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國主義頂級智囊,因為一巴掌而逃過刑罰?

日本軍國主義頂級智囊,因為一巴掌而逃過刑罰?
大川周明,1886 – 1957|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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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之後,大川周明回顧當時場景時表示,他對旁聽者把一場審判秀當作一件公義之事相當惱火,一時衝動就往東條英機的腦袋上呼巴掌,藉以粉碎法庭內那種可笑的肅穆。

第二天早上庭訊時,主審法官韋伯就諭令讓大川進行心理檢測,同時請憲兵帶他離開法庭,以利庭訊順利進行。大川周明在等待室中的表現,讓現場採訪的媒體記者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真瘋還是故意裝瘋賣傻。他像先前對付東條英機一樣,在一位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公關人員頭上呼了一巴掌,還說他想為了國家殺死東條。他用近乎完美的英語說道,自己一點都不喜歡美國,因為美國就是個「民主瘋國」。然後又說他和「快樂的錢德勒」是好朋友,還說因為發現從空氣中攝取營養的方法,所以已經72天沒有進食。接著,他跟媒體記者討了根香菸。

大川周明這些令人發噱的滑稽言行,讓媒體如獲至寶,用了很大篇幅報導 ,結果在東京大審中受命為大川周明進行心理檢測的兩名心理醫生反而受到忽視。當時代表被告方的是日本醫師內村,代表檢控方的則是一位被紐約太陽報稱為「布魯克林佬」的丹尼爾.賈菲少校(Daniel S. Jaffe)。

嚴格說來,我的祖父丹尼爾.賈菲在1946年5月其實並不算是「布魯克林佬」。他確實出生於1914年的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並在該區成長,但他1934年時就離家去就讀醫學院,之後被任命為美國陸軍軍醫時,實際上是個「華盛頓特區人」。1942年10月被軍方徵調時,他是華府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的駐院心理醫師。我的祖父身高僅五呎六吋,眉毛濃重粗黑,鼻子和耳朵都有些尖尖的,唇上一小撮鬍鬚,才使得他看起來不太孩子氣。 

祖父在二戰期間並未經歷多少戰役,卻走過很長的路。他先是在南卡羅萊納州的史塔克總醫院(Stark General Hospital)擔任心理醫師,幾個月之後,被調往賓夕法尼亞州的佛吉谷總醫院(Valley Forge General Hospital)。1943年晚期,他進入駐紮於路易斯安那州的第九十七步兵師醫療營,又到加州一帶接受兩棲特訓。其後盟軍在歐洲戰場突出部之役蒙受重大損失之際亟需增援,第九十七步兵師於是橫越美國兼程趕往紐約,乘軍艦穿過大西洋直達法國港口,再橫越魯爾河將納粹軍隊驅趕至捷克境內,正式結束了歐洲戰場戰事。

二次大戰歐戰勝利紀念日過後,第九十七步兵師回防紐約,接著到北卡羅萊納州集結整編,再次橫越美國前往華盛頓州西雅圖的勞敦堡基地,從那邊出發,開始參與原先就計畫交給他們的太平洋島鍊戰爭任務。然而還在趕赴戰場的半途,日本已經正式宣佈投降,因此第九十七步兵師的任務改為前往日本負責佔領。總的來說,第九十七步兵師是美國陸軍在戰時跋涉路途最長的部隊,水路陸路總計三萬五千英哩,也是僅有兩支在歐洲及太平洋戰場都曾作戰的美國部隊。

1946年祖父從戰場回來,但從不願意再談戰爭之事。祖父原本就不是喜歡說話的人。他的個性就是如此,沈默寡言,而且我相信即使他喜歡說話,也可能避談戰爭期間的事,事實上在他有生之年,確實是如此。

祖父這個克制不說的事實,說起來有些遺憾,因為我後來發現他在當時部隊裡扮演了相當特別的角色。他那時是師部裡的神經精神病理師,要知道,戰時的陸軍動輒百萬人,但神經精神病理軍醫還不到一百人。戰爭初期,美國軍方認為可以在徵召時就過濾掉精神心理上有缺陷的人,但在經過兩年的戰事後,他們發現戰士中出現精神問題的情況相對頗高,因此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在兩軍交戰中,所有的戰士都會在一定程度的壓力下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崩潰。

因此在1943年11月,美國陸軍決定於每一個作戰師中都配置一名心理醫師,負責維護部隊人員的心理健康,在訓練營內幫助提升士氣,上前線時,則負責為發生問題的戰士進行心理治療。一般來說,一個師的兵員有一萬五千人,就只有這麼一個人負責整個部隊的心理維護及治療。

交戰時,離前線數英哩的地方會設置臨時醫療中心,心理治療師就在這個地方照顧發生問題的兵員。心理治療師的主要工作是減輕患者的「戰爭疲乏」,也就是在第一次大戰時所稱的「炮彈休克症」(Shell Shock)。不管是哪種名稱,指的就是耳聞砲彈爆裂聲、眼見砲彈碎片、聞到血腥味以及事後對前述種種的記憶,致使身體產生感官訊號擾亂了神經。如果對這種現象不加注意,會導致一個人變得極度衰弱,最後常常必須撤回到美國本土的醫院接受治療。二次大戰時的作法則是在戰場附近就立即處理,給患者服用強力鎮定劑並給予精神上的鼓舞,經過立即處理之後的康復率相當高,很多士兵都能在幾天之內再上戰場。因此,師部心理治療師的任務就是在戰場附近立即處理「戰爭疲乏」。

1946年3月,美國陸軍解編第九十七步兵師,許多兵員橫越太平洋回到美國家鄉,我的祖父當時被留在東京佔領區內的第三六一駐地軍醫院,擔任神經精神病主治醫師。他在那邊一直待到春天,其實並沒有什麼事好做,就只是為那些遠離家鄉、有太多閒暇時間放蕩的年輕大兵治療盛行的性病而已。他當時為了想和家人團聚以及開展自己的未來,曾經多次申請從軍中解職,但都未獲准,也因此對陸軍不讓他退役非常不滿,甚至晚上睡覺時經常會有可能永遠被困在日本的夢魘。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接到為大川周明作精神心理評估以決定其後是否能繼續接受審判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