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眼中的金錢》:儒家口中的「小康」,標準隨著階級有所不同

《大師眼中的金錢》:儒家口中的「小康」,標準隨著階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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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什麼是中庸的財富呢?儒家更高明而少見地將之界定在社會階層的等級線上。並且,還從這裡突破了生活需用的層次,將財富發展為一種社會工具,誘導人們「嚮往作君子而棄小人。」

文:葉仁昌

董仲舒(179-104 BC)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話。他說,「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春秋繁露,度制)從這裡,我們看到了儒家一種心理上的掙扎矛盾。他們一方面希望人民能夠富足,至少樂歲終身飽;但另一方面,又顧慮過度的滿足會帶來道德腐敗。在光譜的一個極端,是饑寒起盜心;另一個極端,則是飽食思淫慾。

固然,脫離貧窮有提升道德的效果,但它的邊際效用卻總是遞減的。甚至,當愈來愈有錢之際,寡廉鮮恥反而增加了。尤其是那些短期致富的暴發戶,不正是經常行事乖張、言語粗俗嗎?

儒家因此寧可取其中道、選擇小康;既不至於因饑餓而寡廉鮮恥,也不至於因富足而腐化驕恣。明顯地,貫穿其整個財富倫理的,乃一種極為濃厚的道德考量。他們之所以肯定小康,是將它當作美德的前提條件;而之所以拒斥大富,是認定其為美德的障礙。從頭到尾,儒家所最在意的都是道德;而小康的結論,就是這樣在悖德的害怕擔心下「左擠右壓」出來的。

財富多寡?決定於階層地位

那麼,儒家在訴求於小康後,對於財富的合理範圍,有什麼具體的衡量標準呢?許多人想當然耳地認為,既然他們期待的只是不虞匱乏,那麼,財富的合理範圍,應該就是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財富數量吧!這種理解很類似於我們俗話常說的「不多不少、夠用就好。」

此一理解不算錯誤!但深究之下,恐怕過於簡單化了。畢竟每個人的生活條件和需要,存在著高度差異性。譬如,作為一位文人或教授,其生活必需品就顯然與工人和農民截然不同。他可能需要購買大量的書籍、寬敞的書桌,並藉由旅行和藝術等「文化消費」來培養視野和見識。而這一切對工人或農民來說,卻可能屬於所謂的「無用之物」。

除此之外,由於社會的變遷和進步,生活必需品的界定也日新月異。比方說汽車,過去是有錢人的享受,現在則是代步的普遍工具而已。

無怪乎前述的亞里斯多德,在界定財富的合理數量時,也只能提出很抽象的倫理原則:所謂既素樸又寬裕;既節制又自由。對此,儒家似乎也有同樣的了悟。老實說,要在生活必需品與「無用之物」之間訂出一個標準,既困難,也沒有意義。

之前,不是也提到過馬克思和亞當斯密嗎?對於所謂的最低生活標準,其中一個說,這牽涉到各個不同國家「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另一個則要求,還應該考慮到社會習俗。

儒家在這個問題上,比起亞里斯多德、馬克思和亞當斯密高明許多。它別出心裁地提出一種見解,將財富的合理範圍界定在社會階層的等級線上。即各個人可以合理擁有的財富,要與自己所屬的階層地位和身分相稱。

譬如,作為一個庶民或農人,只要有鍋碗瓢盆、農具、瓦屋和溫暖的衣服就夠了。但士君子則還要有能力支應必要的階層禮儀和文化開銷。從平民的角度來看,這些幾乎都是多餘的浪費;但對於士君子,為了扮演其在階層秩序中的角色,它們卻是不折不扣的生活必需品。

而如果是君主或王公大人呢?那就更不用說了!高規格的威儀、排場和品味,都該算是生活必需品了。荀子說得好,所謂「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這一切完全是基於階層角色的需要。因此,在君王或王公大人的日常生活中,耳朵聆聽的,得是「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眼目鑑賞的,得是「雕琢刻鏤,黼黻文章;」口齒品味的,得是「芻豢稻粱,五味芬芳。」(荀子.富國)

儒家特別強調,即使如此講究,仍是一種「中庸」!因為一來,這是基於階層角色的需要,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私慾;二來,在這些方面的支用有其消費限度。譬如,對孔子而言,周禮舊制就是很重要的參考依據。若在消費和生活上超過了自己的階層和身分,即是一種不合乎「禮」的僭越。當然也就違背了中庸。

有趣的是,如果我們延伸推廣這一層意義,那麼,一個教授開幾百萬的高級名車、普通員工出手闊綽的奢華消費、或公職人員卻住豪宅又全身昂貴精品,對儒家來說,恐怕都是一種沒有財富教養的「驕暴」了;因為這一切已經逾越了各自的階層和身分。

報酬分配作為一種社會誘因

儒家這樣一種界定在階層等級線上的小康論調,確實很有特色!但其中隱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即他們要將財富從「生活需用」的層次拉高,轉變為一種實踐其道德理想的「社會工具」。

實際的做法有兩個要訣。首先,要求那些想爬升到高位的人們,必須德能兼備。即「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孟子.公孫丑上)接著,則是提供豐厚的社會報酬給那些已經爬升到高位者,以作為一種肯定和誘因。綜合起來說,即「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荀子.富國)

內含於其中的精神,就是將「德能」設計為取得高位所需的前提條件,而後以報酬的高度差異化,來鼓舞社會成員「嚮往作君子而棄小人。」所謂的「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荀子.彊國)正就是此意。有人在乎的是爵位,有人渴望是俸祿,有人想要的只是糧餉,但治理的原則都一樣,就是要用它們來作為獎懲工具。

荀子還辯稱,基於「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同樣地,「聖王財衍,以明辨異。」(荀子.君道)意思就是說,聖王會藉由財物的豐饒多寡,來區分臣民的上下等級關係。明顯地,這些話都是將報酬分配當作治理上的一種社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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