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他的思想核心是政治實踐的結果,不是永恆的真理

《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他的思想核心是政治實踐的結果,不是永恆的真理
Photo Credit: John Jabez Edwin Mayall @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克思不把自己視為哲學家,而是革命者。他的思想核心是政治實踐的結果,不是永恆的真理。他深信自己的歷史與社會理論的科學正確性,換言之是可靠且不容爭議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基於當前政治因素而暫時脫離這套基本綱領,倘若這麼做能讓他獲得一些戰術上的優勢。

文: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

布魯塞爾執政當局對他表示高度的不信任。在以書面保證「自己絕對不會在比利時批評時政」 後,馬克思才被允許留在這個城市。在他這般處境下,某些人或許會利用這個機會退回所謂的「內心流亡」(Innere Emigration)。更何況,他在私生活的一些新變化讓他變得更脆弱,不太適合當個革命者。妻子燕妮在跟著他從巴黎遷往布魯塞爾時再度有孕。1845年9月26日,次女蘿拉出世。一年半後兒子艾德嘉(Edgar Marx)跟著出世。這讓日常家務急遽增加, 但馬克思不善於應付;至於他的妻子,一方面因為在短時間內連續懷孕身體變得虛弱,一方面因為她是貴族家庭出身,從來也沒親手做過什麼家事,只會指使僕人來料理家務,因此在1846年時,她的母親卡洛琳.馮.西伐利亞(Caroline von Westphalen)從特里爾派遣當年25歲的女傭海倫娜.德慕特(Helena Demuth)前去幫她;從那時起一直到她過世,海倫娜.德慕特就一直細心照顧著他們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毫無保留地參與了馬克思多舛的家庭生活。

在身為父親的責任急遽增加的同時,馬克思的收入卻是快速萎縮。燕妮和他把首飾及所有其他貴重物品,最後連床單、被單等都拿去典當;儘管如此,到了1846年5月,他們還是不得不騰空自己的房屋,搬到附家具的便宜套房。由於馬克思考慮到普魯士遲早會要求比利時當局將他引渡,於是他放棄了普魯士國籍,從那時起成為一個無國籍的人。儘管如此,這一切卻沒有阻礙他繼續在布魯塞爾的幾間圖書館裡縱情地進行研究,也沒有阻礙他繼續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標。他身邊聚集了一些追隨者,一個由死忠擁護者所組成的團隊,其中包括恩格斯、在普魯士坐了將近5年牢的威廉.沃爾夫(Wilhelm Wolff)、格奧爾格.維爾特(Georg Weerth)和摩西.赫斯;馬克思與他們在實際的黨務工作上共同做了初步的嘗試。他也期待可能的盟友與戰友到來。1845年夏天,他與恩格斯結伴前往英國6個星期,在那裡拜會了「正義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正義者同盟」是個由數百名德國工人與工匠共同組成的祕密會社。他們大多是為了逃避普魯士的專制統治而流亡海外,支持著某些模糊不清的社會主義觀念。在巴黎與其他城市,「正義者同盟」與其他類似團體相互結盟,這也為它添上了國際色彩。然而,這個組織卻瀰漫著某種古怪的、社團官僚主義的精神。倫敦的3位主席把自己視為「中央」,把其他城市裡的次級團體稱為「鄉鎮」,它們分別受「專區」所管轄。馬克思與恩格斯被要求建立一個布魯塞爾的「鄉鎮」,他們也確實在後來的兩年中爭取到了數十名工人加入。

只不過, 馬克思與「正義者同盟」的主要煽動者裁縫師威廉. 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鬧翻了。魏特林雖有過人的演說才華,但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卻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憑藉由基督徒的告解與早期共產主義信念所構成的某種特殊混合,魏特林特別能夠鼓動聽眾的情緒;這也是嚴厲拒斥政治中任何多愁善感的馬克思所憎惡的。這場以將魏特林逐出「正義者同盟」作收的衝突,所牽涉的不單單只是思想內容上的差異,還牽涉到私人恩怨。頂多只能算是個平庸演說家的馬克思,很難忍受身邊存在著比自己更有才華的人。不過,他那結構清晰的政治理念,那看透重要歷史發展機制的自信,卻散發出了「正義者同盟」幾位領導人顯然無法抵禦的魅力。到了1847年,他們同意組織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並委託馬克思擬定一個基本綱領,一份《共產主義宣言》。

摩西.赫斯與恩格斯早已擬出了草稿,他們的草稿是仿效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基督信仰小問答》(Der Kleine Katechismus),以問答的形式表達出一項政治原則聲明。馬克思主要是參照了恩格斯的草稿,但他卻反對宗教問答手冊的宗教形式。至今為止,他仍是個幾乎沒有作品的作者。然而,隨著《共產主義宣言》的完成,他卻在短短數週之內交出了自己在寫作方面的傑作, 表達精確、清晰,文句簡單、易記,不會流於枯燥與專業,嚴正且富有說服力地表達了對於當時的社會不公所燃起的憤怒。世上只有極少數的政治基本綱領文本,能在激進的見解、簡明的論證及完美的修辭上,同時達到像《共產主義宣言》那般的高水準。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共產主義宣言》也一樣出色。它起初並未發揮什麼影響力。1848年2月,它以匿名方式用德文在倫敦刊行,然而在那個發生許多大事的革命之年裡,它卻幾乎完全不被世人所注意。一直到1850年舊政府重新站穩腳跟後,一個非法的版本才在科隆出版,另有個第一段的英文譯本則發表在某份雜誌上。然而,得要等到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從1872年起更頻繁地被重印與翻譯,《共產主義宣言》才總算開始有了值得一提的廣泛影響力。儘管此時,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表示「依然適逢其時」,但它的某些部分其實已經「過時〔......〕,因為政治環境已完全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