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把他鄉作故鄉(下):為何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把賽珍珠當作敵人?

誤把他鄉作故鄉(下):為何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把賽珍珠當作敵人?
Photo Credit:Zhou Guanhuai@Wiki CC BY SA 4.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賽珍珠的文學成就被高估,但就影響力和作品銷量而言,她已登上西方作家的頂峰。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頒獎語指出,「賽珍珠為西方世界打開一條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瞭解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

誤把他鄉作故鄉(上):賽珍珠筆下的中國,是古典美人還是現代巨人?

中國是「好土地」還是「壞土地」?

1934年,好萊塢當時五巨頭之一的米高梅公司,決定把《大地》搬上銀幕。賽珍珠對西方著作中描寫的中國人,包括好萊塢銀幕上那些由白人化裝成的「黃臉」形象不以為然,她提出《大地》中的華人應該全部由中國演員、或者美籍華裔演員扮演。但是,《排華法案》使得好萊塢的華人演員有如鳳毛麟爪。而且,因為白人演員、義大利裔的保羅・穆尼(Paul Muni)是內定扮演王龍的男主角,當時好萊塢受到「海斯條例」限制,不能在銀幕上出現「種族混婚」的情節,所以女主角也得是白人演員,由奧地利女演員露薏絲・蕾娜(Luise Rainer)飾演阿蘭。

米高梅一度邀請當時最有名的華裔演員黃柳霜出演女配角——淫蕩的歌女荷花。黃柳霜不願出演這個角色,她對導演説:「你怎麽能讓我一個華裔,在一個全部都是歐美人的演員團隊中,扮演唯一一個不值得同情的中國人的角色?」最後,《大地》中主要演員幾乎全是白人,主要場景是在加州搭建的「中國村莊」拍攝完成。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不久,電影《大地》轟動上映。電影的宣傳文字稱:「偉大的銀幕把當代最重要的小說改編推出……這部電影是賽珍珠從一名男子、他的女人、他的民族所嘔心瀝血創作出的宏偉大戲!」影片投資280萬元,賺回350萬元票房,但因成本過高,實際損失9萬6000元。不過,這部電影獲得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的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女主角等5項奧斯卡獎,成為好萊塢的經典之作。

第二年,賽珍珠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她是用英語寫作中國題材獲此獎的西方作家第一人,此「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賽珍珠的文學成就被高估,但就影響力和作品銷量而言,她已登上西方作家的頂峰。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頒獎語指出,「賽珍珠為西方世界打開一條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瞭解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然而,正如電影《大地》所呈現的中國,乃是一個「高度美國化的中國」;賽珍珠以極度真誠的態度描述的中國,是其「中國幻象」的一部分——無論她多麽愛中國,她仍是美國人,或許正是她太愛中國,只看到中國「好」的一面。

儘管賽珍珠後來「背叛」了傳教士的事業,但她無法全然擺脫從小形成的清教徒的價值觀。她筆下的中國農民,宛如當年乘坐五月花號到美洲的清教徒。賽珍珠的作品善意地誤導著美國人和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就和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牧師和他的同僚寫回去的虛幻的傳教報告,是美國數百萬教徒對中國幾近全部的資訊來源一樣,《大地》也是大都是美國人能讀到的唯一一本有關中國的書。就在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創造米老鼠等可愛角色的同時,賽珍珠創造出『高尚的中國農民』,他們主要的吸引力就是他們代表著美國的價值觀。」

賽珍珠筆下「高尚的中國農民」,只存在於她的想像中,從來不曾在中國大地上真實地存在過。毛澤東是另一個版本的、窮凶極惡的農民的代表,毛對《水滸傳》的理解遠比將《水滸傳》翻譯成英文的賽珍珠深刻。

真正的中國農民大都是文盲,不可能閱讀賽珍珠著作的中譯本;中國知識階級通常對農村的中國充滿嫌惡,不願接受賽珍珠對中國特別是中國農村的「美化」。魯迅對賽珍珠的作品不屑一顧,批評賽珍珠用「四海之內皆兄弟」命名《水滸傳》之英譯本,「山泊中人,是並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另外,有中國留學生試圖勸說賽珍珠不要翻譯《水滸傳》,否則的話,西方讀者會認為他們國家的文學遺產描寫的中國人是野蠻的、沒有開化的);林語堂雖然受惠於賽珍珠的推薦才進入美國文化市場,卻因為賽珍珠不願借錢給他而導致友情破裂——這又是中美文化衝突的一個典型案例。

賽珍珠的代表作被譯為《大地》,丟失了英文原名「The Good Earth」中的「好」處和善意。1938年,從中國抗日前線考察歸來的英國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用英國式的幽默從這「好」處下手,在其報導中稱他所看到的中國為「The Bad Earth」。這引起過賽珍珠的憤慨和反擊。

賽珍珠大可不必對奧登口誅筆伐,奧登像她一樣對中國抗戰充滿同情。1938年2月至6月,奧登與合作者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訪問抗戰硝煙瀰漫的中國,見到諸多國共要人及文化界名流,並親赴前線採訪。6月12日,離開中國之前,面對日軍侵略後混亂叢生的上海,伊舍伍引用路易・艾黎(Rewi Alley)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結束了他們在上海、在中國的旅行:「我知道從哪兒重新開始,始於1927年。」1927年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並宣布上海設立「特別市」之始。那一年,也是賽珍珠自我覺醒的轉折點。

奧登的中國行與賽珍珠擦肩而過。賽珍珠寫完《大地》後,放棄了基督信仰和傳教事業,急劇轉向西方左翼陣營,此後積極參與女權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極少談及宗教信仰。而奧登完成《戰地行》之後,在西班牙和中國戰場的經歷使他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和政治的醜惡,原本沒有宗教信仰的奧登發現了宗教信仰的力量,尤其對在華傳教士在艱難條件下保持從容鎮定非常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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