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變「監控圍城」:中共派一百萬幹部入屋,「同食同住同睡」監察

新疆變「監控圍城」:中共派一百萬幹部入屋,「同食同住同睡」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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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成了「監控圍城」,境內千萬名穆斯林的護照被沒收,中共派幹部入屋「同食同住同睡」,12至65歲人民的指紋、血液樣本、DNA、聲紋、虹膜全被採集在案。

人權觀察的最新報告指,過去一年多以來,中國政府打著「民族團結一家親」的旗號,派遣一百萬名共產黨幹部進駐新疆的穆斯林家庭,定期與突厥裔的穆斯林「同食同住同睡」,以極端入侵性的手段對少數族裔進行思想及行為審查。

這揭示了中共對新疆的監控再度升級,除了百萬名穆斯林被扣押在「再教育營」外,營外約1200萬名突厥裔穆斯林亦無一倖免,包括境內所有維吾爾族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等。

「媒體經常聚焦政治轉化中心(再教育營),但我們發現打壓並不局限於此,而是整個新疆都被捲入監控當中。」人權觀察研究員王松蓮強調。

王指出,中央政府不惜投資大筆金錢,撒下天羅地網,設置無數的檢查站及警崗,而按報告中的新疆穆斯林憶述,幾乎每隔一至二百米就有一個檢查站,離村入村的程序繁複得要花上半天。

更甚的是,中共開始運用高科技,採集人民的生物特徵數據,包括DNA、虹膜、聲紋、血液等,對每個人進行識別、歸檔及追蹤,透過大數據去分析新疆穆斯林的政治可靠程度,將他們區分為三類人:「放心戶/一般戶/不放心戶」,把「不放心戶」收編至教育營、看守所或監獄,餘下的繼續受監控及洗腦教育。

王松蓮形容「高科技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上演:「中央對家庭深入監控,更叫鄰居互相舉報,要家人檢舉家人,還會問小朋友:你爸爸有無教你可蘭經?這一切全民監控都令人想起文革。」

入屋監控,必要時大抓捕 人權觀察:女性瀕臨性侵危機

「2017年初開始,官員每周要來訪兩次,有些甚至在家裡過夜。當局先派人過來,登記名單,給你分配新的『親人』。」52歲的艾依娜古(化名)已逃離新疆,她憶述中共一開始以慶祝春節的名義,大搞「民族一家親」,派遣幹部探訪她的家。後來探訪愈來愈密,變成恆常活動,她更被迫要稱幹部為「親人」。

另一名婦女艾努爾(化名),憶述共有五名中共幹部輪流探訪,到家中監視她和家人,並把調查得來的資訊紀錄在案。有幹部更要求拍照,攝下一起生活的「融洽」照片:「在照片裡,他們(和我)一起讀政治宣傳材料,或是我在床上調整枕頭位置,準備讓他們過夜;或他們躺在沙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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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Human Rights Watch video
中共幹部入屋傳授共產黨黨義,穆斯林女性正在聽他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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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國營新疆/collected by Human Rights Watch
中共派員留宿過夜,穆斯林要表現殷勤,否則會被視為不尊敬黨員而陷入被舉報的危機。

人權觀察報告指出,漢人的地位遠高於少數族裔,權力的不平衡令留宿過夜的幹部可為所欲為,封閉的室內環境更為危險,穆斯林女性有機會被性侵。

人權觀察研究員王松蓮批評,幹部探訪後把照片上傳至新疆當局的微博,製造民族融和的假象,同時暗地裡觀察穆斯林的一舉一動,「是同食同住同睡!連睡覺時共產黨幹部也睡在你旁邊,去到這麼侵犯隱私的情況。」

她表示,新疆當局規定幹部每兩個月至少「落五次村」,視乎穆斯林家庭的政治可靠程度,不被信任的穆斯林會受到更頻密的「探訪」。若幹部發現穆斯林是虔誠的教徒,家人與26個特定伊斯蘭國家有聯繫,更會被抓捕至再教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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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微博/collected by Human Rights Watch
中共幹部有男有女,來自政府機構、國營企業、公共機構等,被統稱為「訪惠聚」(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已逃離險境的艾依娜古表示,她的丈夫身在穆斯林國家,這足以構成她被抓捕的理由,所以當探訪幹部不斷質問她:「你丈夫到哪裡去了?」她陷入恐慌,假裝忙著照顧孫兒,「我擔心自己可能會說溜嘴,告訴他們我丈夫到國外去了。我只好裝聾作啞。」

王松蓮表示,被禁止聯繫的26個伊斯蘭國家包括土耳其、哈薩克斯坦、阿富汗、敘利亞等。敘利亞內戰的武裝部隊曾被發現有維吾爾族人,而過去5年,維族人在新疆內外曾引起暴力事件,惹來中共疑慮。

王認為,不應把所有新疆穆斯林都拿來政治教育,猶如行駛連坐懲罰。人權觀察的中國部主任索非理查森則批評,中共正以恐怖主義為籍口,合理化境內一切酷刑行為。

以反恐之名:打壓伊蘭信仰、控制人民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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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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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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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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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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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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