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他的思想核心是政治實踐的結果，不是永恆的真理

雖然馬克思在短短兩個月內就完成這份宣言，但「正義者同盟」的倫敦領導人這段期間卻是一刻也等不了，甚至還對他發出警告：

「中央」在此委託布魯塞爾「鄉鎮」通知馬克思弟兄，如果他無法在這個星期二，也就是今年的二月一日，將他在上次大會中被委託撰寫的共產主義宣言交到倫敦，我們將對他採取進一步的處置。萬一馬克思弟兄無法完成宣言，中央將要求他立即繳回大會所交付的文件。

從這封信的內容中，我們不難嗅出某種斤斤計較、相互猜疑的氛圍；這位政治流亡者早在巴黎就曾被這樣的氛圍所毒害。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完全重現了過去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經常抨擊的普魯士專制官僚姿態：它完全不讓人民有機會表現批判意識，或爭取話語權的渴望。

1846年年初，馬克思與恩格斯另外成立了一個「共產黨通訊委員會」（Kommunis¬tisches Korrespondenz-Komitee），意欲聯合歐洲所有從事革命運動的無產階級團體。委員會就設在布魯塞爾，一方面承諾會從那裡將共產黨理論與政治經濟的相關資訊發送至各地，另一方面則希望各地團體也能將一切相關的動態資訊回報給該會。不過，在3月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嚴厲批評了卡爾．格林（Karl Grün），他是傾向蒲魯東的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代言人之一；於是，不僅他的追隨者，就連摩西．赫斯也都遠離了馬克思。儘管恩格斯與其他關係緊密的盟友在巴黎、科隆與基爾（Kiel）等地成立了辦公室，但這個委員會卻從未能發展成一個生氣勃勃的網絡。

對於馬克思及其嚴苛的態度，可說是見仁見智；有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也有勢不兩立的仇敵。馬克思沒什麼外交才華，也不太懂得妥協。除了自己的家人與恩格斯以外，他從未顯露出更深的情感。他對一個人道、正義的社會所抱持的責任感，是理性而非感性的。他只專注於自己的人生主題，除此以外他的人性展現其實十分狹隘。一旦朋友或長年相伴而行的同路人在政治理念上與他發生分歧，或更準確地來說，不遵從他的政治路線，他會毫不遲疑與他們決裂。要不就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要不就被人咒罵得一文不值；在同時代人對他所做的描述中，我們都能察覺到這兩點，人們讚揚他或詆毀他、榮耀他或貶抑他。

沒什麼動機去立場鮮明地支持或反對馬克思的俄國地主暨文學評論家帕威爾．阿聶恩可夫（Pavel Annenkov），他曾在1846年一場漫遊歐洲的旅行中多次於布魯塞爾與馬克思會面。未曾涉入政治壕溝戰的阿聶恩可夫，對這位青年革命家所做的性格描述，比起大多數人所做的或許可信度更高。阿聶恩可夫回憶道，馬克思表現出了一種

由活力、意志力與不屈不撓的信念所構成的類型，一種就連在外觀上也高度引人注目的類型。頭上頂著一頭濃密的黑色鬃毛，手上滿是毛髮，上衣鈕釦扣得歪七扭八；儘管如此，他卻長著一副有權利且有權力要求獲得敬重的男性的外觀，即便外表與行為看起來簡直怪得可以。他的動作雖笨拙，卻也大膽而自信；他的行為舉止完全違背了所有社會禮節。但那些行為舉止卻是帶著驕傲、帶著一點鄙夷的微笑。他那鏗鏘有力的聲音，與他對人事物所做的激進判斷，令人訝異地協調。他所說的，無非就是一些不容任何矛盾的斷言；順道說一句，透過一種他所說的一切都為其所滲透、令人痛苦的刺耳語調，那些斷言變得更尖銳。這項特點表現出了他對自身使命所抱持的堅定信念，那就是：控制人心，將己身意志強加予他們，帶領他們走他自己想走的路。在我面前出現的，是民主獨裁者的化身，誠如它想要浮現在幻想面前。

馬克思（根據帕威爾．阿聶恩可夫所述）早在布魯塞爾就已致力實現的使命，其實並不容易描繪。馬克思從未連貫表述過自己的思想基礎，也就是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只想在所有物質的事件中觀察觀念的實體表現方式與某種普遍精神的內在衝突，在如今的我們看來，這簡直怪異到不可思議。相反地，馬克思的思想強烈地滲透到現代人的心靈，如今它們看起來就像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很難看出它們在他那個時代裡，代表了什麼樣對世界的理解的徹底重新定位。儘管如此，馬克思的社會與歷史理論卻是立足於黑格爾的系統思維，同樣提供了一個全面的、統一的精神秩序，在失去了宗教的確定性後，人們非常痛苦地惦念著這樣一個秩序；就連馬克思自己也不例外，誠如他的《人類生命》一詩所表明的那樣。

馬克思不把自己視為哲學家，而是革命者。他的思想核心是政治實踐的結果，不是永恆的真理。他深信自己的歷史與社會理論的科學正確性，換言之是可靠且不容爭議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基於當前政治因素而暫時脫離這套基本綱領，倘若這麼做能讓他獲得一些戰術上的優勢。他的許多文章和書籍，誠如歷史學家沃爾夫岡．席德（Wolfgang Schieder）所述，不能被看成是「有系統的論文」，而應被看成是「取決於時事的論戰文章」。因此，馬克思在不同時點上對自己的理論有不同詮釋，這實在沒什麼好大驚小怪。就同樣的題目或概念，人們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條寬得嚇人的立場光譜；對於評論者來說，為這個光譜上每個不同的位置找出適合的引文，是個極大的挑戰。令人精疲力竭的爭論都源自於這個問題：他的某些陳述是否真的只是出於戰術考量，又或者，它們其實是牽涉到了基本綱領的創造性開展？相關的爭論恐怕很難得出各方信服的公認結果。

有別於黑格爾在世界精神往更高的理性發展中尋覓人類歷史的運動法則，馬克思卻是在一個扎扎實實的物質成就中找尋它，也就是「經濟」。但他堅信，歷史的動力就顯現在無情的辯證衝突中——並非帶點抽象的命題與反命題之間的衝突，而是指社會團體（如同聖西門，他將其稱為「階級」〔Klasse〕）對立的利益之間的衝突。這種永久的衝突（在上古社會存在於奴隸主與奴隸之間，在封建社會存在於貴族與農奴之間，在資產階級社會則是存在於資本家與無產者之間）在他看來，就是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一個時代的其餘特徵，無論是文化的、宗教的、法制的還是政治的特質，最終都得歸因於階級對立。這個上層結構無可避免地取決於那些保障生存的物質條件的生產關係，也取決於各統治階級的利益，他們會運用一切手段去確保與證明自己的權力。人類的思想是受下層結構（經濟基礎）所形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