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帝國》：晚明白銀流入中國，成就了「西門慶們」的生活

文：徐瑾

白銀的使用，不僅是海外貿易繁茂的結果，也是從實物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需要，源自明代社會經濟發展成熟。這也使得明代經濟呈現與以往不同的形貌。

白銀不僅刺激了中國經濟，還催生了諸多的社會變革。白銀流入對於晚明意義重大，正是在那時形成了一個因商業而快速世俗化的新世界，「通過推進貨幣增長，提高商品交換效率，以及促使中國官員實行延誤已久的賦稅改革等方式，日本和墨西哥銀元在成就中國晚明聲望的充滿活力的經濟膨脹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一經濟膨脹的影響施及明朝各個地區，但對南方和東南地區的影響則尤為明顯，在此，城市人口激增，農業也更加商品化，工商業則一片繁榮。」

《金瓶梅》成書期間，剛好對應晚明經濟白銀化的歷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白銀成全了西門慶們。

仔細閱讀對比，就可以注意到這是與以往古典小說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全書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三百餘人，幾乎達到全民皆商的地步，即使不從事商業，也呈現商業氣質。「除了妓女和西門慶的家族成員之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商人，一類是官員。有些官員直接或間接地從事商業活動——如周守備就出資在臨清經營了『謝家酒樓』；有些人雖不從商，但也將官場視為賺錢牟利之具。可以說，《金瓶梅》中幾乎所有的官員身上都散發著濃郁的商業氣息。」

商而優則仕，西門慶無疑是一個主要角色，是晚明社會的絕佳隱喻。拋開道德判斷，這個人從破落戶出身奮鬥到權傾一方，從生藥舖起家到家產萬貫，算得上具備企業家精神。他也是一個典型的經濟人，其家庭生活與權力網路都是圍繞著白銀而展開。

在白銀浸淫之下，清河縣西門一家的生活是怎樣的呢？除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色」，在「食」上也讓人記憶深刻，有人統計《金瓶梅》所提到的食品達兩百多種，酒24種，茶19種，大小飲食場面247起，而書中露骨的性描寫僅105處。且看應伯爵上門時候的招待，「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彎彎王瓜拌遼東金蝦，香噴噴油炸的燒骨，禿肥肥幹蒸的劈晒雞。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飯（即佐餐菜肴）：一甌兒濾蒸的燒鴨，一甌兒水晶膀蹄，一甌兒白炸猪肉，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才是裡外青花白地磁盤，盛著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鰣魚，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對一個幫閒的日常招待，也寫得活色生香。一個縣城暴發戶的奢侈在書中比比皆是，京城朝廷的風氣則可想而知。由此可見，白銀流入帶來的貨幣化引發生活品質的變化，炫耀性消費增加，在這點上明朝、晚清和18世紀的歐洲很接近，只不過它還在歐洲帶來了社會的重大變革，正如休謨所言，金銀流入造就了歐洲各國生產興趣的高漲以及勤勉心，「自從美洲發現了金銀礦，不光礦主，連歐洲各國的生產情緒都普遍高漲；這種勁頭的形成，除了別的原因，把它歸之於金銀的增加，是不過分的」，「追溯貨幣在全體國民中流通的過程是很容易的，我們將看到：貨幣在提高勞動價格之前，必然首先刺激每個人的勤勉心。」

和大衛・休謨、馬克斯・韋伯等人對於資本主義興起的解釋有所不同，同時期的社會學大師維爾納・桑巴特對於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興起的解釋更加活色生香，「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愛情的一個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一切流行總是自上而下，奢侈與資本主義的流行也是如此，從宮廷尤其是法國宮廷開始流向不同階級，節日歡慶以及化裝遊行頻率都加大，「一切與時尚、奢侈、華麗、揮霍相關的怪念頭首先都是由情婦們在實踐中嘗試，使其在某些方面變得平和之後，它們才最終為受尊重的婦女接受。」

事實上，炫耀性消費有益於經濟的觀念在今天也能得到驗證，而美國經濟學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所著的《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很早就提出類似觀點。不過像桑巴特這樣將驕奢淫逸之風界定為時代潮流甚至前進動力，並將其放在類似「第一推動力」的位置上似乎還是少見。他認為正是這類超出必要的消費促使資本主義萌生，而資本主義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費型城市，「富人們很快就對新的快樂感到麻木。他們房中的陳設像舞臺設備一樣可以隨意改變；穿著成了真正的任務；吃飯則是為了炫耀。在我看來，奢侈對於他們就如同貧窮對於窮人一樣，是一種苦惱。啊！為奢侈而犧牲任何事物，這太值了！巴黎那些富人的巨大災難就是瘋狂的消費，他們總是花得比預計的要多。奢侈以如此可怕的消費形式出現，以致沒有哪份財產不被其逐漸消耗掉。從沒有一個時代像我們現在這樣恣意揮霍！人們浪費自己的收入，揮霍盡財產；每個人都追求讓人吃驚的鋪張排場，試圖在鄰居中出人頭地。」

桑巴特的理論世界中，肉體與情愛的解放正是奢侈消費的動力之一，如「在合法配偶之外養一個文雅的情婦，或用情婦取代合法配偶已成一種時尚」、「勾引婦女對年輕男子來說成了一種勇敢行為，他必須這麼幹，不然就會被同伴譏笑」等描述見諸其書，他最終斷言，「沒有一件事情比從中世紀到18世紀兩性關係的改變那樣，對中古和近代社會的形成具有更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