公開線上課「Big History大歷史計畫」!

《Big History大歷史:跨越130億年時空,打破知識藩籬的時間旅圖》講述從大爆炸到地球形成,生命起源到現代文明長達130億年的歷史,將人類史融入整個宇宙的時間線。它是新一輪的認知革命,比爾・蓋茲斥資千萬傾力支持的全球公開課「Big History大歷史計畫」(Big History Project),向全世界推廣大歷史教育;他高度讚賞大歷史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全球史奠基人威廉・麥克尼爾,將大衛・克里斯欽的《Big History大歷史》譽為媲美牛頓「萬有引力定律」、達爾文「進化論」的經典著作;既有《人類大歷史》的宏觀視野,也有《時間簡史》和《物種起源》的知識深度,建立起整個世界起源直至未來的時間架構。

大衛・克里斯欽的「Big History大歷史」提供人類一種新世界觀,更新了我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認知。他在《Big History大歷史》中完美結合了自然史與人類史,重新定義時間和歷史:從宇宙大爆炸開始說起,多尺度考量宇宙、地球和人類的歷史演進,整合人類共同的知識財富,彌合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斷裂;打破知識學科界線,摒棄針孔式的世界觀,抵制知識碎片化,綜合天文學、生物學、考古學、物理學、歷史學等多門知識,成為一門跨領域跨學科的新知識。

與傳統世界史不同的是,大衛・克里斯欽倡導的「大歷史」不再局限於民族、地區、國家的歷史,而是將人類史視為宇宙歷史的一個章節,重新定位人類在宇宙演化進程中的歷史座標。因此「大歷史」深刻影響了大眾讀者對人類歷史的認知。

大衛・克里斯欽:我對大歷史能否蓬勃發展深具信心,部分是因為它顯然是有這樣的本事,就像完形轉換(gestalt switch),可以協助學生與學者用新的方式來關照熟悉的事物。另一個讓我深具信心的原因,就在於過去二十多年來,有一小群協助建構起這個領域的學者所奉獻的精力、智慧、慷慨與冒險精神。建構大歷史,還真的是集體學習的具體實踐。

getImage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你不知道的「議員配合款」:一年上千萬的「私房錢」都花去哪兒? - 議員衝啥毀:2018年你不能錯過的選舉專題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人文』文章 更多『精選書摘』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