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專欄】共同記憶的復甦：一齣戲中的一趟旅程

1980年是東亞民主改革變遷的年代。特別是台灣與南韓，因著二戰後共同被編入亞洲反共島鏈的政經元素，以獨裁下的經濟發展，涉越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創造亞洲四小龍的唯發展論奇蹟。當然，彼時中國大陸也邁向當前毀譽參半的改革開放之路。

可以說，整個1980年代東亞的轉化，一定程度訴說了這以後30多年來的裂變。然而，媒體或知識主流會說，拜西方現代化之賜，有了民主化改革，卻甚少會提及——台灣與南韓幾乎類似的依賴性發展模式，在冷戰文化影響下，如何自外於亞洲的自主性，並藉此脫胎出「中國因素」的根源。

這便也是活過1980年代的眾生，在身體裡檢討戒嚴元素時，無法放過卻輕易掠過的國際冷戰因素。這其實與台灣作為美式新殖民文化的隱形駐在所，有著不可脫鉤的密切關聯。

Photo Credit：蔡明德攝影

30多個寒暑說來不長，在網路瞬息全球傳遞的當代，也不能說短。那麼，且以記憶來聲稱這樣的時間感。畢竟，1980年代顯得那麼關鍵且重要。若說記憶，個體記憶與共同（集體）記憶是交錯的兩條線索。從個體記憶，我們取得了開啟人與自身對話的空間。

通常個體記憶緊守人的主體性，這固然重要；很多時候，姿態或風候形成時，卻失去對以社會為單位的共同體的想像。

我想來說個共同記憶的故事：可以說，我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經歷本島1980變幻不拘的風雲。並在當年，以探索眾生相依歸為標竿的《人間雜誌》，認識一位稱作卡巴（Robert Capa）的國際攝影大師。並開始想像，如何將卡巴虛擬為身旁的攝影家，並在內心裡虛構在地的台灣卡巴；與此同時，我因為涉入1988年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並於《人間雜誌》主編「台灣客家專輯」，從真實人物的訪談過程中，虛構了另一個稱作范天寒的人。

Photo Credit：鍾喬臉書

關於卡巴（Robert Capa），1930年代，他在西班牙內戰現場，因拍下「倒下的士兵」這禎膾炙人口的傑作，而以「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一句名言，名遍天下。現在，我的手邊有兩台1980年代留下的相機，那是向老友蔡明德借來做戲用的道具。這相機的兩顆鏡頭，紀錄了一個孕育新社會的波濤年代。隱藏在這鏡頭背後的，又是多少擺在眼前的未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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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說不盡的，恰好是詩或戲劇最想介入的。我將卡巴邀請進一齣戲中。但我要說的是：戲中的卡巴，僅以「卡巴」為名，卻已不是攝影史上的大師卡巴了！而這位戲中的卡巴，卻經常夢靨似底醒在子夜的床頭，而後噤聲底對著自己說：「真的嗎？但⋯⋯我靠得夠近時，也就是按不下快門時候」。

這句話的背後，有其背景。也就是在1980年代，當我與蔡明德前往報導的現場時，常掙扎於報導見證與參與運動的界線之間；最後，總以邊拾著相機與紙筆，邊投身到民眾抗爭的現場為總結。現在回顧，既是共同記憶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個體記憶的全身丈量吧。

話說回頭，記憶無論是共同或個體，都以一種流動的狀態，進入到日常生活的場域中。也就在這樣的流動中，戲中的卡巴與一位稱作范天寒的長者見了面。范天寒，一個消失於真實世界，卻出入於虛構世界的名子。或許他只是一張徘迴於光與暗中間的影。但他隱入黑暗中的前一刻，一整個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肅殺，像在時空中突而失蹤的一部紀錄影片一般，又在我們「轉身」（客家回首的意思）時，一吋吋穿梭在我們的視線中間，卡巴於是在這影像的流動中，與范天寒從相識而握手，在虛構的這部戲劇中。

Photo Credit：蔡明德攝影

范天寒的背後，真有其人。本名梁雲漢。1952年，因涉入白色恐怖案，在桃園三洽水的山坳仔家鄉被捕，在牢房中待了20年，兄長與侄子分別被判死刑。一頁刑殺的判決書，歷歷在目。

「我們是手綁著手，牽著 一條麻繩，被帶上車，送進軍法局的。」梁雲漢生前，這樣對前去採訪的我說。而後，接著又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外人說我們家族的故事，內心壓力很大！」那是1988年，解嚴後的一年，文化冷戰仍在島嶼上空盤旋。為了免於讓梁先生及其的家族，再次驚心。我幫他取了一個稱作「范天寒」的名子。

一個真實的名子，消失在日光下；一個虛構的名子，卻誕生於迷霧中。這是現在回首1980年代踏訪1950年代肅殺事件，從內心深處浮現的一句話。《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就這樣以一齣客家戲碼的身世，將與眾人謀面。而此刻，我不免再次憶起，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尤里西斯的凝視》（Gaze Of Ulysis）。

片中那位穿越整個東歐，只為尋回消失在戰亂中的一部紀錄片的主角——他是一位導演。他說：「戰亂讓一整個世代幾近消失，只有找回紀錄片，才能找回眾生的面目。」他說的，雖與范天寒及一整個1950年代的撲殺在情境上有所差別，卻道盡殺戮與滅絕的過程，一如以壓迫者的殘酷行動，用一鏟鏟泥濘中的血土，無聲埋葬反抗者。

那麼，從這樣的范天寒，我們也得以連結到電影中，那場霧中的屠殺。來得何其突兀，卻又真實得令人生畏。電影中的父親說著「霧是人們最好的朋友」，因為霧終止了戰爭。於是和女兒邀導演至河邊散步。女兒哀求導演帶她離開戰亂的家鄉，導演答應了。沒想這時，河邊來了軍人，老人和女兒在軍人的槍擊聲中，倒落於霧滿的河畔。

這有如范天寒的家人與親族，仆倒於馬場町刑場，在1952年，天剛亮時的某一天。是的，也恰是在另一個電影的場景中，歷經1989年的東歐社會主義解體的鄉民們，帶著錯愕的臉孔，在一條大河的河畔，目睹激流中的 一條貨船，載走在河上游的碼頭，被支解下來的、巨大的列寧石雕頭像。

一切都像一趟旅程。凝視著戲劇中范天寒，或者電影中的尤里西斯。而這旅程，只為穿梭無盡的邊界，來到時間的這頭，與我們再度謀面，如此而已！這便是《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的故事。

責任編輯：游千慧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