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專欄】共同記憶的復甦:一齣戲中的一趟旅程

【鍾喬專欄】共同記憶的復甦:一齣戲中的一趟旅程
Photo Credit:客家戲劇《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通常以對抗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作為總結。而客家戲劇《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的范天寒也真有其人。本名梁雲漢。1952年,因涉入白色恐怖案,在桃園三洽水的山坳仔家鄉被捕,在牢房中待了20年,兄長與侄子分別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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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是東亞民主改革變遷的年代。特別是台灣與南韓,因著二戰後共同被編入亞洲反共島鏈的政經元素,以獨裁下的經濟發展,涉越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創造亞洲四小龍的唯發展論奇蹟。當然,彼時中國大陸也邁向當前毀譽參半的改革開放之路。

可以說,整個1980年代東亞的轉化,一定程度訴說了這以後30多年來的裂變。然而,媒體或知識主流會說,拜西方現代化之賜,有了民主化改革,卻甚少會提及——台灣與南韓幾乎類似的依賴性發展模式,在冷戰文化影響下,如何自外於亞洲的自主性,並藉此脫胎出「中國因素」的根源。

這便也是活過1980年代的眾生,在身體裡檢討戒嚴元素時,無法放過卻輕易掠過的國際冷戰因素。這其實與台灣作為美式新殖民文化的隱形駐在所,有著不可脫鉤的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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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蔡明德攝影

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通常以對抗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作為總結,即為當時的「轉型正義」。

30多個寒暑說來不長,在網路瞬息全球傳遞的當代,也不能說短。那麼,且以記憶來聲稱這樣的時間感。畢竟,1980年代顯得那麼關鍵且重要。若說記憶,個體記憶與共同(集體)記憶是交錯的兩條線索。從個體記憶,我們取得了開啟人與自身對話的空間。

通常個體記憶緊守人的主體性,這固然重要;很多時候,姿態或風候形成時,卻失去對以社會為單位的共同體的想像。

我想來說個共同記憶的故事:可以說,我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經歷本島1980變幻不拘的風雲。並在當年,以探索眾生相依歸為標竿的《人間雜誌》,認識一位稱作卡巴(Robert Capa)的國際攝影大師。並開始想像,如何將卡巴虛擬為身旁的攝影家,並在內心裡虛構在地的台灣卡巴;與此同時,我因為涉入1988年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並於《人間雜誌》主編「台灣客家專輯」,從真實人物的訪談過程中,虛構了另一個稱作范天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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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鍾喬臉書

關於卡巴(Robert Capa),1930年代,他在西班牙內戰現場,因拍下「倒下的士兵」這禎膾炙人口的傑作,而以「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一句名言,名遍天下。現在,我的手邊有兩台1980年代留下的相機,那是向老友蔡明德借來做戲用的道具。這相機的兩顆鏡頭,紀錄了一個孕育新社會的波濤年代。隱藏在這鏡頭背後的,又是多少擺在眼前的未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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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Domain

攝影師Robert Capa的作品《倒下的士兵》,原題《一位忠誠民兵的死亡瞬間,木里亞諾山,1936年9月5日》。

現實說不盡的,恰好是詩或戲劇最想介入的。我將卡巴邀請進一齣戲中。但我要說的是:戲中的卡巴,僅以「卡巴」為名,卻已不是攝影史上的大師卡巴了!而這位戲中的卡巴,卻經常夢靨似底醒在子夜的床頭,而後噤聲底對著自己說:「真的嗎?但⋯⋯我靠得夠近時,也就是按不下快門時候」。

這句話的背後,有其背景。也就是在1980年代,當我與蔡明德前往報導的現場時,常掙扎於報導見證與參與運動的界線之間;最後,總以邊拾著相機與紙筆,邊投身到民眾抗爭的現場為總結。現在回顧,既是共同記憶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個體記憶的全身丈量吧。

話說回頭,記憶無論是共同或個體,都以一種流動的狀態,進入到日常生活的場域中。也就在這樣的流動中,戲中的卡巴與一位稱作范天寒的長者見了面。范天寒,一個消失於真實世界,卻出入於虛構世界的名子。或許他只是一張徘迴於光與暗中間的影。但他隱入黑暗中的前一刻,一整個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肅殺,像在時空中突而失蹤的一部紀錄影片一般,又在我們「轉身」(客家回首的意思)時,一吋吋穿梭在我們的視線中間,卡巴於是在這影像的流動中,與范天寒從相識而握手,在虛構的這部戲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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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蔡明德攝影

范天寒的背後,真有其人。本名梁雲漢。1952年,因涉入白色恐怖案,在桃園三洽水的山坳仔家鄉被捕,在牢房中待了20年,兄長與侄子分別被判死刑。一頁刑殺的判決書,歷歷在目。

「我們是手綁著手,牽著 一條麻繩,被帶上車,送進軍法局的。」梁雲漢生前,這樣對前去採訪的我說。而後,接著又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外人說我們家族的故事,內心壓力很大!」那是1988年,解嚴後的一年,文化冷戰仍在島嶼上空盤旋。為了免於讓梁先生及其的家族,再次驚心。我幫他取了一個稱作「范天寒」的名子。

一個真實的名子,消失在日光下;一個虛構的名子,卻誕生於迷霧中。這是現在回首1980年代踏訪1950年代肅殺事件,從內心深處浮現的一句話。《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就這樣以一齣客家戲碼的身世,將與眾人謀面。而此刻,我不免再次憶起,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尤里西斯的凝視》(Gaze Of Ulysis)。

片中那位穿越整個東歐,只為尋回消失在戰亂中的一部紀錄片的主角——他是一位導演。他說:「戰亂讓一整個世代幾近消失,只有找回紀錄片,才能找回眾生的面目。」他說的,雖與范天寒及一整個1950年代的撲殺在情境上有所差別,卻道盡殺戮與滅絕的過程,一如以壓迫者的殘酷行動,用一鏟鏟泥濘中的血土,無聲埋葬反抗者。

那麼,從這樣的范天寒,我們也得以連結到電影中,那場霧中的屠殺。來得何其突兀,卻又真實得令人生畏。電影中的父親說著「霧是人們最好的朋友」,因為霧終止了戰爭。於是和女兒邀導演至河邊散步。女兒哀求導演帶她離開戰亂的家鄉,導演答應了。沒想這時,河邊來了軍人,老人和女兒在軍人的槍擊聲中,倒落於霧滿的河畔。

這有如范天寒的家人與親族,仆倒於馬場町刑場,在1952年,天剛亮時的某一天。是的,也恰是在另一個電影的場景中,歷經1989年的東歐社會主義解體的鄉民們,帶著錯愕的臉孔,在一條大河的河畔,目睹激流中的 一條貨船,載走在河上游的碼頭,被支解下來的、巨大的列寧石雕頭像。

一切都像一趟旅程。凝視著戲劇中范天寒,或者電影中的尤里西斯。而這旅程,只為穿梭無盡的邊界,來到時間的這頭,與我們再度謀面,如此而已!這便是《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的故事。

責任編輯:游千慧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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