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History大歷史》：農業革命真的有讓人類生活變更好嗎？

這些地區的採集族群創造了不少新技術，包括如何細心照料動植物資源。有時這些新技術也促使整個族群變得趨向定居。這些變化標誌了邁向農業的重要步驟。

隨著人類技術變化，他們開始對周圍的物種產生影響，特別是那些被密集開發的物種。例如採集者將屬意的植物帶回他們的大本營，數年之後，它們的種子就會在該地成長為植物，供這些採集者的後代享用。這些行為會造成強大的淘選壓力，因為很明顯地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最美味的水果會被種在人類的居住地附近，而野生族群則持續地「不好吃」。這些針對某些植物族群的人為密集操縱，在經年累月後可以造成明顯的遺傳變化。

• 遺傳預先適應與馴化的潛力

有些物種比起其他物種更有辦法適應人為選擇的操縱。事實上，回顧一些有潛力的馴化物種，會發現它們在被馴化之前就已經預先適應了這個過程。這個事實構成了亨利所提的農業第二個「必要條件」。此外，正如瓦維洛夫所主張的，這些有潛力的馴化物種之分布情況，可以為馴化在不同地區的地理學與「風格」提供有用的解釋。在人類「海選」具有馴化潛力的眾多野生物種時，只有少數物種通過考驗，在某些地區甚至是全軍覆沒。事實上，營養且易馴養物種的可取得或不易取得，是早期農業地理分布的一項關鍵因素，且對於更晚之後的人類歷史也一樣重要。在數十萬種植物物種裡，只有數百種被成功馴化，而且與當今十多種供應全世界的主要作物相比，它們大多只是聊備一格的作物。

人類想要從具潛力的馴化物種中尋找的特質，是抗寒、具營養價值、適應性高，以及在許多不同條件下都能夠繁殖。動物必須是群居型的；能夠集體生活並飼養，而且具有社會階級，容易服從人或動物領袖。這些馴化動物的天性也許有助於解釋早期馴化的編年史。賈德・戴蒙提出有力的主張，他認為在肥沃月彎，有潛力的馴化物種異常地繁多、吸引人且容易馴化，這些特徵十分有助於解釋為何農業首先出現在這個地區。此地的主要穀類作物非常容易馴化，這從它們自野生狀態轉變為馴化物種時的微小差距可見一斑；野生大麥與小麥產量大、營養豐富、易於採收與種植。

Photo Credit: Erich Ferdinand@Flickr CC BY 2.0

相反地，玉米的馴化就相對來得棘手；墨西哥類蜀黍改良了數千年，才能夠供應大量人口。中美洲在全新世早期巨型動物滅絕之後，由於缺乏有馴化潛力的動物，使得該區採行農業的時間遲滯了。當地只有狗與火雞被馴化，這兩種動物皆不像肥沃月彎的主要馴化動物那麼有價值。馴化動物的匱乏使得美洲農民缺少獸力拖曳、糞肥以及豐富的蛋白質來源。在巴布亞紐幾內亞亦然，由於當地的馴化植物營養有限，如蛋白質含量不高的芋頭，造成農業對人口的影響不大並限制了其傳播。

農業的重要先決條件是擁有馴化潛力的物種及相關的生態知識。然而，這些因素並不能解釋轉變為全面發展農業的時機和動機。

• 氣候變遷、人口壓力與交換

既然農業在相對短暫的數千年之間，廣泛地出現在世界上不同地區，我們忍不住會想要尋找在世界各地引發這個變化的全球性機制。有兩個可能觸發農業的因素，一是氣候變遷，另一是人口壓力。

末次冰河期末期出現的氣候變化既反常且難以預料。不過，當時最重大的影響是平均氣溫升高。不論這些變遷的方向與性質為何，其必然刺激了全世界產生文化以及遺傳上的轉變。隨著氣候與環境變化，人類社會不得不嘗試新的食物與技術。這在某些地區尤其明顯，例如歐亞草原，在過度捕獵與全球暖化的交相影響下，使得某些棲息於當地的傳統獵物如長毛象在此滅絕。

氣候變遷也改變了環境。在某些地區，溫暖的氣候使得可作為食物的動植物增加。亨利主張在末次冰河期結束前，具馴化潛力的動植物其實十分稀少，因為當時的氣候環境較為寒冷，稻米、穀類與玉米只能被隔絕限制在低地地區。不過，隨著更為溫暖與潮溼的氣候擴大，它們的產量增加，並且擴散到高地地區。在這些地區，溫和的氣候條件使它們擁有更長的時間可以產生種子，對人類的價值也隨之提高。最能支持這個論點的就是肥沃月彎，透過花粉學可以追溯當地穀類的傳播軌跡。不過，全新世早期更為溫暖潮溼的氣候，似乎讓世界上許多地方如穀類等喜溫植物的數量跟生長範圍都大幅增加。在那些有河流、湖泊或沼澤等豐沛水源的地區，產量尤其成長驚人，而各地的不同生態條件則使得可食用的動植物種類增多。正如傑克・哈爾蘭（Jack Harlan）在1970年代進行的實驗所顯示的，如今在土耳其南部，3週內就可以收割足以養活一戶家庭一整年的穀物。由於富含營養的植物食品產量增加，食草動物也被吸引而來。而且這樣的「伊甸園」最終也吸引來人類。在資源豐富的地方，採集族群變得更為定居，這或許是邁向農業的重要一步。

第二個全球性的因素雖然在考古學紀錄中較難考證，然而在討論農業起源時卻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點：人口壓力。埃斯特・波瑟魯普（Ester Poserup）在其著作中主張人口增長非但不會受到當時技術的局限（此點與馬爾薩斯的說法相近），反倒會促使農業技術變遷，而馬克・柯恩（Mark Cohen）則竭力探索人口增長作為農業起源之解釋的可能性。他的基本主張就是人口壓力促使個人與團體遷往較不稠密的居住區。結果到了全新世早期，各地都出現了人口壓力，以致「世界上各個族群在數千年之內相繼被迫採納了農業」。還有若干理由使我們認為人口壓力在末次冰河期增高，尤其是在非洲——歐亞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