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宣布已與中國達成「歷史性」協議,外交部:有先知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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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外電消息指稱,梵蒂岡剛剛主動宣布,梵蒂岡已與中國達成「歷史性的」主教任命協議。

(2018.9.22 18:45 更新)

中國與梵蒂岡因主教任命問題,多年來懸而未決,近日傳出本月梵蒂岡將會前往北京簽署「主教任命協議」,而根據最新外電消息,梵蒂岡剛剛主動宣布,已與中國簽署了一份臨時性協議,達成「歷史性」的任命協議。

(中央社)教廷官方媒體「梵蒂岡新聞」宣布,教廷今(22)日已與中國針對主教任命問題,簽署了一份臨時性協議。聲明指出,在長久互相接觸後,教廷國務院與外交部次長卡米萊利(Mons. Antoine Camiller),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9月22日在北京針對主教任命問題簽署了一份臨時性協議,祈願它能對在中國的教會生活、中國人民的福祉與世界和平作出積極的貢獻。

梵蒂岡聲明指出,該項臨時性協議是一個循序漸進和相互靠近的成果,是經過漫長過程的慎重商討後簽署的,協議也將就其本身的落實情況,進行定期性的評估,該協議涉及教會生活極其重要的主教任命問題,並為更廣泛的雙方合作創造條件。

梵蒂岡聲明說,雙方的共同期望是該項協定能促進一個富有成果和遠見的雙邊對話,並能為在中國的天主教生活、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

不過該聲明並未透露協議細節,也沒有提到中梵或與台灣之間的外交關係。中國外交部同步發出聲明,強調中梵雙方將繼續保持溝通,推動雙方關係改善進程繼續向前發展。

教廷與中國達成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我國外交部今天表示,教廷為解決天主教在中國的教務問題,不斷嘗試努力與中國對話,雙方終於達成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中華民國政府期待此一協議有助中國天主教會與普世教會共融合一,並能促進中國宗教自由的發展。

同時外交部表示,教廷已向我方重申,此一臨時性協議無涉政治外交,更不影響台梵間已邁入第76年的邦交關係。未來我國將持續與教廷在人道援助、文化教育、環境保護、宗教自由、橋梁教會、青年培訓及跨宗教對話等各方面加強合作,鞏固邦誼。台灣主教團甫於今(2018)年5月赴梵向教宗方濟各述職,政府也早已規劃10月中旬將派團訪梵,出席先教宗保祿六世的封聖典禮。

「主教任命協議」將成中、梵建交前兆?梵蒂岡:外交上「仍承認台灣」

中國和梵蒂岡簽署「主教任命協議」,中國將承認教宗的天主教領袖地位,而梵蒂岡方面則承認北京任命的主教,外界擔心此項協議是否會為近70年沒有外交關係的中國與梵蒂岡鋪路?梵蒂岡當局則強調,與中國簽署的協議僅限於主教任命,不會涉及台灣議題,教廷在外交上「仍承認台灣」。

《路透社》報導,梵蒂岡與中國今年持續進行雙邊會談,其中的重要推手、教廷國務院長帕洛林(Pietro Parolin)日前表示,他希望主教任命協議能在不久的將來簽署完成,據傳該協議將在下周於北京簽訂,這將使梵蒂岡在中國的主教任命上有發言權,且教宗擁有最終否決權。

若中國與梵蒂岡簽訂協議,將意味著梵蒂岡與中國斷交近70年來,中國地區所有主教將首次承認教宗的權威。梵蒂岡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主教任命問題一直是雙方建立正式關係的最大障礙之一。教廷若和中方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將是一項歷史性突破,甚至可能成為雙方建交的前兆。不過報導指出,梵蒂岡強調,這項協議是關於主教的任命,跟台灣的外交沒有關係,仍在外交上承認台灣。

外交部今(22)日也回應,表示「外交不是零和遊戲」,對台灣來說,最重要的是維持台梵長久、穩定的邦交。

《BBC中文網》指出,中國1951年與羅馬教廷斷交,許多天主教徒在毛澤東統治期間被迫轉入地下活動,目前全中國大約有1000萬名天主教徒、100名主教,其中有一些主教獲得北京的批准,但不獲羅馬教廷承認。

《香港01》報導,未來的主教任命,將由當地的教會、中國政府與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共同提出主教人選,交由教區神職人員以及信徒代表以「民主選舉」方式票決,投票結果送審核後,再透過外交管道提交教宗,教宗有數月可調查;若教宗予以否決,雙方將展開對話,以期提出新人選。


(以下新聞原刊於2018.9.17 20:21)

《華爾街日報》:中國和梵蒂岡即將簽署「任命協議」

(中央社)美國《華爾街日報》14日引述兩位熟悉中梵談判的人士指出,中梵預計本月底簽署主教任命協議,中國將承認教宗的天主教領袖地位,教宗則將承認原本被逐出梵蒂岡教會系統、由北京任命的7名主教,且教宗也對中國主教任命有否決權,而中國將促進官方教會與地下教會合一。

由於協議內容事涉敏感,《華爾街日報》報導,中梵雙方都同意在簽署後,協議內容不對外公開。

《華爾街日報》指出,外界對這項協議的反應可能相當分歧,部分人士讚許這是梵蒂岡獲致外交成功,拉近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距離,但有些人則警告這是宗教自由原則的一大挫敗。

中梵協議,是中國走向「政教分離」、「宗較自由」的第一步?

熟悉中梵談判人士向《中央社》分析,中國原本堅持外國人不得干預中國宗教,但在這次協議內容中,中國將首次承認教宗為中國天主教領袖,這代表中國的重大讓步。

知情人士並表示,中梵協議將有助中國教會突破目前封閉現狀,與普世教會接軌,對中國境內其他宗教的開放自主,也會帶來正面的示範作用。

義大利籍學者郗士(Francesco Sisci)是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員,長期關注中梵談判進程,曾經專訪教宗方濟各。他15日在義大利《星期新聞》網站(SettimanaNews)發表專文,認為中梵協議有助於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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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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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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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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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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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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