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豬渡河》導讀：失掉的好地獄，一段不堪回首的砂華史

這幾年華語文學世界吹起動物風，從莫言（《生死疲勞》、《蛙》）到賈平凹（《懷念狼》），從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到吳明益（《單車失竊記》）作家各顯本事，而姜戎的《狼圖騰》更直逼國家神話。張貴興自己也是象群、猴黨的創造者。但野豬出場，顛覆了這些動物敘事。在一個以伊斯蘭信仰為主的語境裡大談野豬，作者的種族諷刺意圖昭然若揭。但千萬華人移民賣身為豬仔、渡海謀求溫飽的處境，一樣等而下之。小說中的華人為了防禦野豬，年年疲於奔命，豬芭村的獵豬行動從戰前持續到戰後，難捨難分，形成命運共同體。尤有甚者，亂世裡中日英荷各色人等，不論勝者敗者，兀自你爭我奪，相互殘殺獵食，交媾生殖，他們的躁動飢渴也不過就像是過了河的野豬吧。

如果說張貴興藉豬喻人，那也只是敘述的表相。他其實無意經營一個簡單的寓言故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豬狗」。《野豬渡河》讀來恐怖，因為張貴興寫出了一種流竄你我之間的動物性，一種蠻荒的、眾牲平等的虛無感。蠢蠢欲動，死而不後已。

德勒玆（Gilles Deleuze）、瓜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論動物，曾區分三種層次，伊底帕斯動物（Oedipus animal），以動物為家畜甚至家寵，愛之養之；原型動物（Archetype／state animal），以動物為某種神話、政教的象徵，拜之敬之。而第三種則為異類動物（daemon animal，由古希臘“daimōn” [δαίμων] 延伸而來），以動物為人、神、魔之間一種過渡生物， 繁衍多變化，難以定位，因此不斷攪擾其間的界線。對德勒玆、瓜達利而言，更重要的是，動物之為「動」物（becoming animal），意義在於其變動衍生的過程。任何人為的馴養、模擬或想當然耳的感情、道德附會，都是自作多情而已。

張的動物敘事可以作如是觀。他對野豬、對人物儘管善惡評價有別，但描寫過程中卻一視同仁，給與相等分量。小說開始，主人公關亞鳳的父親就告訴他「野豬在豬窩裡吸啜地氣，在山嶺採擷日月精華……早已經和荒山大林、綠丘汪澤合為一體……單靠獵槍和帕朗刀是無法和野豬對抗的。人類必須心靈感應草木蟲獸，對著野地釋放每一根筋脈，讓自己的血肉流濬天地，讓自己和野豬合為一體，野豬就無所遁形了。」亞鳳父親的說法正是把野豬視為「原型」動物，賦予象徵定位。但小說的發展恰恰反其道而行。千百野豬飄忽不定，防不勝防，或者過河越界，或者被驅逐殲滅。如果與人「合為一體」，那是夢魘的開始。

於是小說有了如下殘酷劇場。豬芭村裡日軍搜尋奸細，砍下22個男人頭顱，刀劈3個孕婦的肚子後，一片鬼哭神嚎。就在此時，一隻齜著獠牙的公豬循著母豬的足跡翩然而至，

牠……伸出舌頭舔著地板上老頭的血液，一路舔到老頭的屍體上。牠抬起頭，毫不猶豫的將吻嘴插入老頭肚子裡，開始了凶猛囫圇的刨食。已經飽餐一頓的母豬看見雄豬後，嗅著雄豬的肛門和陰莖，拱起屁股磨擦雄豬，發出春情氾濫的低鳴……雄豬將老頭肚子刨食乾淨後，肚子鼓得像皮球。牠從老頭肚皮囊裡抽出半顆血淋淋的頭顱，嗅了嗅母豬的乳頭和陰部，將吻嘴伸到母豬兩腿之間，用力的拱撞著母豬屁股，口吐白沫……發出嗯嗯哼哼的討好聲，突然高舉兩隻前蹄，上半身跨騎母豬身上，將細長的豬鞭插入母豬陰道……

張貴興的描寫幾乎要讓人掩面而逃。但他更要暗示的應是豬就是豬，我們未必能，也不必，對牠們的殘暴或盲動做出更多人道解釋。但與其說張意在自然主義式的冷血描述，更不如說他的筆觸讓文本內外的人與物與文字撞擊出新的關聯，攪亂了看似涇渭分明的知識、感官、倫理界限。

比方說面具。野豬血淋淋的衝撞如此原始直接，恰恰激發出小說另一意象——面具——的潛在意義。面具是豬芭村早年日本雜貨商人小林二郎店中流出，從九尾狐到河童的造型精緻無比，極受老少歡迎。隨著小林身分的曝光，所謂的本尊證明從來也只是張面具。知人知面不知心，比起野豬的齜嘴獠牙，或在地傳說中女吸血鬼龐蒂雅娜飄蕩幻化的頭顱，日本人不動聲色的面／具豈不更為恐怖。然而小說最終的面具不到最後不會揭開。當生命的真相大白，是人面，還是獸心，殘酷性難分軒輊。

除了野豬和面具，豬芭村最特殊的還有鴉片。張貴興告訴我們，鴉片1823年經印度傾銷到南洋，成為華人不可或缺的消費品和感官寄託。即使太平洋戰爭期間，鴉片的供應仍然不絕如縷，平民百姓甚至抗日志士都同好此道。在罌粟的幽香裡，在氤氳的煙霧中，痛徹心肺的國仇家恨也暫時休止，何況鴉片所暗示的慾望瀰散，如醉如癡，一發即不可收拾。

野豬、面具、鴉片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意象，在張貴興筆下有了詭異的交接，或媾和。經過「三年八個月」，《野豬渡河》裡人類、動物、自然界關係其實已經以始料未及的方式改變。獸性與癮癖，仇恨與迷戀，暴烈與頹靡，……共同烘托出一個「大時代」裡最混沌的切面。在野豬與鴉片，野豬與面具，或鴉片與面具間沒有必然的模擬邏輯，卻有一股力量傳染流淌，汨汨生出轉折關係。

暴虐的魅惑、假面的癡迷、慾念的狂熱。這裡沒有什麼「國族寓言」，有的是反寓言。在人與獸的雜遝中，在叢林巨蟲怪鳥的齊聲鳴叫中，在血肉與淫穢物的氾濫中，野豬渡河了：異類動物的能量一旦啟動，摧枯拉朽，天地變色，文字或文明豈能完全承載？張貴興的雨林想像以此為最。

當代華語世界有兩位作家以書寫婆羅洲知名，一位是李永平（1947-2017），一位就是張貴興。他們都對故鄉風物一往情深，同時極盡文字修辭之能事。李後期的「月河三部曲」——《雨雪霏霏》、《大河盡頭》、《朱鴒書》——寫盡一位砂拉越少年成長、流浪的心路歷程。他對島上華人，尤其是女性，所遭受的侮辱和損害，有不能已於言者的傷痛。《大河盡頭》撻伐日本和歐裔男性的淫行不遺餘力；然而《朱鴒書》裡，李永平卻採取了童話形式，幻想不同族裔的小女生深入婆羅洲雨林深處，大戰曾經蹂躪他們的元凶，報仇雪恨。李永平舉重若輕，寫出南洋版的《愛麗絲夢遊仙境》，作為與歷史暴力抗衡的方式。但他筆下那些女孩匪夷所思的冒險和勝利裡，藏不住憂傷的底線：多半女孩其實早已經是鬼不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