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場政治學》：為什麼村里長七成都是無黨籍？

文：王宏恩

在台灣，每個知名的政治人物都可以被歸類是泛藍或是泛綠，我們也可以從他所屬的政黨，大概知道他支持統一或台獨。但是，這個現象並沒有出現在最基層的村里長身上：打開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網站，我們發現，自1996年以來，我國村里長選舉中無黨籍候選人的總得票率從55％一路上升至76％，也就是台灣人有近8成都投給無黨籍的里長候選人、而不是兩大黨的候選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難道村里長選舉中的藍、綠招牌不重要嗎？假如不靠藍綠也能當選，那為什麼我國那麼多政治人物仍然選擇加入兩大黨呢？筆者於2015年《選舉研究期刊》所發表的學術文章〈政黨標籤的規模效應——以2014年村里長選舉為例〉當中，試圖用統計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註1）

候選人為什麼要加入政黨？除了候選人本身可能認同那個政黨的政策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節省選舉成本。這邊的節省成本，並不是說政黨會給你錢來幫忙打選戰，而是當選民不認識你、根本沒聽過你時，一看到你的政黨，就八成知道你想推動的政策大方向是什麼，也能馬上決定要不要支持你。這對於許多第一次競選、或沒沒無聞的候選人特別重要。

有了這政黨的招牌一掛上去，候選人就不用去一家一家敲門，跟每個人說明自己的政治理念。從政治學理論來看，這也是政黨在民主制度中出現的重要原因。如同本章一開始所說的，我可能根本不知道這立委候選人是誰，但她說她是民進黨提名的，我大概就可以推論，她比較支持台灣獨立的相關議題、或是在兩岸交流上採取比較保守的看法。

但是，加入政黨也可能存在風險。假如跟你同一政黨的人素行不良、假如跟你同黨的總統表現不好，或者假如你想推動的某項議題跟政黨內多數人不同，那你可能會因為這個政黨的招牌而造成損失。好事靠黨籍傳千里，壞事也是。

但，對於村里長選舉來說，就沒有這個困擾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國村里大多數很小，候選人真的有辦法「一家一家握到每一位選民的手。」

我國現行的村里劃分範圍，大多仍來自於日治時期的「保甲制度」。大家還記得高中歷史課本的話，就知道保甲制度的目的在於偵查民眾，所以保甲的範圍就是保正及甲長可以透過個人能力而實質掌握的範圍。國民政府來台後，原本想在民間建立的小組制度成效不彰，因此轉而培養村里長制度，成為地方動員選舉與買票的基礎。在此制度之下，村里範圍大小同樣必須是村里長個人能夠觸及並掌握大多數選民的範圍。隨著民主化與經濟成長，有些村里變得很大，又因為台灣省政府法規的戶數上限而被切割成更多村里；有些村里則因人口流失而萎縮。在2014年的村里長選舉中，人口最少的村僅59位選民，最大的則有28,777位，相差超過500倍！

讀到這邊，本書讀者不妨想像一下，假如今天你想選里長，而你的里民只有59位時，你會怎麼打選戰呢？假如你的里民有28,777位，你又會怎麼打選戰呢？而假如你要參選更高層級，例如總統，年滿20歲的選舉人數共有將近1900萬人，你又要怎麼讓選民認識並支持你呢？

此時，前面提到的政黨標籤就派上用場了。當里民人數少，我一家一家跑就好，不必加入政黨以免不必要的限制或影響；但當里民人數多，很多我握不到手、或根本只有選舉日才會回來時，我就必須掛上黨籍，讓更多人知道我是誰、我可能會推行什麼政策。

2014年的村里長選舉確實符合政治學理論的預期。人數少於1000人的村里，有72.2％都是無黨籍的候選人參選。人數大於3000人的村里，都是無黨籍的參選者僅有44.6％，也就是說，超過半數選區的候選人有掛上黨籍。當村里的人數越多，該村里長選舉就越可能從無黨籍對決變成藍綠對決。

我更進一步分析，觀察同樣在2010年與2014年有連選2次的村里長候選人（共有8203位），是否會因為選區的人數而決定是否掛黨籍。結果我的確發現，假如位在選民人數較多的村里（當人數快大於3000人時），候選人更可能在前一次選舉時是無黨籍、但下一次選舉就掛上了黨籍。透過這樣動態的分析，也間接證實了里長候選人確實會考慮選民人數來決定要不要加入政黨參選。

最後，我透過較複雜的交互作用項迴歸分析模型，在控制選區裡其他可能的變數後，發現在選民人數越多的村里，掛兩大黨的黨籍（尤其是掛民進黨）參選，更容易得到較多的選票，但這效應在選民人數少的村里並沒有出現。透過迴歸模型分析，我也發現在村里長選舉裡，平均來說，男性候選人得票會高於女性、中年（40－50歲）候選人得票會高於青年與老年候選人、現任村里長得票會高於挑戰者。

既然我們在村里長選舉裡發現了這個掛黨籍跟選民人數的交互關係，當我們往上考量選民更多的縣市長選舉、立委選舉、與總統選舉時，掛黨籍就顯得更重要了。因此，我們也更容易看到大多數想往上選的政治人物都掛上藍、綠、小藍、小綠來參選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國村里長大多是無黨籍、但其他層級的政治人物大多有黨籍的重要原因之一。

註釋

註1、註2：王宏恩，2015，〈政黨標籤的規模效應——以2014年村里長選舉為例〉，《選舉研究》，22（1）：10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