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他的思想核心是政治實踐的結果，不是永恆的真理

文：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

布魯塞爾執政當局對他表示高度的不信任。在以書面保證「自己絕對不會在比利時批評時政」 後，馬克思才被允許留在這個城市。在他這般處境下，某些人或許會利用這個機會退回所謂的「內心流亡」（Innere Emigration）。更何況，他在私生活的一些新變化讓他變得更脆弱，不太適合當個革命者。妻子燕妮在跟著他從巴黎遷往布魯塞爾時再度有孕。1845年9月26日，次女蘿拉出世。一年半後兒子艾德嘉（Edgar Marx）跟著出世。這讓日常家務急遽增加， 但馬克思不善於應付；至於他的妻子，一方面因為在短時間內連續懷孕身體變得虛弱，一方面因為她是貴族家庭出身，從來也沒親手做過什麼家事，只會指使僕人來料理家務，因此在1846年時，她的母親卡洛琳．馮．西伐利亞（Caroline von Westphalen）從特里爾派遣當年25歲的女傭海倫娜．德慕特（Helena Demuth）前去幫她；從那時起一直到她過世，海倫娜．德慕特就一直細心照顧著他們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毫無保留地參與了馬克思多舛的家庭生活。

在身為父親的責任急遽增加的同時，馬克思的收入卻是快速萎縮。燕妮和他把首飾及所有其他貴重物品，最後連床單、被單等都拿去典當；儘管如此，到了1846年5月，他們還是不得不騰空自己的房屋，搬到附家具的便宜套房。由於馬克思考慮到普魯士遲早會要求比利時當局將他引渡，於是他放棄了普魯士國籍，從那時起成為一個無國籍的人。儘管如此，這一切卻沒有阻礙他繼續在布魯塞爾的幾間圖書館裡縱情地進行研究，也沒有阻礙他繼續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標。他身邊聚集了一些追隨者，一個由死忠擁護者所組成的團隊，其中包括恩格斯、在普魯士坐了將近5年牢的威廉．沃爾夫（Wilhelm Wolff）、格奧爾格．維爾特（Georg Weerth）和摩西．赫斯；馬克思與他們在實際的黨務工作上共同做了初步的嘗試。他也期待可能的盟友與戰友到來。1845年夏天，他與恩格斯結伴前往英國6個星期，在那裡拜會了「正義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正義者同盟」是個由數百名德國工人與工匠共同組成的祕密會社。他們大多是為了逃避普魯士的專制統治而流亡海外，支持著某些模糊不清的社會主義觀念。在巴黎與其他城市，「正義者同盟」與其他類似團體相互結盟，這也為它添上了國際色彩。然而，這個組織卻瀰漫著某種古怪的、社團官僚主義的精神。倫敦的3位主席把自己視為「中央」，把其他城市裡的次級團體稱為「鄉鎮」，它們分別受「專區」所管轄。馬克思與恩格斯被要求建立一個布魯塞爾的「鄉鎮」，他們也確實在後來的兩年中爭取到了數十名工人加入。

只不過， 馬克思與「正義者同盟」的主要煽動者裁縫師威廉． 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鬧翻了。魏特林雖有過人的演說才華，但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卻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憑藉由基督徒的告解與早期共產主義信念所構成的某種特殊混合，魏特林特別能夠鼓動聽眾的情緒；這也是嚴厲拒斥政治中任何多愁善感的馬克思所憎惡的。這場以將魏特林逐出「正義者同盟」作收的衝突，所牽涉的不單單只是思想內容上的差異，還牽涉到私人恩怨。頂多只能算是個平庸演說家的馬克思，很難忍受身邊存在著比自己更有才華的人。不過，他那結構清晰的政治理念，那看透重要歷史發展機制的自信，卻散發出了「正義者同盟」幾位領導人顯然無法抵禦的魅力。到了1847年，他們同意組織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並委託馬克思擬定一個基本綱領，一份《共產主義宣言》。

摩西．赫斯與恩格斯早已擬出了草稿，他們的草稿是仿效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基督信仰小問答》（Der Kleine Katechismus），以問答的形式表達出一項政治原則聲明。馬克思主要是參照了恩格斯的草稿，但他卻反對宗教問答手冊的宗教形式。至今為止，他仍是個幾乎沒有作品的作者。然而，隨著《共產主義宣言》的完成，他卻在短短數週之內交出了自己在寫作方面的傑作， 表達精確、清晰，文句簡單、易記，不會流於枯燥與專業，嚴正且富有說服力地表達了對於當時的社會不公所燃起的憤怒。世上只有極少數的政治基本綱領文本，能在激進的見解、簡明的論證及完美的修辭上，同時達到像《共產主義宣言》那般的高水準。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共產主義宣言》也一樣出色。它起初並未發揮什麼影響力。1848年2月，它以匿名方式用德文在倫敦刊行，然而在那個發生許多大事的革命之年裡，它卻幾乎完全不被世人所注意。一直到1850年舊政府重新站穩腳跟後，一個非法的版本才在科隆出版，另有個第一段的英文譯本則發表在某份雜誌上。然而，得要等到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從1872年起更頻繁地被重印與翻譯，《共產主義宣言》才總算開始有了值得一提的廣泛影響力。儘管此時，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表示「依然適逢其時」，但它的某些部分其實已經「過時〔......〕，因為政治環境已完全改變」。

雖然馬克思在短短兩個月內就完成這份宣言，但「正義者同盟」的倫敦領導人這段期間卻是一刻也等不了，甚至還對他發出警告：

「中央」在此委託布魯塞爾「鄉鎮」通知馬克思弟兄，如果他無法在這個星期二，也就是今年的二月一日，將他在上次大會中被委託撰寫的共產主義宣言交到倫敦，我們將對他採取進一步的處置。萬一馬克思弟兄無法完成宣言，中央將要求他立即繳回大會所交付的文件。

從這封信的內容中，我們不難嗅出某種斤斤計較、相互猜疑的氛圍；這位政治流亡者早在巴黎就曾被這樣的氛圍所毒害。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完全重現了過去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經常抨擊的普魯士專制官僚姿態：它完全不讓人民有機會表現批判意識，或爭取話語權的渴望。

1846年年初，馬克思與恩格斯另外成立了一個「共產黨通訊委員會」（Kommunis¬tisches Korrespondenz-Komitee），意欲聯合歐洲所有從事革命運動的無產階級團體。委員會就設在布魯塞爾，一方面承諾會從那裡將共產黨理論與政治經濟的相關資訊發送至各地，另一方面則希望各地團體也能將一切相關的動態資訊回報給該會。不過，在3月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嚴厲批評了卡爾．格林（Karl Grün），他是傾向蒲魯東的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代言人之一；於是，不僅他的追隨者，就連摩西．赫斯也都遠離了馬克思。儘管恩格斯與其他關係緊密的盟友在巴黎、科隆與基爾（Kiel）等地成立了辦公室，但這個委員會卻從未能發展成一個生氣勃勃的網絡。

對於馬克思及其嚴苛的態度，可說是見仁見智；有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也有勢不兩立的仇敵。馬克思沒什麼外交才華，也不太懂得妥協。除了自己的家人與恩格斯以外，他從未顯露出更深的情感。他對一個人道、正義的社會所抱持的責任感，是理性而非感性的。他只專注於自己的人生主題，除此以外他的人性展現其實十分狹隘。一旦朋友或長年相伴而行的同路人在政治理念上與他發生分歧，或更準確地來說，不遵從他的政治路線，他會毫不遲疑與他們決裂。要不就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要不就被人咒罵得一文不值；在同時代人對他所做的描述中，我們都能察覺到這兩點，人們讚揚他或詆毀他、榮耀他或貶抑他。

沒什麼動機去立場鮮明地支持或反對馬克思的俄國地主暨文學評論家帕威爾．阿聶恩可夫（Pavel Annenkov），他曾在1846年一場漫遊歐洲的旅行中多次於布魯塞爾與馬克思會面。未曾涉入政治壕溝戰的阿聶恩可夫，對這位青年革命家所做的性格描述，比起大多數人所做的或許可信度更高。阿聶恩可夫回憶道，馬克思表現出了一種

由活力、意志力與不屈不撓的信念所構成的類型，一種就連在外觀上也高度引人注目的類型。頭上頂著一頭濃密的黑色鬃毛，手上滿是毛髮，上衣鈕釦扣得歪七扭八；儘管如此，他卻長著一副有權利且有權力要求獲得敬重的男性的外觀，即便外表與行為看起來簡直怪得可以。他的動作雖笨拙，卻也大膽而自信；他的行為舉止完全違背了所有社會禮節。但那些行為舉止卻是帶著驕傲、帶著一點鄙夷的微笑。他那鏗鏘有力的聲音，與他對人事物所做的激進判斷，令人訝異地協調。他所說的，無非就是一些不容任何矛盾的斷言；順道說一句，透過一種他所說的一切都為其所滲透、令人痛苦的刺耳語調，那些斷言變得更尖銳。這項特點表現出了他對自身使命所抱持的堅定信念，那就是：控制人心，將己身意志強加予他們，帶領他們走他自己想走的路。在我面前出現的，是民主獨裁者的化身，誠如它想要浮現在幻想面前。

馬克思（根據帕威爾．阿聶恩可夫所述）早在布魯塞爾就已致力實現的使命，其實並不容易描繪。馬克思從未連貫表述過自己的思想基礎，也就是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只想在所有物質的事件中觀察觀念的實體表現方式與某種普遍精神的內在衝突，在如今的我們看來，這簡直怪異到不可思議。相反地，馬克思的思想強烈地滲透到現代人的心靈，如今它們看起來就像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很難看出它們在他那個時代裡，代表了什麼樣對世界的理解的徹底重新定位。儘管如此，馬克思的社會與歷史理論卻是立足於黑格爾的系統思維，同樣提供了一個全面的、統一的精神秩序，在失去了宗教的確定性後，人們非常痛苦地惦念著這樣一個秩序；就連馬克思自己也不例外，誠如他的《人類生命》一詩所表明的那樣。

馬克思不把自己視為哲學家，而是革命者。他的思想核心是政治實踐的結果，不是永恆的真理。他深信自己的歷史與社會理論的科學正確性，換言之是可靠且不容爭議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基於當前政治因素而暫時脫離這套基本綱領，倘若這麼做能讓他獲得一些戰術上的優勢。他的許多文章和書籍，誠如歷史學家沃爾夫岡．席德（Wolfgang Schieder）所述，不能被看成是「有系統的論文」，而應被看成是「取決於時事的論戰文章」。因此，馬克思在不同時點上對自己的理論有不同詮釋，這實在沒什麼好大驚小怪。就同樣的題目或概念，人們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條寬得嚇人的立場光譜；對於評論者來說，為這個光譜上每個不同的位置找出適合的引文，是個極大的挑戰。令人精疲力竭的爭論都源自於這個問題：他的某些陳述是否真的只是出於戰術考量，又或者，它們其實是牽涉到了基本綱領的創造性開展？相關的爭論恐怕很難得出各方信服的公認結果。

有別於黑格爾在世界精神往更高的理性發展中尋覓人類歷史的運動法則，馬克思卻是在一個扎扎實實的物質成就中找尋它，也就是「經濟」。但他堅信，歷史的動力就顯現在無情的辯證衝突中——並非帶點抽象的命題與反命題之間的衝突，而是指社會團體（如同聖西門，他將其稱為「階級」〔Klasse〕）對立的利益之間的衝突。這種永久的衝突（在上古社會存在於奴隸主與奴隸之間，在封建社會存在於貴族與農奴之間，在資產階級社會則是存在於資本家與無產者之間）在他看來，就是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一個時代的其餘特徵，無論是文化的、宗教的、法制的還是政治的特質，最終都得歸因於階級對立。這個上層結構無可避免地取決於那些保障生存的物質條件的生產關係，也取決於各統治階級的利益，他們會運用一切手段去確保與證明自己的權力。人類的思想是受下層結構（經濟基礎）所形塑的。

只不過，馬克思實在是太聰明了，所以他並未將這樣的思想絕對化。他沒有忽視，即使上層結構取決於經濟結構，但上層結構還是形成了諸多堅實的社會機構，換言之，教會、大學、政府機關、司法機關，它們也會對下層結構發揮調節性的影響；在馬克思看來，它們會擔負起讓這個基礎合法化、並保護它免受批評者攻擊的任務。就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之間、存在與意識之間的交互作用等方面來說，這也是他被奉為現代社會學創始人的原因之一。只不過， 他本人從未深入分析這些交互作用的細節，他讓他理論的這個部分繼續放牛吃草。

馬克思深信，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遵循著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人類影響的客觀因素。歷史過程受到有如自然法則般的經濟必然性所推進。也因此，有別於與他同時代的許多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想家，他幾乎未曾針對道德良知、人性或善意等做出情感訴求。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的前言中，馬克思表示：

在人類生活的社會生產中，人類會走入特定的、必然的、獨立於他們的意志的關係裡，走入相應於他們物質生產力的某個發展階段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整體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這上頭會矗立起法律與政治的上層結構，它會與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相應。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整個社會、政治與精神的生活過程。並非人類的意識決定了他們的存在，相反地，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

一旦生產關係發生某種根本變化，就會產生出一股連上層結構也會受影響的、越來越大的社會變革壓力。在這裡，所有權關係扮演了核心要角。舉例來說，一個獨立自主的工匠擁有自己的工具，也就是「生產手段」（Produktionsmittel），他可以為自身利益計販售自己的勞動成果。然而，隨著技術創新、工業化生產，同類產品被以更低廉的價格來提供，工匠的產品不再有競爭力，他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存基礎。如果他改去某個相應的工廠當工人，隸屬於某個工廠主或投資者，他將對生產手段沒有影響力、也對完成的產品沒有影響力。他將淪為一件任人支配的工具。如此一來不僅他的勞動，就連他的人性也都會異化。這種對企業主的完全依賴，會招致一連串物質的、社會的、金融的、政治的後果。當整個人口階層共享這樣的命運時，社會秩序就會展開一場帶有革命與暴力意味的轉變。對馬克思及和他同時代的人來說，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場近在眼前、快如閃電且充滿暴力的劇變。幾乎在一夜之間，一個封建政府被一個中產階級政府所取代，從而一個主要是軍事的效能獲得解放；在它面前，半個歐洲的舊王朝猶如紙牌屋般應聲而倒。

這場資產階級革命，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生產形式，同時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和巨大的苦難。根據資本主義市場冷酷無情的競爭原則，唯有能以最優惠的價格提供貨物的製造商才能成功存續。為了在競爭中存活，製造商就必須降低支付給工人的薪資成本。透過這樣的方式，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下，一方面形成了一支由無產者所組成、規模日益膨脹的大軍，這些無產者們只能在最悲慘的條件下憑藉自己的勞動勉強維持住生存。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由存活下來的製造商與投資者所組成、規模越來越小的團體，這些人憑藉自己的成功而累積了難以想像的龐大資產。由於無產者的人數越來越多，他們雖然生產了商品，卻無法負擔那些商品，換言之，當不起消費者；這將導致週期性的過度生產危機。在這些危機中，巨大的資產價值將被毀滅。馬克思在這樣的危機中見到了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先兆。在這場革命裡，一個大到難以忽視的、貧困的勞工階級，將起而反抗縮得很小的資本家階級，以及種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藉以建立一個在生產手段上沒有私人所有權的、全新的集體經濟體系。

在如今已成諺語的所謂「曼徹斯特資本主義」裡，馬克思在19世紀中葉見到的，是一個充分證實他那黑暗的評述與結論的經濟模式。像蒸氣機的使用，就對包括紡織業在內的種種生產方式造成了根本改變。機械化的紡織機取代了手工的織工；在某些紡織工廠的集中地，例如曼徹斯特，工廠裡的工作條件確實十分恐怖，工資更是低到僅能餬口。沒有週休或假期，每天必須工作16小時，這樣的苦難不言可喻；即使是最簡單的家庭或社會關係，也因疾病、酗酒、暴力、犯罪、賣淫而被破壞。當馬克思將工人描述成是異化的、去人性化的、他們所操作的機器的附屬物，被當成畜生對待，為了企業主的獲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時他所想的正是這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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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一位革命家的人生轉折與晚年自我追尋之旅》，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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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
譯者：王榮輝

無論是年少輕狂的革命馬克思，還是顛沛流離的晚年馬克思，
缺了任何一個，你對他的認識就不夠完整！

• 剃掉鬍子後，一個你不認識的馬克思

1882年2月18日，馬克思為了健康因素決定前往阿爾及爾。歷經2個月的短暫停留，4月23日，在此行結束之際，他要求理髮師修剪他的招牌鬍子，並在剃鬍前拍下他生前最後一張具象徵性的紀念相片。11個月後，1883年3月14日，他在倫敦溘然長逝。

回顧馬克思的過往，他有一位開明的猶太人父親，早年的他在柏林和波昂度過狂野的學生時代，也創作極具野心的作品和詩歌，但卻在革命的狂熱年代踩了剎車，更墜入顛沛流離的窮困生活。直到晚年，憤世嫉俗的他厭倦政治鬥爭，為妻子的離世感到悲痛莫名；他的健康每況愈下，生活和作品也沒有嶄新變化，唯有小女兒能不能過得幸福，才是他最關心的事情。

雖然馬克思在逝世前11個月才展開北非之旅，但這趟旅程被後人視為是馬克思的人生轉捩點。相較年輕時為了推翻資本主義、實踐共產主義理想而到處奔波，晚年的他不再雄心壯志，而是開始重視當下的家庭生活。

《剃掉鬍子的馬克思》分別以馬克思早期的經歷，及他前往阿爾及利亞後的生活，交錯刻劃馬克思的一生。透過「旅行」與「傳記」兩條不同時間軸的交織，呈現馬克思鮮為人知的晚年經歷，使讀者理解他的處境之時，也窺看藏在他心中的矛盾靈魂。他對這個世界的最終思索，一些待解而未解的問題，甚至是來不及說出口的想法，全都在這本書中盡數呈現。

要了解人生最後階段的馬克思心中所想為何，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他一同踏上這趟自我放逐的北非之旅，看他如何尋得人生最後的救贖。

• 迎向200週年，我們該如何理解馬克思？

本書中有個巧妙安排：在旅行的章節，全都以「他」來指稱故事主角，刻意不提馬克思的名諱。而傳記的章節，才恢復對馬克思的稱呼跟討論。作者如此安排，其實跟馬克思離世前剃掉鬍子的舉動，有很深的關聯。

自十九世紀開始，留不留鬍子，逐漸成為反抗王權、強化民族主義的象徵。當時反政府的各類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是不留鬍子的。馬克思一臉引人注目的茂密鬍鬚，除了有強烈反抗體制的意味，也跟他能言善道、好辯成癮的個性一同成為他的註冊標誌。然而，隨著寫出《共產主義宣言》後帶來的龐大名氣，外人跟後世的我們似乎只認識他的思想，也只談論他的理論，就像我們也只看見那圈濃密的鬍子般。甚至馬克思自己，似乎也被這圈形象給綑綁住了：他戮力追求革命事業、批判異己，卻讓一家人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這也是為何，在離世前選擇剃掉鬍子，對馬克思來說有著很重要的象徵意義——他決定告別那些世人強加上的形象標籤。本書運用馬克思與友人的書信、筆記檔案，還原了這趟關鍵之旅，讓我們得以一窺這位革命家的真實想法。這也是為何作者在旅行的章節裡不用馬克思來稱呼主角，因為他不是馬克思；或者說，他不是我們印象中的馬克思，而只是一個去北非養病的老人。

在馬克思迎向200週年誕辰的此時，看遍了他許多思想理論的你，或許也能試著忘掉他的理論，剃去你心中那圈馬克思的鬍子，真正地看進他的生活，他的內心，最終發現：邁向遲暮之年的馬克思，其實跟你我一樣平凡，只想好好享受剩下的人生、照顧身體、關心自己在乎的身邊人。

也因此，他終於能不再是超越時代的思想家，不再是反抗體制的革命者，也不再是任何主義的理論象徵。剃掉鬍子的他，才是最真實的馬克思。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