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History大歷史》:資本主義必須不平等,才能夠生存與繁榮

《Big History大歷史》:資本主義必須不平等,才能夠生存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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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業已證明了其有能力生產充沛的物質財富;然而,資本主義也證明了其無法平均、人道地,以及長治久安地分配全球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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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衛・克里斯欽(David Christian)

資本主義的矛盾:不平等與貧窮

雖然20世紀出現了一些重大的正向變遷,但在許多方面,對很多人來說,現代革命的影響並不可喜。原則上,現代社會中逐漸增加的生產力,首次提供了機會,去建設一個各部分能不因物質匱乏而受到壓迫的社會。這是社會主義的遠大願景。然而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都明白,雖然資本主義為這個制度提供了物質上的前提,但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是不平等的。生產的動能看起來是資本主義的最大優勢,而驅動它的就是控制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分配。資本主義似乎需要在財富分配上維持懸殊的梯度差異,才能夠生存與繁榮。

馬克思主張,若缺乏了生產資料擁有者與非擁有者的適當組合,資本主義就無法運作。馬克思的結論似乎意味著,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不平等的情況就會與日俱增。對社會主義者而言,由此可導出一個結論,就是為了讓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高生產力所帶來的利益,必須推翻資本主義。然而社會主義的社會,也能擁有媲美資本主義的高生產力嗎?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可能與資本主義相匹敵,並如社會主義者所冀望般,終能達到一個免於物質匱乏的世界?20世紀就是必須為這些令人苦惱的問題,提出可能的答案。

20世紀的發展,相當程度上驗證了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為20世紀生產出豐裕物質的這股動力,同時也加劇了全球性的國內以及國際間的不平等。財富有如大型水庫中的水愈積愈高,但水庫之間卻有無數的山谷愈顯乾涸。資本主義業已證明了其有能力生產充沛的物質財富;然而,資本主義也證明了其無法平均、人道地,以及長治久安地分配全球財富。

雖然我們測量這些不平等的方式是簡略且粗估的,但其仍可告訴我們一些清楚的趨勢。全球的每人平均收入,從1900年的1500美元,增加至1998年的6600美元。在同一段時間中,全球預期壽命從大約35歲提高至66歲,這是生活幸福指標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這些都是重大的成果,然而正如表14.3與14.4所示,人類並沒有分均受益。美國在2000年的國民所得毛額是34100美元(當時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約為27680美元),而巴西的國民所得毛額約3580美元,中國(僅僅在200年前,其尚為世界上的經濟強權)為約840美元,印度(另一個前經濟強國)與布吉納法索則分別是450美元與210美元。若以比例來看,差距則會更加驚人(參見表14.3)。

這些數據顯示布吉納法索的國民所得毛額,還不到最高所得國家平均收入的1%,而印度與撒哈拉沙漠以南僅達該平均值的1.5%。預期壽命統計的比率差距誠然沒有那麼懸殊,且現代醫療知識提高了全球的預期壽命,但儘管如此,統計數字仍清楚地顯示出,貧窮會相對造成壽命縮短(參見表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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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貧富差距似乎更為擴大。1960年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前20%人口,收入大約是最貧窮的20%人口的30倍;到了1991年,兩者的差距陡增至61倍。南美洲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情況更為惡劣。在1970年代早期,非洲的糧食生產尚可自給自足,甚至能將剩餘產品出口。所以在1990年代,若考慮到不計南非,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4.5億人口的產值,竟比人口只有1100萬的比利時還少時,就不免令人感到驚愕。

這些統計數字提醒了我們,對於數百萬人而言,現代性帶給他們的是更加惡劣的生活條件。成年人感染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的數目,在富裕國家一直保持在1%以下,因為他們擁有醫療與教育資源,所以能採取必要的防護措施。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年代中期的辛巴威,有26%的成年人為HIV陽性,波札那(Botswana)、納米比亞(Namibia)、史瓦帝尼(Swaziland)與尚比亞(Zambia)的情況也同樣嚴重。糧食短缺情況是另一個凸顯不平等的重要指標。其中,饑荒僅是其最極端的呈現方式;一般來說,糧食短缺意味著嚴重的慢性營養不良,會導致壽命減短。

如保羅・哈里森(Paul Harrison)所言:「第三世界每天發生的營養不良情況是……成人勉強度日,身心俱疲並對疾病缺乏抵抗力。兒童往往不只處在經常性的飢餓之下,而且因為飢病交迫而面臨死亡;而那些存活下來的,往往已病痛纏身。」在1990年代末期,據估計有超過8億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14%)營養不足,約12億人(約占全世界人口20%)沒有乾淨而安全的飲用水。表14.5提供了1994年人口及經濟指標的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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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生活方式的破壞

這些圖表中的數字,反映的不僅是落後國家與富裕國家的差距,也告訴了我們傳統生活方式如何遭到破壞——還有利用這些方式所建立的安全網,包括傳統地方的慈善工作或特殊機構,例如緊急救濟的糧倉。那些在20世紀中期尚未工業化的國家,其生產能力明顯衰退,而生產力的下降使得傳統的安全網瓦解。18世紀英國農民面臨圈地運動時的命運,在今日以人口壓力、債務、賦稅或戰爭的方式重新上演,摧毀了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都市化的相關統計也為這樣的變遷提供了間接的數據。在1800年,世界上有97%的人口居住在少於2萬人的聚居地內。到了20世紀中期,這個數字降到了大約75%,到了1980年,則降至約60%。到了2000年,生活在2萬人以上的聚居地及住在小型聚落的人數,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打平。在1800年,世界上僅有英國與比利時這兩個國家,從事農業與漁業的人口比率不到20%。

如今,世界上只剩下三個主要地區,仍以農耕生活形態為主——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南亞與東南亞,以及中國——而這些地區中許多社區的農民也陷入了生計困難。艾瑞克・霍布斯邦主張:「本世紀下半葉最戲劇性與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並使我們與過去的世界永遠斷絕的,就是農業生活的終結。」

統計數據赤裸裸地呈現了這些變遷過程;下面一段文字,表達了這些變遷對於家庭與個人的意義,這是保羅・哈里森於1980年代,在布吉納法索對一名戶長所作的訪談。布吉納法索是位於非洲的國家,在象牙海岸、迦納、多哥的北邊。如薩赫爾(Sahel)草原大部分地區一樣,布吉納法索的農業主要是輪耕形態。居民會在數十年未行耕作的土地上砍倒植被並放火燒林,將其開墾為農地。農民會在這些布滿灰燼的土壤上種植作物:雜穀、高粱作為食用,棉花與落花生拿來販賣。通常土地在前一、兩年的肥力較高,接著就會大幅下降,所以社群必須再遷往下一塊土地開墾。這種耕作方式能養活的人口有限,其原因十分明顯:因為經過一段時間後,大多數的土地都必須進入休耕。然而在最近幾年,人口壓力迫使農民必須加快輪迴,並在地力恢復前就得再度使用土地。到了最後,對土地的過度利用對土壤造成致命的破壞,使其再也無法回復。

保羅・哈里森在此地遇見並訪談了一位名為穆慕尼(Moumouni)的六十歲農夫,他親眼見證了發展問題對撒哈拉沙漠南部邊境傳統農地,造成大幅破壞的數個階段。

穆慕尼記得當他年幼時,他父親住的聚落裡只有12個人。現在人數增加到了34個,其中有5名年輕人離家到象牙海岸工作。村裡的土地由族長進行分配,分配的原則是根據個人所需……然而村落的傳統土地未曾增加過……所以就從原本需要休耕的土地中撥了六分之五,來補上不足的土地。休耕期在過去數十年中漸漸變得愈來愈短,到現在只能有四到五年的時間,然而土地至少需要12年才能讓耗盡的地力恢復。

穆慕尼領引哈里森去看他的土地。

即使是這些靠近聚落的土地,土壤看起來也非常貧瘠,布滿石頭與塵埃,完全沒有腐植質。而且這還是唯一有施肥的土地,使用來自一頭驢子與數頭山羊的排泄物。以這些住家為中心,直徑50哩圓圈之外的地區,土地是暗紅色的,既乾涸又堅硬。該片土地去年曾開墾過,但是收成慘澹。穆慕尼認為那片土地今年也長不出東西。

這些困難造成的影響是全國性的。一份世界銀行報告,估算出布吉納法索在1988年,因「土地退化所造成的作物、牲畜與木柴的損失」,大約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8.8%。

傳統搜食者的生活在20世紀同樣受到嚴重打擊。比較特別的是,即使搜食社群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規模與資源,有著天壤之別,但搜食社群並沒有發生徹頭徹尾的改變。事實上,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巨大的落差,反而使得一些社群能夠保存他們的傳統。當他們的土地被用來居住或採礦,他們就被蠻橫且不客氣地移走;否則,他們就被冷落在一旁不受打擾。他們與現代社會的軍事衝突,通常是游擊戰或小規模戰爭。這些衝突是貨真價實的,而且有時國家也會直接參戰,就像美國的印第安戰爭,及從澳洲到西伯利亞之內,發生於國家與親族社群的眾多游擊戰。不過,每當戰爭結束,親族社群往往能夠從那些大量掠奪他們的社會找到利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些社群能夠倖存下來並延續至今,並可能比農業社會的農耕族群,把更多的傳統保留下來。而且這些社群的生活方式,有許多讓現代社會足以借鏡,因為其存在的時間比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要悠久得多。

傳統貢賦帝國的崩潰

現代資本主義也摧毀了農耕文明時期的大型政治結構。主宰著農耕文明時期的大型貢賦帝國,以驚人的速度崩解了。1793年,當喬治三世(George III)派遣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以特使身分到中國,要求具有平等的外交代表與貿易權利時,清朝的乾隆皇帝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認為英國「遠在重洋」,不過對於喬治三世派遣「使臣」前來,對其「恭順之誠」表示嘉許,並鼓勵他持續表示恭順,「以保義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一個世紀之後,歐洲對全世界展現的也是這種高傲的態度。在當下,他們似乎完全有理由這麼做;畢竟歐洲那時能夠生產的物品,中國幾乎也都有能力製造,而且更為物美價廉,所以歐洲人必須用白銀購買大量的中國商品。

不過,很快地,英國商人發現了一些中國消費者想要的物品:在中國不准銷售印度生產的鴉片。英國商人先是進行非法買賣,到了1840年代,英國商人搭著炮艦重返中國,掀起了所謂的鴉片戰爭,逼迫中國政府開放新的鴉片貿易,即使可能引發無窮的後患。1839年,中國的地方官員在廣州強迫英國商船交出鴉片,並予以銷毀。中國官員林則徐寫信給維多利亞女王,信中表示:「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知鴉片之為害也,既不使為害於該國,則他國尚不可移害,況中國乎?」英國首相巴麥尊勳爵(Lord Palmerston)則宣稱,問題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而非鴉片,於是派遣一支艦隊將廣州封鎖,並與中國水師發生衝突。

接下來兩年中,英國艦隊開始攻擊其他港口,最終控制了長江流域的城市,但北京的糧食需要利用大運河從這些城市供應,迫使中國人於1842年做出讓步。中國的軍隊與海事技術,自馬可・波羅的時代以來毫無變化,無法與英國的裝備相提並論。工業化加深了兩者技術與生產力水準的鴻溝,終導致中華帝國在20世紀初期一敗塗地。到了20世紀末,世界上已經不再有任何政治或經濟體,符合艾瑞克・沃爾夫的「貢賦國家」模型,即使它們僅僅於兩個世紀前,還在世界上具有主宰地位。

雖然古代貢賦帝國的迅速傾圯,成為過去兩個世紀當中突出的特徵,但有另一個特徵卻被人大大忽略:許多傳統貢賦世界的特色,在20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被保留了下來。在現代化革命運動的引領下,共產主義政府先後在蘇俄及中國出現。不過,他們的意識形態既是反資本主義的,也是反專政的。此一特徵有助於解釋為何這種意識形態會吸引若干社會,這些社會中的菁英分子強烈地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他們傳統尊嚴與文化的攻擊,成為了一種汙辱。史達林在1930年代初的集體化運動時期,對資本主義強烈排斥,這代表蘇聯必須在缺乏資本主義創新技術作為動力的情形下,與主要的工業強權競爭。中央對經濟與知識交流嚴格控管,使資本主義的生命線——商業與智識的交換——受到箝制,審查制度也阻礙了市場經濟中能產生許多小型創新技術的集體學習網路。

在1949年之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步上其後塵。市場的力量被禁止,在選擇有限的情況下,只能以更為傳統的手段去使用資源,像是利用稅收方法,以及類似於大型貢賦帝國的社會與經濟組織——只是加上了一些20世紀的技術,像是從電話到坦克。與傳統的貢賦帝國一樣,共產主義世界的管制經濟,偏重於動用資源,而非提高生產力。最近的統計顯示,蘇聯在史達林主政時的前三個五年計畫,在效率上的成長幅度不超過24%,在出口方面更只有增加2%。大多數蘇維埃工業化運動取得的成就,是依賴於對資本、原物料與勞力的大量及高度強制性動員。當蘇聯政府決心要與實行資本主義的對手國,在工業與軍事上一決高下,結果就是蘇維埃人民的勞動力與其資源都無法倖免於難。

有些時候——尤其是當1930年代資本主義自身陷入了危機,以及1950年代情況重演之際——這些新型、由國家操控的結構,看起來彷彿可以產生足以與資本主義媲美的動力。企業家能力方面的不足,可以經由其他方式彌補,包括高等教育的系統規畫、引進現代科技,及運用現代通訊技術,讓強大及無情的國家具有巨大的組織能力。但它們在革新方面腳步遲滯,這種讓農耕文明時代同樣陷入創新緩慢的特性,使它們在生產力水準、創新技術,以及最終在軍事力量方面,落後給它們的資本主義對手。它們既難以改變建設時期的揮霍習慣,而蘇維埃管制經濟又一直無法從資源密集,轉變為資源節約的成長形式,最終會將資源耗盡。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認為蘇聯的垮台,是因為在經濟與科技上缺乏競爭力。長遠來說,動員的力量還是無法彌補遲滯的創新速度:

在某些階段——尤其在1970年代下半葉——發生的一些現象,起初看來令人費解。國家開始失去了動力……就像出現了一種「煞車裝置」,影響了社會與經濟發展。這些都發生在科學技術革命為經濟社會進步打開了新展望之際。一些奇怪的情況出現了:重機器的大型飛輪還在運轉,但連接飛輪到工作台的傳輸裝置卻打滑了,傳動皮帶也鬆掉了。

我們分析當時的情況後,首先發現的就是經濟成長放緩。在最後15年裡,我國的國民所得成長率已滑落超過一半,在1980年代已經跌至接近經濟停滯的狀態。曾經快速攀上接近世界最發達國家的我們,開始在各方面節節敗退。更甚者,在生產效率、產品品質、科學與技術發展、先進科技的開發及使用方面,我們與他國的差距都日漸擴大,讓我們置於不利之地。

戈巴契夫試圖放鬆政策制定者對經濟與社會的控制,以引進新的動力,但整個政體最終走向了崩解。在1990年代,俄國不得不回頭以資本主義重建,幾乎是一切從頭來過。

中國也面臨著相似的挑戰,但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表面之下,共產主義的中國愈來愈像是資本主義社會,他們使用了蘇聯領導者不會採取的方式,因為中國與蘇聯不同,在中國仍殘留著一些資本主義的結構與習慣。共產主義時期的實驗顯示,就算除去了資本主義,也不見得就能提出一個解決之道,以處理資本主義造成的諸多問題。20世紀的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創造出與其資本主義對手相等的生產力,而兩者都遠遠無法達到平等的境界。

衝突

因此,在一個如此不穩定、不平等梯度日趨擴大的世界,可以想見必定充滿各種衝突。過去100年發生的暴力衝突,比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世紀都來得多。人類與物質因戰爭而遭受損失的規模,反映了現代軍隊與武器的「生產力」,以及日益增加的軍隊及捲入戰爭的人數。威廉・艾克哈特(William Eckhardt)大致估計出截至西元1500年,已有370萬人在這1500年裡因戰爭喪生。據他估計,16世紀有160萬人死於戰爭;17與18世紀分別是610萬人與700萬人;19世紀則是1900萬人。在20世紀,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1097億,幾乎是過去1900年戰爭致死人數總和的3倍(參見表14.6)。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就達5350萬。如果不是因為(有幸?)核戰沒有爆發,死亡人數可能會再倍增。然而,核子戰爭還是處在蓄勢待發的狀態。截至1986年,已有7萬枚核子彈頭被製造出來,爆炸量相當於180億噸的黃色炸藥——世界上平均每人承受3.6噸。一旦這些核彈被使用,將造成一場巨大災難,其規模及後果將接近白堊紀造成絕大部分大型恐龍滅絕的那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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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戰爭帶來的傷亡也不亞於世界大戰與冷戰。在1900年至1980年代中期,共發生過275次不同的戰爭。在1945年至2000年之間,有9場地區性的戰役造成超過100萬人死亡;在這些戰事中,平民的傷亡比軍隊還慘重。韓戰與越戰的死亡人數分別達到該國總人口的10%與13%。冷戰結束後的改變,就長遠來看,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在1990年代,全球的軍事花費下降了大約40%,各項武器的儲備也減少了(2001年9月11日紐約與五角大廈遭受攻擊後,所引起的「反恐戰爭」,可能改變了這個傾向)。戰爭變得更為地區性,發生於幾個國家,或國家與多種游擊隊之間,意味著戰爭的規模在縮小(雖然對於那些被捲入戰爭的人們而言,恐怖的程度絲毫沒有降低)。這些數字顯示出的並非是暴力衝突的減少,而是戰爭性質的變化。變遷的風暴帶來的緊張與斷層,影響力遍及全球,使地區性的衝突仍然不斷,而現代武器更讓這些衝突持續造成嚴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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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Big History大歷史:跨越130億年時空,打破知識藩籬的時間旅圖》,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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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衛・克里斯欽(David Christian)
譯者:拾已安、王若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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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克里斯欽開創大歷史學派「Big History大歷史」開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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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History大歷史:跨越130億年時空,打破知識藩籬的時間旅圖》講述從大爆炸到地球形成,生命起源到現代文明長達130億年的歷史,將人類史融入整個宇宙的時間線。它是新一輪的認知革命,比爾・蓋茲斥資千萬傾力支持的全球公開課「Big History大歷史計畫」(Big History Project),向全世界推廣大歷史教育;他高度讚賞大歷史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全球史奠基人威廉・麥克尼爾,將大衛・克里斯欽的《Big History大歷史》譽為媲美牛頓「萬有引力定律」、達爾文「進化論」的經典著作;既有《人類大歷史》的宏觀視野,也有《時間簡史》和《物種起源》的知識深度,建立起整個世界起源直至未來的時間架構。

大衛・克里斯欽的「Big History大歷史」提供人類一種新世界觀,更新了我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認知。他在《Big History大歷史》中完美結合了自然史與人類史,重新定義時間和歷史:從宇宙大爆炸開始說起,多尺度考量宇宙、地球和人類的歷史演進,整合人類共同的知識財富,彌合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斷裂;打破知識學科界線,摒棄針孔式的世界觀,抵制知識碎片化,綜合天文學、生物學、考古學、物理學、歷史學等多門知識,成為一門跨領域跨學科的新知識。

與傳統世界史不同的是,大衛・克里斯欽倡導的「大歷史」不再局限於民族、地區、國家的歷史,而是將人類史視為宇宙歷史的一個章節,重新定位人類在宇宙演化進程中的歷史座標。因此「大歷史」深刻影響了大眾讀者對人類歷史的認知。

大衛・克里斯欽:我對大歷史能否蓬勃發展深具信心,部分是因為它顯然是有這樣的本事,就像完形轉換(gestalt switch),可以協助學生與學者用新的方式來關照熟悉的事物。另一個讓我深具信心的原因,就在於過去二十多年來,有一小群協助建構起這個領域的學者所奉獻的精力、智慧、慷慨與冒險精神。建構大歷史,還真的是集體學習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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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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