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奇怪順序》:文化危機背後是否存有生物學?

《事物的奇怪順序》:文化危機背後是否存有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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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強制將文化同質化並非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在現實中不但難以實現也不受歡迎。認為只有同質化才能使社會更易於管理的觀點,忽視了一項生物學的現實:在同一族群內的每個個體,在情感和性情上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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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東尼歐.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

文化危機背後是否存有生物學?

我們能以生物學來說明前述那種狀態的意義嗎? 為什麼人類周期性的抹去他們所獲取的(至少一部分)文化成果呢?理解人類文化心智的生物學基礎並非就能獲得完整的答案,但也許有助於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事實上,從我所概述的生物學視角來看,人們對文化成果的一再失敗應該不會感到驚訝。原因在此:基本恆定狀態的生理根本原理及其關注的焦點,在於個別生物體本身範圍內的生命。在這種情況下,基本恆定狀態維持著某種狹隘狀態,聚焦在由人類主觀性所設計和建造的聖殿,也就是「自我」上。它或多或少可以擴大到家庭和小群體中。還可以根據環境和協商的結果,進一步擴大到總體收益和權力前景平衡良好的更大群體中。但是,在我們個別生物體內所發現的恆定狀態並不會自發性地關注極大群體,尤其是異質群體,更不用說整個文化或文明了。期望不和諧的大型人類群體能產生自發性的恆定和諧狀態,不過是緣木求魚罷了。

不幸的是,「社會」、「文化」和「文明」往往被認為是單一的大型活體生物。在許多方面,它們被設想為個別人類生物體的擴大版,是同樣受到持久和興盛這兩個目標所驅動的一個整體。我們當然可以如此比喻它們,但實際上很少會是這樣。社會、文化和文明通常是零零碎碎的,由獨立的「生物體們」並排組成,每個生物體或多或少都有著參差不齊的邊界。自然恆定狀態傾向於只執行與每個獨立文化生物體有關的運作。堅定文明努力的目標在於某種程度的整合及有利的優勢環境,若沒有這些努力所產生的反向作用力,而放任生物體自行其事,那麼這些文化生物體顯然無法合作。

生物學的實例可更清楚地顯示出這種區別。正常情況下,我們個人生物體內的循環系統與神經系統不會爭奪主導權,心臟與肺臟也不會為了顯示哪個比較重要而決鬥。但這種和平的安排並不適用於一個國家內的社會團體,也不適用於因地緣關係而形成政治聯盟的國家。相反地,它們經常會產生鬥爭。社會群體之間為了權力而產生的衝突和鬥爭,是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為了先前問題而採用了由情感所驅動的解決方案,有時甚至可能就是衝突的原因。

對於掌控大自然個別生物體恆定狀態的規則而言,明顯的例外就是像惡性癌症和自體免疫疾病這類嚴重的情況;若不進行控管,這類疾病不僅會攻擊其所在生物體的其他部分,還會對生物體產生實際破壞。

在不同地理環境和各自歷史的不同觀點上,人類團體已發現了最複雜成熟的文化生命調節。種族以及文化認同(人類的基本特徵)的多樣性,就是這些不同文化調節自然產出的結果,而且多樣性也有豐富所有參與者的傾向。然而,多樣性之中卻也包含了衝突的起點。它加深了群體內外的隱憂,促進了敵對意識,並使得一般管理解決方案更難以達成及實施,而在全球化和文化交互孕育的時代更是如此。

強制將文化同質化並非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在現實中不但難以實現也不受歡迎。認為只有同質化才能使社會更易於管理的觀點,忽視了一項生物學的現實:在同一族群內的每個個體,在情感和性情上會有所不同。部分原因可能在於,這種差異與某些管理類型的獨特偏好具有一致性,也與道德價值的不同利益具有一致性,我認為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研究也有這樣的含義。唯一有希望解決問題的合理辦法中包含了文明的重要成果,這些成果經由教育而使多個社會能夠設法圍繞管理的基本需求展開合作,儘管這些社會還是存在著大小差異。

在情感和理性之間進行大規模的明智協商幾乎都能成功。然而只要付出非凡的努力,就一定能夠保證成功嗎? 我會說答案是否定的。除了個人利益與大小群體利益間之調解困難所產生的衝突之外,還有其他不和諧的來源。我指的是源自每個人內部的衝突,也就是在個體內部,正面情愛動力與負面異質且具自我毀滅性衝動之間所發生的衝突。佛洛伊德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看到了納粹主義的獸性,以此印證了他對「文化可以馴服他認為存在於我們每個人中之惡毒死欲(death wish)」的懷疑。

佛洛伊德早些時候開始在名為《文明與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年出版,並於1931年修訂)的文集中統整了他的理由。但是沒有什麼比他與愛因斯坦的通信內容更好的論述了。愛因斯坦於1932年寫信給佛洛伊德尋求建議,看看如何能夠避免他認為會緊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致命衝突。佛洛伊德在他的回信中清楚殘酷地描述了人類的處境,並向愛因斯坦哀嘆道,有鑑於當時的強權,他無法提供任何好的建議、沒有可以協助的地方、也沒有解決方案,他覺得很抱歉。這裡要先指出的是,佛洛伊德之所以悲觀的主要原因在於人類有瑕疵的內部狀態。他主要歸咎的不是文化或特定群體,而是人類。

一直以來,佛洛伊德所謂的「死欲」仍然是人類社會失敗背後的重要因素,儘管我會以較不具神祕性和詩意的字詞來描述它。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樣,這個因素是人類文化心智結構的組成部分。在當代的神經生物學術語中,佛洛伊德的「死欲」對應到一組特定負面情緒的過度觸發,還有其後續崩壞的恆定狀態以及它們對個人和群體人類行為所造成的驚人浩劫。這些情緒是第七章和第八章所討論之情感裝置的一部分。我們知道幾種「負面」情緒實際上是恆定狀態的重要守護者。這些情緒包括了悲傷難過、驚慌恐懼以及厭惡。生氣則是種特例;它一直保留在人類情感的工具箱中,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它可以讓對方退縮,讓生氣的主體取得優勢。但即便生氣可以取得優勢,代價卻容易過高,特別是當它升級為憤怒和暴行時。生氣是說明負面情緒本身的優勢在演化中持續減弱的好例子。由各種羞辱和怨恨引起的羨慕、嫉妒和輕視也是。

人們普遍認為,這類負面情緒的出現是我們動物情緒的回歸,但這對許多動物而言是種不必要的侮辱。這樣的評估有部分是正確的,但尚未開始捕捉到問題的陰暗本質。例如在人類身上,原始貪婪、生氣與輕視的破壞性,是造成從史前時代以來人類對其他人類做出難以置信之殘酷行為的原因。這確實在許多方面類似於我們猿類親戚的殘忍行為,牠們以撕裂對手的身體而聞名,無論狀況真是如此或只是推測,但是人類精益求精的作法卻讓情況更加惡化。黑猩猩從來不會把別的黑猩猩釘在十字架上,但是羅馬人發明了釘死於十字架的刑罰並將人類釘在十字架上。設計新的酷刑和殺人方法需要人類的創造發明。豐富的知識、扭曲的推理以及人類掌握科技和科學的無限力量,助長了人類的怒氣和惡意。

今日,惡意破壞他人行為的人顯然比過去要來得少,這就表示我們已經有了一些進步。但少數人握有的大規模破壞潛力卻從未如此強大。當佛洛伊德在《文明》(Civilization)一書第七章開頭問自己為何動物沒有文化鬥爭時,他也許正努力思考著這項事實? 他沒有回答自己的問題,不過動物顯然缺乏進行文化鬥爭的智力工具。但人類不一樣。

惡性衝動在人類社會中的存在程度,以及其對公眾行為的影響程度,在人群中的分布並不均勻。首先來談談性別差異。男性因保有祖先狩獵和為領域而戰的社會角色,所以仍然比女性更容易使用身體暴力,女性也可能會使用暴力,但顯然大多數男性是因為個人因素而使用暴力,女性就不是全都這樣了。在兩種性別上都可以發現許多促成性別差異的情感。

還有他因素會約束因衝動(無論好壞)所產生的行為。舉例來說,這取決於個人的性情,後續則取決於本能需求與情緒部署在個體內的方式,而這又通常是諸多因素所造成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遺傳、早期生活的發展和體驗,以及家庭結構和教育顯著出現的歷史和社會環境。性情的表達甚至還受當前社會環境和氛圍的影響。合作策略一直是由恆定所驅動之人類生物組成中的一部分,這意味著解決衝突及衝突傾向的起點就在人類群體中。然而,似乎可以合理假設,有益的合作與破壞性競爭之間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明的控制力,也取決於公平民主的代議制度。文明的控制力接續又取決於知識、洞察力、與在教育、科學和科技進步上的些許智慧,以及對宗教和世俗人文主義傳統的調整。

除了這類文明的堅定努力成果之外,具有不同文化認同和相關於心理、身體和社會政治特徵的個體所組成的群體,將難以經由既有方式獲得他們所需或所想之物。一旦這些群體凝聚成為一個界線模糊的實體,就會是群體中由恆定驅動的生物組成自然而然要促成的情況。除了經由一個群體對另一群體或其他數個群體的專制控制之外,防止或解決破壞性鬥爭的唯一方式就是參與合作,這是種證明人類社會處於最佳文明狀態的明智衝突協商。

此類合作成果的展現也需要管理階層對期待受益的個體負責,同時也需要受過教育的公民能夠執行成果並監督結果。我注意到,乍看之下,我們談到管理時,似乎離開了生物領域。但事實並非如此。管理成果所需的漫長協商過程必然鑲嵌在情感、知識、推理和決策的生物學之中。人類無可避免地會被情感裝置及其理性調節所捕獲。這是無法跳脫的處境。

撇開過去的成功,文明成果在今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可能在某種情況下,它根本不會成功,因為我們用於發明文化解決方案的工具,也就是感覺和理性的複雜相互作用,受到個人、家庭、文化認同群體和大型社會生物體等這些不同區域相互衝突的恆定目標所破壞。在我們這個版本的困境中,人類某些獨特行為和心理特徵上的前人類古老生物起源,被認為是文化周期性失敗的原因。這是一種去除不了的原罪,其特徵滲入並破壞用以解決人類衝突的方案及其應用。

當前的文化解決方案或其應用或兩者一同,都無法從其生物根源中獨立出來,這無可避免地打擊了我們某些最佳且最崇高的意圖。再多的跨世代教育成果都無法導正這種情況。薛西弗斯(Sisyphus)因為傲慢受到懲罰,被迫把一塊大石頭推上山頂,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它滾落下來並再重新推上山去。我們將如同薛西弗斯那般,一再地被拉扯下來。

精通人工智慧和機器人領域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已對失敗場景清楚地補充說明。正如前一章所提,他們認為科學和科技的進步會降低人類的地位與人性;他們預言超級生物的出現;他們也預測在未來的生物體中沒有感覺或意識的存在。這些反烏托邦想像背後的科學存在爭議,這些預測可能不太準確。但即便預測是準確的,我也沒有理由在不反抗的情況下就默然接受這個版本的未來。

在另一種版本的場景中,則因跨越多個世代的持續文明努力,讓合作最終具有優勢地位。在許多方面,儘管20世紀發生了致命的人類災難,但在人類歷史上還是出現了許多正面的發展。我們終究廢除了奴隸制度,這是數千年以來普遍的文化習俗,今日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理智的人會捍衛奴隸制度。然而,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伊比鳩魯這些讓我們欽佩不已的人,他們所在文化先進的雅典,大約15萬人口裡只有3萬人是公民,其餘都是奴隸。除了異想天開與衰退趨勢之外,人們付出了關注,也取得了進步。

從教育的最廣義來說,它就是向前邁進的明確大道。以創造健康和豐富社會環境為目標的長期教育計畫需要凸顯道德和公民行為,並鼓勵經典的道德品項—誠實、善良、同理和同情、感恩、謙虛。它還應該要重視超越管理生命立即需求的人類價值。

關切他人的範圍以及最近對非人類物種和地球的關注,顯示人們日益認知到人類的困境,甚至意識到生命和環境上的特殊處境。一些統計數字也顯示出某些暴力形式的減少,雖然這樣的趨勢也許不會持續。在這樣的局勢下,人類野蠻本性中最糟糕的部分也許已經被馴服了,只要給予文化時間,文化最終將有效控制野蠻和衝突,這確實是個美好前景。我們在社會文化空間之中的文化進展過了頭,以至於與在基本生物層級上經過數十億年演化所達到近乎完美的恆定狀態極不一致。有鑑於演化需要大量時間來最佳化恆定運作,人們怎麼能夠期待在只有幾千年的人類共同處境下,如此眾多且多樣的文化群體能夠調和彼此的恆定需求? 雖然當前的自由民主政體面臨了危機,這樣的局勢產生了暫時的挫折,但還是對某些進展抱持希望。

這並不是人性的黑暗面與光明面第一次在我們眼前出現對比。在17世紀中葉時,傳統上我們認同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人類是孤獨、討厭且粗暴的觀點。一個世紀之後,我們所普遍認同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人性觀點,則相反地認為人類溫和高貴,且在人生旅途初始時純真無瑕。儘管盧梭最終意識到社會腐蝕了人類的純真無瑕,但這兩種觀點都沒有捕捉到全貌。大多數人實際上都可能是野蠻、殘酷、狡猾、自私、高尚、愚蠢、無辜和可愛的。

儘管有人嘗試過,但沒有人能夠同時表現出所有這些特質。當代學術研究對人性光明面或黑暗面的觀點仍舊完整如昔。我之前提到的,關於我們對人類生命尊嚴的體認有所提高並且可能取得進展的論點,被週期性失敗的現實所抵消。這就是哲學家約翰.格雷的立場,他是未被感化的悲觀主義者,他認為進步是種幻想,是啟蒙運動神話信徒所發明的誘人歌曲。啟蒙運動確實有其黑暗且不光明的一面,這也是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在20世紀中葉所認知到的事情。

儘管如此,在當前危機中仍懷抱著希望的具體原因在於,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教育計畫的持續程度、時間長度與範圍廣度足以證明,其能超越「教育無法造就人類渴望的更佳處境」這項懷疑所造成的陰影。

相關書摘 ▶《事物的奇怪順序》:若是感覺不存在,我們就會中止「存在」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事物的奇怪順序:神經科學大師剖析生命源起、感覺與文化對人類心智發展的影響》,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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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東尼歐.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
譯者:蕭秀姍

傑出神經科學家達馬吉歐融合理性與感性思路的頂峰!

國際期刊譽為被引用最多的神經科學家安東尼歐.達馬吉歐在這部最新作品中,反思生命起源、感覺、思想和文化,跨越化學、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提綱挈領地說明了一則關於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的行為的新理論。

達馬吉歐長久以來關注人類的情緒與感覺問題,本書以其研究團隊的「恆定狀態」研究成果,為生物學與社會科學建立起連結。研究結論是:感覺是恆定狀態的動力,是生命調節背後的強大原則。嚴格來說,人類的傳奇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高度發展的大腦皮質,但這個傳奇的本質在許久之前早已萌芽。

本書的重要觀點如下:

  1. 人為何與如何表達情緒、感覺,以及運用感覺建構自我;
  2. 感覺如何成為人類最佳意圖的助力或阻力;以及,
  3. 腦部與身體之間為何與如何互動,才能支撐前述功能。

這部著作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將震撼讀者對生命、心智與文化背後機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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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