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掉鬍子的馬克思》:在人生最後幾個月,他寧可當一個家長而非政治領袖

《剃掉鬍子的馬克思》:在人生最後幾個月,他寧可當一個家長而非政治領袖
Photo Credit: fhwrdh@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或許,對當時的馬克思來說,家庭的「微觀世界」確實變得比政治的「宏觀世界」更有趣。當然,當他的女兒燕妮在1882年8月25日的一封信裡說他的父親,「〔......〕還不是他自己」,她所指的是他受損了的健康狀況;但也許,她所感受到的變化,並非只是生病的結果。

文: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

事實證明,馬克思悲觀的天氣預報還真的十分準確!正如他在與費梅道別時那番諷刺的預言,當抵達馬賽時,他確實也從阿爾及利亞把雨水帶到了南歐。自從妻子死後,無論他走到哪,壞天氣就跟到哪,這絕非只是某種隱喻,而是一場實實在在的烏雲罩頂。

確實,我如今是個「在劫難逃」的人,甚至還對自己的這項特質感到驕傲,預言的確已有部分實現,他寫信告訴女兒愛琳娜。從一月起,里維拉那裡就一直享受著燦爛的夏日氣候,只有少數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抱怨雨下得太少。當我在五月四日抵達馬賽時,雨開始下了起來;有時一整天都在下雨,但較常是下個半天,而且多半都在夜裡;氣溫普遍下降;〔......〕寒風;總是多變的、不同的天氣;空氣中充滿水氣,即使這種情況並不常見。

相反地,針對他的健康狀況所做的那些樂觀假設,事實證明是錯誤的。他認為已經克服了的胸膜炎,其實並未痊癒。馬克思於5月8日在蒙地卡羅(Monte Carlo)向一位來自亞爾薩斯的醫生求診,這位名為庫納曼(Kunemann)的醫生確診他再次罹患胸膜炎。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根據今日的醫學知識,馬克思先前所接受的那些折磨人的治療,根本毫無意義。罹患胸膜炎時堆積在不同胸膜層之間影響肺部功能的那些液體,根本無法經由皮膚排出體外。利用含有斑蝥膠棉的濕敷藥物所做的治療,符合當時的知識水準,但卻一點也沒有成功的機會。換言之,醫生們好心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無謂地從馬克思身上剝掉了許多皮!

根據馬克思在那些下雨的五月天與恩格斯來往的書信,我們還能重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醫學細節。在向庫納曼醫生求診時,馬克思給了對方一張寫著「Dr. Karl Marx」的名片,這位醫生因為馬克思的博士頭銜誤把他看成是位醫生。因此,在閱讀過史蒂芬醫生的病歷報告並做了些初步檢查(像是敲擊和聆聽胸腔)後,他異常坦白地與馬克思討論了自己的發現。在這當中,他不僅提到了胸膜炎和這時被認定為是「慢性」的支氣管炎,他甚至還提到了結核桿菌的發現。結核桿菌的發現是羅伯特.柯霍(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在6週前,也就是1882年3月24日,在柏林所做的一場演講中宣布的,接著才在4月10日正式發表。從一封原已佚失的信中我們也得知,不久之後,就連恩格斯也向馬克思提到了這項醫學上的驚人成就。

然而,在馬克思與醫生們所做的診斷,和他對自己病情猜想的有關陳述中,卻從未出現過諸如「肺結核」或「肺癆」等字眼。這讓人感覺到,他是出於恐懼刻意避開這些詞彙;儘管顯著持續的咳嗽,以及在阿爾及爾的咳血現象,都是很明顯的症狀。如果恩格斯和庫納曼醫生都沒有想到馬克思罹患肺結核,他們為何要告訴肺部嚴重生病的馬克思羅伯特.柯霍的研究成果呢?然而,在馬克思至今被保存下來的所有陳述中,這種對他而言可謂是災難的可能性, 他卻隻字未提。就連在此時被確診為「慢性」的支氣管炎,他也試圖藉由將它們歸結於某些平庸的原因,降低它們的重要性:「為何庫納曼醫生會把〔......〕這個支氣管炎說成是「慢性」 的呢?因為整個里維拉的天氣變得如此不尋常地惡劣與異常。」

就連到了6月,在坎城(Cannes)稍做停留,並動身前往阿讓特伊拜訪女兒燕妮及其家人,他依然被天氣厄運所纏身。「〔......〕在我抵達之後,事實上是在我抵達的隔天,氣溫就開始驟降。」 偶爾會有幾天比較溫暖怡人,不過,在一封燕妮1882年8月25日寫給恩格斯至今未曾公開的信件中,燕妮卻提到了,那時幾乎每天都在下雨,當地人全都一致認為30年來從未遇過天氣如此糟糕的夏天。這種持續濕冷的天氣當然不利於馬克思的肺病與咳嗽痊癒。同樣也是從一封蘿拉寫給恩格斯至今未曾公開的信中,我們得知,只有在日內瓦湖旁的沃韋(Vevey)(他在九月時和他的女兒蘿拉一同前往),馬克思才總算享受到一、兩週晴朗的好天氣。直到就連沃韋也都迎來壞天氣,這時馬克思才重返離開了8個月的倫敦,迎向陰沉的英國秋季。

如果說,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克思找不到處理《資本論》第一卷新版校樣的幹勁,我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在先前將近15年的時間裡,不斷拖延後續的兩卷,從而遲遲未能完成自己人生中的偉大計畫,這項事實卻也令人訝異。對於他的無所作為,並沒有什麼令人信服的解釋。這不禁令人懷疑,他一方面無法消除科學研究所引發對他自身工作的質疑,另一方面卻又無法承認自己的失敗。資本主義經濟並未如他所預言的那樣,很快就在危機中敲響了喪鐘;相反地,他只能眼睜睜看著經濟持續表現卓越。他最初的信念(無產階級革命無可避免地會從工業與經濟方面最先進的國家展開,因此他把英國擺在自己研究的核心)早就不得不默默地放棄。在倫敦待了30年後,他也心知肚明,英國的勞工階級並不想要發動什麼政變,他們其實只想確保自己能在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富裕中分得更大的份額。做為替代,且在對原始理論作了顯著的調整下,馬克思這時改將革命的希望寄託在專制的、工業低度發展的、深受農業影響的俄國;這樣的轉變甚至讓他在忠心耿耿的恩格斯身上都遭遇了懷疑。

這種日益動搖的意識狀態,對於馬克思代表了什麼呢?在守護了一輩子的自我形象與對自身預言能力的信心嚴重削弱下,他有多少能力可以維持住它們呢?他不是一個通達人情的人,他對其他方面無限的好奇心從來不曾擺在心理學上,就連對他的妻子、子女以及恩格斯,他的移情能力往往也都低得驚人。因此,如果他對自己的潛意識以迂迴方式告訴自己的一些事情充耳不聞,這其實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