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書人的神奇旅行》：《地下室手記》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文：奧立佛・泰爾（Oliver Tearle）

地板之下（Under the Floorboards）

想到存在主義——如果有想到的話——我們都傾向以為這是個20世紀的觀念。沙特（Jean-Paul Sartre）、卡繆（Albert Camus），還有穿著翻領長大衣站在巴黎店家門口抽菸的那些法國佬，自忖身為一個人要如何才能在隨機而漠然的宇宙中開創個人意義。但19世紀已為這些後來的哲思做好基礎建設。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ren Kierkegaard，1813－1855年）就是位重要的先驅，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第一部大作《地下室手記》（1864年），也具有同樣功效。

從許多層面來看，《地下室手記》絕對是原來俄文書名的不正確翻譯，如果更精準地譯成英文，該是「來自地面之下的筆記」，或甚至是「地板底下的筆記」。這部短小作品集中探討一位不知名的俄羅斯公僕，評論家一般都稱他為「地下人」，他滿懷憎恨地覺得自己一輩子都走偏了，孜孜不倦地鑽研各種人生大哉問，遇見一位娼妓，和她上床，彼此相愛，然後又在盛怒之下棄之而去。這麼一個簡略的概要，根本不能傳達出本書的心理強度，或是說，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於地下人——其實，某個層次來說，所有男人——為何如此過活度日的深刻理解。

是什麼促使男人報復、辱罵女性、與其他男性對戰，然後變得滿腔怒火與挫折？杜斯妥也夫斯基之前，少有作家膽敢一窺人心黑暗齷齪的角落，認真探討（通常是男性）心理的不愉快層面；杜斯妥也夫斯基有所準備，不僅是要把光照到那兒，還要用根大棒搗開他所揭發的那個地方。史蒂文生曾說，讀《地下室手記》就像是生了一場病；並不是個特別討喜或愉快的經驗，反倒會引起內在五臟六腑的深刻反應。

事實上，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其角色所具備的心理深度而舉世聞名：少有小說家，該說是少有19世紀的小說家，這麼會打入人們的腦袋瓜。正如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在《小說機杼》 一書中所說，杜斯妥也夫斯基差不多是以一己之力，獨自發明了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謂怨憤（ressentiment）那一個心理分類：對某種東西的敵意被用來當成是內在挫折的肇因（如是觀之，這和自卑情結差得並不遠）。往往我們所恨的和我們所愛的緊密相關——事實上，我們會憎惡某物，是因為骨子裡它讓我們生出妒忌或好勝心（恐同仇視的牧師居然私底下是男同志，就是個好例子。伍德表示，許多現代恐怖分子也是如此，和他們想要摧毀破壞的東西往往涉及緊密交纏的愛恨關係）。

確實，尼采甚至說，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我可以從他那兒學到東西的唯一一位心理學家」。我們都可從他那兒學到許多，而且雖然《罪與罰》 還有《卡拉馬助夫兄弟》 可教導我們許多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關於我們自己）的心理感受性，但這本短篇幅的傑作是最好的開始。三不五時也該把地板掀開來瞧瞧。

尼采如是說（Thus Spake Nietzsche）

1889年1月3日，就在杜林（Turin）的大街上，尼采發瘋，突然崩潰。據說是他見到有匹馬兒受到鞭笞，就跑過去要保護那隻動物，過後沒多久就倒在地上。尼采從此變了個人。似乎瘋狂症在他家族裡流傳著：尼采的父親，一位路德派教士，也發作過多次的精神疾病。

即使是在這次心理崩潰之前，尼采就不是個健康的人。他的偏頭痛長年不散，時常感到噁心，視力也不好，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毛病。失眠又是一項，為了治好太多個難以入睡的夜，這位不幸的哲學家變得對水合氯醛這種安眠藥上癮。他的健康不佳，導致1879年從巴塞爾（Basle）的古典學教授職位退休——這位子是在他24歲的時候就接受指派任命。

從小到大，尼采一直是個能幹的學生（他在波昂和萊比錫都念過），二十好幾的時候就寫了第一本書《悲劇的誕生》（1872年）。這部文學及人類學式的評論，把文明視為兩股衝動力量之間的平衡行動，即酒神式衝動和日神式衝動——換句話說，即混亂／情感與秩序／理性兩股力量之間的平衡，一方面是要酩酊大醉，另一方面又要搞退稅。這兩股力量是在我們的潛意識層次發揮作用，很像佛洛伊德後來建構潛意識理論時提出的原我和超我。

這種對於人類雙重性的興趣，那時有許多作家都曾經加以探討——小說家之外，還有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史蒂文生的《化身博士》（1886年）裡就有這成分。這些對於人類二元性的注意，有部分是要感謝達爾文的演化理論，清楚闡明雖說我們或許大部分時間都是以文明的方式行動，骨子裡卻都還是動物，由動物般的衝動驅使。在19世紀後期的作品當中，到處都可見到衝動式尋求快樂的人與負責任而受良心譴責的控制狂兩種人彼此交戰。

大多數人一聽到尼采這個名字，大概都會說：「希特勒（A. Hitler）就是受那個傢伙影響是嗎？」的確希特勒擁有一座尼采的胸像——但這位德國領導人似乎並沒有讀過太多他的作品。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在他1900年過世之後成了遺產管理人，後來歪曲尼采的著作，以便讓她自個兒的原初納粹傾向更為可信。因此，就出現某種敘事手法直接從尼采筆下導向紐倫堡（Nuremberg）的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