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崛起不是法西斯再現,而是自由主義者自食惡果

民粹崛起不是法西斯再現,而是自由主義者自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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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些當代評論者認為,我們正在迎來第二次法西斯主義,但我不會做出這樣的預測。所謂的大衰退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相比還差得很遠,隨後也沒有發生災難性的戰爭。

文:Robert Skidelsky(英國上議院議員,現為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壞經濟學帶來壞政治學。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其後的萎靡復甦,為政治極端主義的風帆鼓滿了風。2007年至2016年間,歐洲極端主義政黨支持率翻了一番。法國的「民族集結」(National Rally,前身為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fD)、義大利的聯盟黨(League)、奧地利自由黨(FPÖ),以及瑞典民主黨都在過去2年裡在選戰中贏得陣地。我甚至還沒有提到特朗普和英國退歐。

平心而論,政治極端主義的爆發無法單單用經濟蕭條解釋。但壞經濟事件與壞政治學之間的相關性非常突出,不容忽視。

我所謂的壞政治學,是指仇外民族主義和鎮壓國內公民自由,這些行為見於民粹主義政府。我所謂的好政治學,是指國際主義、言論自由和可問責的治理,戰後繁榮時期往往符合這些特徵。我們可以簡稱為反自由和自由民主。

我所謂的壞經濟學,是指允許金融市場決定實體經濟。相反,好經濟學承認政府有責任保護人民免受蕭條、不安全和崩潰影響。

自由派很難接受壞政治學可以產生好經濟學,而好政治學也可以產生壞經濟學。但匈牙利為前者提供了一個顯例。在總理奧班(Orbán Viktor)治下,匈牙利日益極權。但政府的經濟計畫「奧班經濟學」有著顯然的凱因斯主義痕跡。同理,好政治學顯然也能與壞經濟學共存:前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的緊縮政策讓英國遭受到多年的停滯。

在民族主義者和自由派之間,前者更容易採取社會保護政策。歷史上,這當然也包括納粹(他們是民族社會主義者)和墨索里尼(他從社會主義活動家開始政治生涯)。與此同時,自由派主張商品、人和資訊的自由流動,而民族主義政治尋求限制這三者。

誠然,自危機後崩潰以來,極左翼政黨也做出了一些進步。但歷史表明,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政治和社會崩潰才是最有利可圖的。原因很容易理解。最根本的社會主義脫胎自自由國際主義,即這是一個全球化信條;理論上,它不知道國家邊界。但在面臨大規模經濟瓦解時,國際主義便成為問題的一部分。它來自國家政治,不受約束,也無從問責。因此,當國際體系崩潰,民族主義者就會把自己包裝為唯一的替代品。

拜這一鏈條所賜,左翼幾乎沒有好選擇。利用群眾對移民和難民的敵意,它比不過自由中間派。另一方面,如果左翼試圖強調移民的好處,又會讓更多人民倒入反移民政黨懷抱。

如果放任自由的市場實現它們的承諾——通過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操作滿足個人偏好——那麼經濟自由主義不會有人反對。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認識到,即使市場通常確實如人們認為應該的那樣「起作用」,但也具有很高的混亂性,容易發生定期崩塌。

此外,市場促進的技術創新從長期看固然能帶來真正的好處,但在此過程中也製造大量經濟和社會混亂。市場選擇不是人們唯一關心的東西,完全由市場主宰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

一些當代評論者認為,我們正在迎來第二次法西斯主義,但我不會做出這樣的預測。所謂的大衰退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相比還差得很遠,隨後也沒有發生災難性的戰爭。

我想說的是,壞經濟學讓壞政治學更有可能從邊緣走入主流,就像1928—1930年間的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壞政黨是否會掌權——以及他們如何行使這一權力——取決於諸多因素。經濟蕭條的程度顯然很重要。但老牌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和適應性、福利規模、選舉政治和政治領導力,以及國際環境等因素同樣重要。

今天極端主義的迅速崛起應該成為警世鐘。我們必須讓自由主義的好政治學與新自由主義的壞經濟學(它導致了2008年大崩盤)脫離關係。這意味著恢復20世紀40至70年代盛行、最後被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所「消滅」的那種經濟學。哈耶克認為凱因斯主義的社會民主是滑向奴役之路,這是錯誤的。相反,它是必不可少的解藥。

現時代的好經濟學會做3件事:對2008年級別的危機未雨綢繆;對任何真的發生了的崩潰採取穩健的逆週期應對;以及留心群眾對經濟公平的要求。

類似地,捍衛今天的好政治學也要求我們緊急關注4個話題:全球化的政治和社會邊界;實體經濟的金融化;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作用;以及在加速自動化時代讓報酬與工作脫鉤。

自由主義的支持者——以及左翼——忽視了這些問題,將自食其果。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好政治學,壞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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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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