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性想兼顧事業和家庭,最需要「這兩位」的支持

台灣女性想兼顧事業和家庭,最需要「這兩位」的支持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事業成功的男人來說,想要事業、婚姻與家庭三者兼顧往往並非難事,但對於許多台灣女性而言,三者兼顧卻仍是遙不可及的理想.......

文:李可珍

台灣女性能否樣樣兼顧?

許多職業婦女都會自問,我能否樣樣兼顧?對於事業成功的男人來說,想要事業、婚姻與家庭三者兼顧往往並非難事,但對於許多台灣女性而言,三者兼顧卻仍是遙不可及的理想,因為女性總是面臨在事業、婚姻與家庭三者之間顧此失彼、顧了這個就得犧牲另一個的痛苦。

整體而言,台灣女性在職場上已經比東北亞各國的女性享受更多的男女平權,並且比東南亞各國的女性擁有更好的法律保障。在某些方面,例如在產假上,台灣婦女所享受的福利甚至超越美國婦女。

然而問題在於,雖然法律的條文本身還算符合男女平等,法律的執行情況卻不夠確實,而男女不平等背後最深層的原因,乃在於台灣根深蒂固的文化,認為女性無法勝任管理職,或是女性只要把家庭或家務打理好就可以了,即使是職業婦女也是如此。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的資深合夥律師馬靜如指出,「我認為大家的觀念還跟不上法律觀念的改變。」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在2010年,綜合生育健康、女性自主權、還有勞力市場等數值,提出了「性別不平等指數」的概念。行政院主計處將台灣的相關數據代入該公式後得到的結果顯示,台灣的男女平等程度名列前茅,性別不平等指數只有0.053(數字愈小代表不平等的程度愈輕)。相比之下,日本的不平等指數是0.131、韓國是1.153,而美國則是0.256。

相較於日本近來才由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相關政策,鼓勵更多女性投入職場解決日本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勞力不足問題,在台灣,大家早有夫妻雙方都投入職場才是常態的共識。具有加州律師執照的亞東工業氣體資深法務協理蘇瑛珣指出,日本與韓國跟台灣不同的是,日韓社會普遍期待女性在生兒育女後應該離開職場當全職母親,不論她們的專業能力或事業成就如何。

另一方面,東吳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同時也是前任現代婦女基金會會長的姚淑文則指出,新加坡在某些國際女性平權指標上的表現比台灣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當地的性別平權法律更能得到真正的落實。

台灣政府自1990年代末期首度開始提倡女性平權。在1997年,行政院成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將學者及女權團體的觀點納入政府決策之中。隔年,政府進一步由內政部撥款成立了「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旨在擴充公部門和私人企業針對女權議題的交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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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Richard Masoner CC BY SA 2.0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婦權會)乃由行政院院長召集,並於2002年推動具有指標意義的《兩性工作平等法》、2004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並要求各部會設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因應政府組織改造,首間專門職掌兩性平權業務的正式政府單位、也就是「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DGE),在2012年取代了婦權會。此外,婦權會更名為「性別平等會」,進一步負責擬訂政策方向,並交由性別平等處執行。

雖然不具簽署聯合國公約的資格,台灣仍於2007年選擇自主遵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該公約乃由聯合國大會在1979年採用,一般稱之為《國際婦女人權法典》。台灣自2011年起將CEDAW規範納入國內立法。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黃碧霞處長指出,相關法律修正案預計將於今年底之前完成。其中一項已經落實的改變,就是將女性合法結婚年齡由16歲提高至18歲。

職場上

近年來,台灣的女性已在職場上往前邁進一大步。15至64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從2001年的51.2%上升到2013年的58%,此數值與美國大致相同,且明顯高於日本的49.4%以及韓國的49.2%。

如同大部分已開發國家一樣,台灣的女性大多選讀文組而非理工科,並偏好在服務業工作,而非工業界。2013年,全體台灣女性有25.8%在工業界工作(超過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平均值兩倍之多)、71%投身服務業、3.1%從事農業。相較之下,台灣男性員工有44.3%在工業界工作、49.3%在服務業、6.4%從事農業。

就薪資而言,台灣的女性員工整體薪資長期低於男性。性別平等處所提供的資料顯示,2013年全體台灣人的平均薪資是新台幣45,595元,其中男性平均薪資為50,269元、女性平均薪資為40,903,約為男性的84%。不過性別平等處補充道,這個情況已經有所改善,因為女性平均薪資在2008年只有男性的81.%。

男女薪資差異不見得是由於性別歧視所直接造成的影響。例如,相較於男性,更多女性傾向從事兼職性、暫時性或是派遣類的工作,因為她們必須同時照顧家庭。幾乎有8%的女性勞動力是從事這類較沒有保障的暫時性工作,相比之下,從事暫時工作的男性為6.2%。

此外,不分職業類別,在職場上愈高階的管理職女性就愈少。性別平等處就指出,在台灣的立案公司當中,女性主管占了29.28%,這個數據跟日本的10%相比已經十分優秀,但相比美國的43%還是遙遙落後,相比新加坡的31%則是旗鼓相當。2011年的數據同時顯示,在公部門當中的女性首長占了全體首長的23.1%。

在台灣政壇,女性明顯仍是少數,卻比許多國家的女性更加活躍。公職人員選罷法在2007年進行修法,規定政黨提名不分區立委時,至少須有半數是女性。台灣女性立委人數自2002年以來已成長12個百分點,目前約占34%。相較下,美國國會議員在2012年僅17%是女性,新加坡為23.5%,日本則是13.4%。

台灣女性在高普考的表現也相當傑出,卻很少被拔擢擔任高層。根據國發會統計,台灣公務員多數為女性(55%),但每升等一次,女性人數就會減少。現任的104位部長和副部長中,僅14人是女性(13.5%);32位部長中更只有5位女性,分別是法務部長羅瑩雪、文化部長龍應台(已辭)、政務委員蔡玉玲、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以及主計長石素梅

至於法律界,目前女性律師略多於男性,但亞東工業氣體公司的蘇瑛珣認為,不應將此視為兩性平權的證據。她表示,通過嚴格資格鑑定考試的女性人數多於男性,但在大型法律事務所取得合夥人地位的卻以男性居多,女性則停留在受雇律師階級。她說:「從其它角度解讀這個現象,就是社會鼓勵男性創業。」

蘇瑛珣接著指出,許多法官對兩性議題的認知不足。數年前,台灣高等法院推翻一起性騷擾官司的原判,改為裁定碰觸女性肩膀或腰部並未觸犯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應只限於碰觸臀、胸或其它「私密」身體部位,結果引發群情激憤。蘇瑛珣說:「有些女法官的思維也非常古板。」

達豐公關顧問公司總裁梁吳蓓琳表示,即使在公關界,女性升遷也困難重重。達豐的客戶包括惠普(HP)、高通(Qualcomm)、賓士汽車(Mercedes-Benz)和澳門旅遊局。梁吳蓓琳發現,客戶往往比較重視男性公關顧問,因此女顧問必須展現強硬、高效率和近乎陽剛的特質,才能拿下生意。她公司的員工有84%是女性,有時客戶希望安排晚間娛樂活動,卻因為女員工覺得不自在而丟掉生意。

雙重壓力

一般說來,女性升遷機會不如男性,主要是受限於社會認為女性須扮演照顧家庭和家人的傳統角色,負起照顧親生父母、公婆和小孩的責任。部分女性確實忙於家庭事務;但有些個案是上司可能基於刻板印象,認定女性會分心照顧家庭事務而無法全心投入工作,因此從未考慮拔擢女性。姚淑文估計,45歲左右女性的月薪平均比男性少1萬台幣,因為這個年齡層的男性通常至少已升遷到中階管理職位。

蘇瑛珣表示,男主管可能「看著某位女部屬,心想:『她為何得在六點下班接小孩,無法留下來加班?』打考績時,男主管可能無法理解職業婦女面臨的額外壓力。」

來自香港的梁吳蓓琳認為,台灣職業婦女肩負的責任比香港女性還多,因為香港社會通常不會期待職業婦女煮飯或照顧公婆。梁吳蓓琳指出,她的台灣秘書只要碰上小孩、父母、丈夫或公婆生病,就須請假,「在台灣,女性必須當個好老婆、好女兒、好媳婦,扮演好一切角色」。

姚淑文表示,影響女性工作升遷機會的另一個性別刻板印象,就是高層主管普遍認為女性的企劃或管理大型組織能力不如男性。男性晚上結伴喝酒進行重要交際時,也都不會邀請女性參加。

此外蘇瑛珣指出,女性在職場經常受到次等待遇。例如一群男女在會議室開會,通常會期待女職員端茶水或咖啡。儘管蘇瑛珣和客戶開會時,她可能是在場的最高層公司主管,但她經常發現「客戶在等待最後決定時,往往盯著和我坐在同側的男性,並未意識到我才是有權在部分議題上做出最後決定的人」。

擁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政治碩士學位的民進黨立委蕭美琴表示,台灣政壇通常認定,女性較適合處理教育、社福等領域事務,男性則因為傳統上被認為較剛強、積極,可能更適合處理軍事、兩岸關係和外交政策議題。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的馬靜如指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女性本身通常不夠果決,許多人從小被灌輸傳統儒家思想。她表示:「台灣相當多女性被灌輸要順從丈夫、上司,永遠逆來順受。」「這些美德深植在許多台灣女性心中。」

嘉柏國際公司總經理黃坤瑛表示:「台灣許多女性都很被動、文靜。」她還指出,女性應明智抉擇戰場,這點也很重要。不過她和接受本刊採訪的其他高層女主管都呼籲女性,若覺得受到不平待遇或貢獻被抹煞,應勇敢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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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白士 李 CC BY 2.0

參與董事會比例

台灣政府已通過一些措施,提高女性在企業和公民組織擔任權力職務的機會。例如經濟部審查企業是否有資格申請某些補助或獎項時,會要求董事會至少須有三分之一成員為女性。金管會自2012年起審核銀行開設新分行的申請案時,會查核該銀行貸款給女性所創辦中小企業的表現。另外政府也研議修改規範公民組織的法規,要求各組織的董事會須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成員。

產假規定是女性爭取職場平權不可或缺的一環。台灣在2002年制定堪稱性別平權里程碑的兩性工作平等法時,首度提出產假規定,允許女性享有兩個月產假和兩年育嬰假。男性亦可申請育嬰假。

女性在產假期間,還可獲得兩個月的勞保生育給付,金額多寡視其投保薪資而定,單月在新台幣19,273到43,900元之間。兩年育嬰假期間還可請領最長6個月的津貼,每月給付金額為投保月薪的60%。法律並未要求企業必須給予女性有薪產假,不過部分雇主會主動提供。

前述法規乍看之下相當進步。政大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指出,美國聯邦法律只給予員工12週的無薪家務假和病假(各州可能另有法律規定)。不過台灣實際上對違反產假規定雇主的開罰金額相當低,通常不會超過3萬台幣。蘇瑛珣指出,跨國企業比較願意遵守台灣政府規定,本土中小企業則可能會以身試法。她說:「企業繳交的罰款可能遠低於守法的代價。」

女性在育嬰假期滿後,理論上應能重返工作崗位,不過雇主可以輕易裁撤其職位,儘管還是得比照裁員方式,支付她遣散費。劉梅君表示,企業通常不願提供育嬰假,因此每當有女性員工提出申請,雇主就會暗地放話,表示當她們想要銷假回來上班時,可能已經沒有職位可以安插。

蘇瑛珣表示,民營企業的高階職務特別容易出現這種狀況,公司很難讓負有重責大任的職位懸缺兩年,而且這類職務也幾乎不可能找臨時人員填補。蘇瑛珣說:「在公司裡爬得越高,就越難找到可以代理的人選;所以女性主管若想請假兩年,公司就會乾脆另行找人取而代之。」

姚淑文表示,台灣政府對生育率下滑問題憂心忡忡,幸好社會已逐漸體認到生育下一代的重要性。她發現跡象顯示,雇主越來越能包容女性請產假。

遏阻性騷擾的執法行動也是一大問題。遭遇性騷擾的女性或男性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向勞動部或地方政府的勞工局舉報(公家機關和軍方另有一套檢舉管道)。若後續調查發現罪證確鑿,雇主最高會被罰處50萬台幣。性騷擾案件被視為行政爭議,因此處以行政處罰,而非交由法院審理。

姚淑文表示,事實上這意味騷擾者若是上司,女性受害人就面臨是否該舉報的棘手抉擇;雇主若遭到政府罰款,就可能會設法懲罰舉報的受害員工。

馬靜如也指出,和美國相比,台灣的性騷擾案判刑往往很輕。她以2012年的美國案例為例,一名加州女子控告沙加緬度(Sacramento)一家醫院性騷擾,結果獲判贏得近1.68億美元的賠償。馬靜如表示:「這類賠償金額在台灣根本是不可思議。」她指出美國對性騷擾問題的處理比台灣先進,完全是因為美國女性的權益意識較高,比較願意挺身捍衛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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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Lordcolus CC BY 2.0

教育領域

年頒布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劉梅君表示,該法有助於保護學生免於遭受教師或其他同學性騷擾;若有可靠的證據顯示教授騷擾學生,教育部就會不准該教授繼續從事教育。性別平等處黃碧霞處長指出,性別平等教育法最近經過修法,將針對他人性別或性取向的「霸凌」行為也納入,以涵蓋無法被歸類為性侵或性騷掃的案件。

從數項標準來衡量,台灣女性的教育表現優異。年齡在25到29歲的女性中,有88.3%至少曾接受高中或技職教育,男性則只有83.4%。不過姚淑文指出,儘管大學畢業生有半數以上是女性,但碩士或博士班學生仍以男性居多,博士班男性人數比女性多3倍。她將此現象歸因於女性因為婚姻和照顧家庭壓力而須背負較多責任,女性會擔心一旦離婚就須負責照顧小孩,因此希望在財務上擁有安全感。到國外念書或繼續其它深造,對女性來說是太過奢侈的夢想。

基於前述原因,台灣女性在大學教職員所占比例極低。儘管中、小學教師大多是女性,但在大專院校約僅占三分之一。此外台灣目前162所大專院校的校長中,女性比例不到10%。素享聲望的國立交通大學校長吳妍華,是突破男性優勢趨勢的知名女性之一,其專長領域為分子生物學。

大專院校也出現類似職場的模式,衛生、福利和教育等學科的學生大多是女性。選擇工程、製造和電腦相關領域的女性少之又少。

台灣政府正設法鼓勵女性多多從事自然科學研究。例如政府在2012年推出一項計畫,邀請獲獎女性科學家到女子高中訪問,講授理化課程,並主持相關實驗。此外,高中推出兩性平權課程,政府也自2004年起鼓勵大專院校提供相關課程。

目前在中國仍相當普遍的重男輕女觀念,如今在台灣已成歷史。台灣在2007年開始實施人工生殖法,禁止對新生兒進行性別篩選。每百名女嬰所當男嬰數(性比例)在2013年降至107.4人,不但是17年來新低,也接近105到106人的自然比例。醫院若出現新生兒性別比例不正常的跡象,衛福部就會展開嚴格調查。

現在的台灣女性即使結婚,也都選擇晚婚。國發會人力發展處專門委員謝佳宜表示:「我認為這是因為女性的教育水準已經提高,個人主義意識也越來越強。」「現在的女性認為家庭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若沒有遇到合適對象,就會選擇繼續單身。」

國發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台灣20到24歲女性的已婚比例,在1982年為37.8%,2012年時大幅降至4.6%;30到34歲女性擁有配偶的比例,在1982年為88.7%,2012年則降至53.2%。換言之,台灣三十歲初頭的女性,每兩人中只有一人可能已婚。在此同時,台灣的離婚率上升,從1972年每千人中有0.36人離婚,到2013年已增至2.3人。

此外,婆婆總是盛氣凌人的刻板印象也逐漸消失。姚淑文表示,現在五十歲初頭的女性是遭受跋扈婆婆虐待最多的一群,因為五十歲世代是經歷女性解放的第一代,但她們的婆婆仍是傳統世代。她還指出,新婚夫婦和公婆同住的大家庭制度也逐漸消失;即使現在還有大家庭,通常也純粹是經濟考量使然。

部分受訪者表示,對於心態較傳統的台灣男性來說,成功的職業婦女通常顯得太獨立,導致這些女性的相親機會較少,是造成台灣生育率驟降的一大原因。所謂生育率是指生育年齡婦女所生孩子的平均數,台灣在1951年達到7.040的高峰,1984年變成2.06,2010年則降至僅0.9,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之一,後來在2013年反彈至1.07。國發會的謝佳宜認為,生育率之所以反彈,主要是迷信所致,而非政府政策成功,因為2010年是虎年,被視為是不祥之年。

不過造成台灣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顯然還是經濟,而非找不到合適男人。國發會引述2006年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女性表示不打算生孩子的主要原因是撫養家庭的經濟負擔沉重。台灣政府為了挽救生育率,設法宣導家庭價值,並鼓勵民眾結婚,甚至還扮演紅娘替公務員湊對,為單身者舉辦相親和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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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Christophe Delaere CC BY 2.0

蘇瑛珣表示,對女性來說,若要「魚與熊掌兼得」,就須獲得更多奧援,尤其是經濟負擔範圍內的高品質托兒服務,讓她們可以放心發展事業生涯,無須擔心小孩。在台北,民營的小孩課後照顧服務每月約需2萬台幣,聘請到府照顧小孩的保母每月約需4萬元。政府雖設有公立托兒所,但候補者大排長龍,顯示需求遠大於供給。

要同時應付工作和家庭並不容易,但法銀巴黎投顧(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季崇慧表示,只要營造適當環境,就可兩者兼顧。季崇慧已婚,且孩子都已成年。她表示,重要關鍵就是首先要了解丈夫分攤家務的意願。她敦促女性,遇到男性要「睜大眼睛」觀察,從中挑選合適的伴侶。第二個重要關鍵則是要有通情達理的老闆。季崇慧表示,她在職場努力往上爬的過程中,和老闆達成讓她晚上七點就可下班的協議,不過她在下班前會把所有工作做完。她的結論是:「若要家庭事業兼顧,就得迅速又有效率」,「做事必須非常有條不紊」

本文獲台北美國商會授權刊登(October 2014, Vol. 44, Issue 10),原文於此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