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History大歷史》:資本主義必須不平等,才能夠生存與繁榮

《Big History大歷史》:資本主義必須不平等,才能夠生存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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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業已證明了其有能力生產充沛的物質財富;然而,資本主義也證明了其無法平均、人道地,以及長治久安地分配全球財富。

如今,世界上只剩下三個主要地區,仍以農耕生活形態為主——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南亞與東南亞,以及中國——而這些地區中許多社區的農民也陷入了生計困難。艾瑞克・霍布斯邦主張:「本世紀下半葉最戲劇性與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並使我們與過去的世界永遠斷絕的,就是農業生活的終結。」

統計數據赤裸裸地呈現了這些變遷過程;下面一段文字,表達了這些變遷對於家庭與個人的意義,這是保羅・哈里森於1980年代,在布吉納法索對一名戶長所作的訪談。布吉納法索是位於非洲的國家,在象牙海岸、迦納、多哥的北邊。如薩赫爾(Sahel)草原大部分地區一樣,布吉納法索的農業主要是輪耕形態。居民會在數十年未行耕作的土地上砍倒植被並放火燒林,將其開墾為農地。農民會在這些布滿灰燼的土壤上種植作物:雜穀、高粱作為食用,棉花與落花生拿來販賣。通常土地在前一、兩年的肥力較高,接著就會大幅下降,所以社群必須再遷往下一塊土地開墾。這種耕作方式能養活的人口有限,其原因十分明顯:因為經過一段時間後,大多數的土地都必須進入休耕。然而在最近幾年,人口壓力迫使農民必須加快輪迴,並在地力恢復前就得再度使用土地。到了最後,對土地的過度利用對土壤造成致命的破壞,使其再也無法回復。

保羅・哈里森在此地遇見並訪談了一位名為穆慕尼(Moumouni)的六十歲農夫,他親眼見證了發展問題對撒哈拉沙漠南部邊境傳統農地,造成大幅破壞的數個階段。

穆慕尼記得當他年幼時,他父親住的聚落裡只有12個人。現在人數增加到了34個,其中有5名年輕人離家到象牙海岸工作。村裡的土地由族長進行分配,分配的原則是根據個人所需……然而村落的傳統土地未曾增加過……所以就從原本需要休耕的土地中撥了六分之五,來補上不足的土地。休耕期在過去數十年中漸漸變得愈來愈短,到現在只能有四到五年的時間,然而土地至少需要12年才能讓耗盡的地力恢復。

穆慕尼領引哈里森去看他的土地。

即使是這些靠近聚落的土地,土壤看起來也非常貧瘠,布滿石頭與塵埃,完全沒有腐植質。而且這還是唯一有施肥的土地,使用來自一頭驢子與數頭山羊的排泄物。以這些住家為中心,直徑50哩圓圈之外的地區,土地是暗紅色的,既乾涸又堅硬。該片土地去年曾開墾過,但是收成慘澹。穆慕尼認為那片土地今年也長不出東西。

這些困難造成的影響是全國性的。一份世界銀行報告,估算出布吉納法索在1988年,因「土地退化所造成的作物、牲畜與木柴的損失」,大約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8.8%。

傳統搜食者的生活在20世紀同樣受到嚴重打擊。比較特別的是,即使搜食社群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規模與資源,有著天壤之別,但搜食社群並沒有發生徹頭徹尾的改變。事實上,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巨大的落差,反而使得一些社群能夠保存他們的傳統。當他們的土地被用來居住或採礦,他們就被蠻橫且不客氣地移走;否則,他們就被冷落在一旁不受打擾。他們與現代社會的軍事衝突,通常是游擊戰或小規模戰爭。這些衝突是貨真價實的,而且有時國家也會直接參戰,就像美國的印第安戰爭,及從澳洲到西伯利亞之內,發生於國家與親族社群的眾多游擊戰。不過,每當戰爭結束,親族社群往往能夠從那些大量掠奪他們的社會找到利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些社群能夠倖存下來並延續至今,並可能比農業社會的農耕族群,把更多的傳統保留下來。而且這些社群的生活方式,有許多讓現代社會足以借鏡,因為其存在的時間比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要悠久得多。

傳統貢賦帝國的崩潰

現代資本主義也摧毀了農耕文明時期的大型政治結構。主宰著農耕文明時期的大型貢賦帝國,以驚人的速度崩解了。1793年,當喬治三世(George III)派遣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以特使身分到中國,要求具有平等的外交代表與貿易權利時,清朝的乾隆皇帝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認為英國「遠在重洋」,不過對於喬治三世派遣「使臣」前來,對其「恭順之誠」表示嘉許,並鼓勵他持續表示恭順,「以保義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一個世紀之後,歐洲對全世界展現的也是這種高傲的態度。在當下,他們似乎完全有理由這麼做;畢竟歐洲那時能夠生產的物品,中國幾乎也都有能力製造,而且更為物美價廉,所以歐洲人必須用白銀購買大量的中國商品。

不過,很快地,英國商人發現了一些中國消費者想要的物品:在中國不准銷售印度生產的鴉片。英國商人先是進行非法買賣,到了1840年代,英國商人搭著炮艦重返中國,掀起了所謂的鴉片戰爭,逼迫中國政府開放新的鴉片貿易,即使可能引發無窮的後患。1839年,中國的地方官員在廣州強迫英國商船交出鴉片,並予以銷毀。中國官員林則徐寫信給維多利亞女王,信中表示:「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知鴉片之為害也,既不使為害於該國,則他國尚不可移害,況中國乎?」英國首相巴麥尊勳爵(Lord Palmerston)則宣稱,問題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而非鴉片,於是派遣一支艦隊將廣州封鎖,並與中國水師發生衝突。

接下來兩年中,英國艦隊開始攻擊其他港口,最終控制了長江流域的城市,但北京的糧食需要利用大運河從這些城市供應,迫使中國人於1842年做出讓步。中國的軍隊與海事技術,自馬可・波羅的時代以來毫無變化,無法與英國的裝備相提並論。工業化加深了兩者技術與生產力水準的鴻溝,終導致中華帝國在20世紀初期一敗塗地。到了20世紀末,世界上已經不再有任何政治或經濟體,符合艾瑞克・沃爾夫的「貢賦國家」模型,即使它們僅僅於兩個世紀前,還在世界上具有主宰地位。

雖然古代貢賦帝國的迅速傾圯,成為過去兩個世紀當中突出的特徵,但有另一個特徵卻被人大大忽略:許多傳統貢賦世界的特色,在20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被保留了下來。在現代化革命運動的引領下,共產主義政府先後在蘇俄及中國出現。不過,他們的意識形態既是反資本主義的,也是反專政的。此一特徵有助於解釋為何這種意識形態會吸引若干社會,這些社會中的菁英分子強烈地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他們傳統尊嚴與文化的攻擊,成為了一種汙辱。史達林在1930年代初的集體化運動時期,對資本主義強烈排斥,這代表蘇聯必須在缺乏資本主義創新技術作為動力的情形下,與主要的工業強權競爭。中央對經濟與知識交流嚴格控管,使資本主義的生命線——商業與智識的交換——受到箝制,審查制度也阻礙了市場經濟中能產生許多小型創新技術的集體學習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