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把他鄉作故鄉(下):為何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把賽珍珠當作敵人?

誤把他鄉作故鄉(下):為何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把賽珍珠當作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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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賽珍珠的文學成就被高估,但就影響力和作品銷量而言,她已登上西方作家的頂峰。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頒獎語指出,「賽珍珠為西方世界打開一條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瞭解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

誤把他鄉作故鄉(上):賽珍珠筆下的中國,是古典美人還是現代巨人?

中國是「好土地」還是「壞土地」?

1934年,好萊塢當時五巨頭之一的米高梅公司,決定把《大地》搬上銀幕。賽珍珠對西方著作中描寫的中國人,包括好萊塢銀幕上那些由白人化裝成的「黃臉」形象不以為然,她提出《大地》中的華人應該全部由中國演員、或者美籍華裔演員扮演。但是,《排華法案》使得好萊塢的華人演員有如鳳毛麟爪。而且,因為白人演員、義大利裔的保羅・穆尼(Paul Muni)是內定扮演王龍的男主角,當時好萊塢受到「海斯條例」限制,不能在銀幕上出現「種族混婚」的情節,所以女主角也得是白人演員,由奧地利女演員露薏絲・蕾娜(Luise Rainer)飾演阿蘭。

米高梅一度邀請當時最有名的華裔演員黃柳霜出演女配角——淫蕩的歌女荷花。黃柳霜不願出演這個角色,她對導演説:「你怎麽能讓我一個華裔,在一個全部都是歐美人的演員團隊中,扮演唯一一個不值得同情的中國人的角色?」最後,《大地》中主要演員幾乎全是白人,主要場景是在加州搭建的「中國村莊」拍攝完成。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不久,電影《大地》轟動上映。電影的宣傳文字稱:「偉大的銀幕把當代最重要的小說改編推出……這部電影是賽珍珠從一名男子、他的女人、他的民族所嘔心瀝血創作出的宏偉大戲!」影片投資280萬元,賺回350萬元票房,但因成本過高,實際損失9萬6000元。不過,這部電影獲得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的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女主角等5項奧斯卡獎,成為好萊塢的經典之作。

第二年,賽珍珠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她是用英語寫作中國題材獲此獎的西方作家第一人,此「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賽珍珠的文學成就被高估,但就影響力和作品銷量而言,她已登上西方作家的頂峰。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頒獎語指出,「賽珍珠為西方世界打開一條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瞭解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然而,正如電影《大地》所呈現的中國,乃是一個「高度美國化的中國」;賽珍珠以極度真誠的態度描述的中國,是其「中國幻象」的一部分——無論她多麽愛中國,她仍是美國人,或許正是她太愛中國,只看到中國「好」的一面。

儘管賽珍珠後來「背叛」了傳教士的事業,但她無法全然擺脫從小形成的清教徒的價值觀。她筆下的中國農民,宛如當年乘坐五月花號到美洲的清教徒。賽珍珠的作品善意地誤導著美國人和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就和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牧師和他的同僚寫回去的虛幻的傳教報告,是美國數百萬教徒對中國幾近全部的資訊來源一樣,《大地》也是大都是美國人能讀到的唯一一本有關中國的書。就在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創造米老鼠等可愛角色的同時,賽珍珠創造出『高尚的中國農民』,他們主要的吸引力就是他們代表著美國的價值觀。」

賽珍珠筆下「高尚的中國農民」,只存在於她的想像中,從來不曾在中國大地上真實地存在過。毛澤東是另一個版本的、窮凶極惡的農民的代表,毛對《水滸傳》的理解遠比將《水滸傳》翻譯成英文的賽珍珠深刻。

真正的中國農民大都是文盲,不可能閱讀賽珍珠著作的中譯本;中國知識階級通常對農村的中國充滿嫌惡,不願接受賽珍珠對中國特別是中國農村的「美化」。魯迅對賽珍珠的作品不屑一顧,批評賽珍珠用「四海之內皆兄弟」命名《水滸傳》之英譯本,「山泊中人,是並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另外,有中國留學生試圖勸說賽珍珠不要翻譯《水滸傳》,否則的話,西方讀者會認為他們國家的文學遺產描寫的中國人是野蠻的、沒有開化的);林語堂雖然受惠於賽珍珠的推薦才進入美國文化市場,卻因為賽珍珠不願借錢給他而導致友情破裂——這又是中美文化衝突的一個典型案例。

賽珍珠的代表作被譯為《大地》,丟失了英文原名「The Good Earth」中的「好」處和善意。1938年,從中國抗日前線考察歸來的英國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用英國式的幽默從這「好」處下手,在其報導中稱他所看到的中國為「The Bad Earth」。這引起過賽珍珠的憤慨和反擊。

賽珍珠大可不必對奧登口誅筆伐,奧登像她一樣對中國抗戰充滿同情。1938年2月至6月,奧登與合作者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訪問抗戰硝煙瀰漫的中國,見到諸多國共要人及文化界名流,並親赴前線採訪。6月12日,離開中國之前,面對日軍侵略後混亂叢生的上海,伊舍伍引用路易・艾黎(Rewi Alley)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結束了他們在上海、在中國的旅行:「我知道從哪兒重新開始,始於1927年。」1927年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並宣布上海設立「特別市」之始。那一年,也是賽珍珠自我覺醒的轉折點。

奧登的中國行與賽珍珠擦肩而過。賽珍珠寫完《大地》後,放棄了基督信仰和傳教事業,急劇轉向西方左翼陣營,此後積極參與女權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極少談及宗教信仰。而奧登完成《戰地行》之後,在西班牙和中國戰場的經歷使他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和政治的醜惡,原本沒有宗教信仰的奧登發現了宗教信仰的力量,尤其對在華傳教士在艱難條件下保持從容鎮定非常欽佩。

旅居美國後,奧登反省從前的人生觀,對此前創作的很多作品產生質疑,不願意把西班牙內戰期間寫的《西班牙》一詩收入詩集,一度在他身上迸發的左翼激情戛然而止。奧登皈依了基督教,雖然他的思想中仍帶有齊克果式的存在主義。此後,長住紐約的奧登與居住在費城鄉下的賽珍珠幾無交集。

雖然對中國的「好」與「壞」認識迥異,但奧登與賽珍珠有一點是一樣的:他們在中國底層社會發現不可摧抑的生命力。奧登有一首名為《中國士兵》的詩歌,向戰死的無名士兵致敬,中國詩人查良錚(穆旦)將其翻譯為中文:「他被使用在遠離文化中心的地方,又被他的將軍和他的蝨子所遺棄……他在中國變為塵土,以便在他日,我們的女兒得以熱愛這人間,不再為狗所淩辱;也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煙。」

深受奧登影響的「九葉派」詩人杜運燮寫了一首《草鞋兵》與之唱和:「你苦難的中國農民,負著已腐爛的古傳統,在歷史加速度的腳步下無聲死亡,掙扎……但你們還不會驕傲:一只巨物甦醒,一串鎖鏈粉碎,詩人能歌唱黎明,就靠灰色的你們,田裡走來的『草鞋兵』。」至少,這兩首詩都可看作是《大地》的濃縮版。

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將她當作敵人?

經歷過南京事件的賽珍珠,對縱容官兵搶劫殺人之後又謊話連篇的國民黨政府當然不會有任何好感。1927年下半年,賽珍珠已經發現,國民黨沒有真正打算進行社會和教育改革,新政府在社會各界的失望和質疑中舉步維艱。賽珍珠如此評論蔣介石:「他是行伍出身,有軍人的思想,無論是從性格還是經驗來看,他都不適合擔任一個國家的領導……他對現代民主政府一無所知。」她的很多老朋友加入南京政府,但她失望地看到曾經充滿理想的革命者一旦掌權,很快墮落得像這個國家從前的統治者一樣殘暴:政治腐敗,橫征暴斂,殘酷鎮壓反抗者。

1928年,當賽珍珠回到南京時,南京正在展開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以使之配得上新的首都的身份。第一台推土機壓過之後形成了寬闊、筆直的大街。大片的居民區被拆毀,來自革命軍隊的官員現場監工,圍觀的人們沉默著,眼睜睜看著賴以生存的家園變成一片瓦礫。賽珍珠不無諷刺地説:「那一天,國民政府讓它的對手共產黨贏得了第一場勝利。」

賽珍珠與蔣介石有過「一面之緣」,儘管不曾有一句話的交流。那是1929年6月1日,國民政府為孫文舉行隆重的「奉安大典」。葬禮結束後,賽珍珠登上新修的大理石臺階,正好看見蔣介石從祭堂走出來。他目光炯炯,直視前方,大步走過大理石地板,在門廊下站住,俯視山腳下的村莊。「我離他很近,以便觀察他的臉。那太像一張老虎的臉了,高高的額頭微微向後傾,耳朵向後貼著,寬闊的嘴巴似笑非笑,總透出一股殘忍。他的一雙眼睛最吸引人,又大又黑,閃爍著無所畏懼的光芒。這種無畏並不是來自於睿智或者沉著堅韌的品質,而是老虎的無畏,自恃強大,不懼任何獸類。」以儒家哲學家和虔誠的基督徒自居的蔣介石,不會喜歡這樣的描述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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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以後,當《大地》攝製組申請到中國拍攝時,國民黨宣傳部認為它醜化中國而橫加阻撓。最後,害怕激起美國輿論反彈的宋美齡下令放行。當劇組帶著拍攝完成的膠片回國時,卻被歹徒往片盒上倒硫酸,致使在中國所攝部分保存下來的只剩下十分之一。蔣介石的「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在此事件中暴露無遺。

當賽珍珠榮穫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國民黨政府明令駐瑞典大使不得出席賽珍珠的諾獎頒獎典禮,雖然這是歷史上這第一個與中國有關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一如共產黨政權在2010年抵制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國共兩黨真是孿生兄弟。

抗戰期間,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對賽珍珠多年前的反蔣言論仍然耿耿於懷,對賽珍珠剛在《生活》雜誌發表的批評南京政府抗戰不力的文章更是惱羞成怒。對外裝扮出溫文爾雅的基督教模樣的宋美齡,用非常滑稽和「小氣」的方式打擊賽珍珠——她讓親國民政府的《生活》雜誌發行人不要刊登賽珍珠的文章,她以為可以像控制中國的輿論一樣控制美國的輿論。後來,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在解除解嚴前的38年間,賽珍珠的所有著作都成了禁書。

賽珍珠的思想觀念屬於西方左派,但她與一般傾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西方左派不同,她不曾對共產黨抱有幻想。她知道共產黨對農民比國民黨更加殘酷,她的「魯媽」們、她童年的玩伴們以及跟隨她父親的鄉村基督徒們,在共產黨統治下不會有好日子過。她不相信土改和大躍進的宣傳,她知道大饑荒的災難之後,夜不能寐。共產黨政權也不會將賽珍珠當作斯諾那樣的「中國人民的朋友」,她被套上「美國反動文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急先鋒」的大帽子批判和侮辱,她的著作在中國也成了禁書。

賽珍珠不僅在海峽兩岸同時被視為「敵人」,在自己的國家也腹背受敵:她因為對國民黨政府貪污腐化的批評,而受到親國民黨並反共的「右派」政治勢力的冷遇;她又因為對「共產主義」持「不同政見」,而遭到極左派知識份子的唾棄。

中國閉關鎖國23年之後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宣佈訪問中國。已經80歲並受病痛折磨的賽珍珠希望隨團訪問中國,甚至制訂了一個龐大的寫作計劃。她給每一個能幫助她成行的人寫信或發電報,包括尼克森總統和周恩來總理——周的故鄉就是賽珍珠早年生活過的清江浦,周的族人中就有賽兆祥曾為之施洗的中國基督徒。

然而,尼克森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不認為這個常常批評他們的老婦人有什麽利用價值,周恩來也不願給自己增添麻煩。在尼克森的中國之行結束之後3個月,賽珍珠收到中國派駐加拿大一位級別較低的外交官對她簽證申請的回覆。對方措辭粗魯地寫道:「你的所有信件都及時收到了。考慮到長期以來你在作品中對新中國人民和領導人所持的歪曲、醜化和污蔑的態度,我授權通知你,我們不能接受你訪問中國的申請。」不過,以周恩來一慣的滴水不漏的外交手腕,在拒絕其簽證申請的同時,又托尼克森轉送給賽珍珠一套精美的漆器作為紀念禮物。

「我一生到老,從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屬於中國。」在此打擊之下,賽珍珠一病不起。1973年3月6日,在被中國拒簽10個月之後,她於孤獨地離開了人世。火化時穿著她最愛穿的絲綢旗袍。死亡也許是保持她引以為自豪的「逆差」的唯一方式:她在中國生活的時間長於她在美國生活的時間。

遵照賽珍珠的遺願,人們將她安葬在她費城郊外青山農場的一棵百蠟樹下。斜臥在草地上的小小墓碑,沒有出現她家喻戶曉的英文名字,只留下了她備遭冷遇和羞辱的篆體中文名字「賽珍珠」。據說是出自她的親筆,就像一枚陽文的印章。她好像只願意像一個中國人一樣回歸「大地」。

比賽珍珠長一輩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也是出生於來華傳教士家庭,其聞名於世不是以長老會傳教士的身份,而是以燕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司徒雷登以《原來他鄉是故鄉》作為其回憶錄的書名,以此表達對中國的一往情深。而賽珍珠的一生,雖然同樣對中國一往情深,卻不得不將這個書名顛倒過來——「原來故鄉是他鄉」。她以為是「故鄉」的中國,對於她來說其實永遠都是陌生的「他鄉」。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