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雅的告別》:臨終病人在院死亡,就等同於「治療失敗」

《優雅的告別》:臨終病人在院死亡,就等同於「治療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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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跟伊莉莎白醫師的立場相同,認為臨終病人待在醫院裡並不恰當。不過倘若我們要改變這個現況,顯然必須先讓醫師曉得該怎樣用更婉轉、恰當的詞彙向病患及其家屬談論臨終這個議題,因為恐怕沒多少人可以承受「不治之症」這類字眼的衝擊。

文:肯.修曼(Ken Hillman)

1907年,麻薩諸塞州的鄧肯.麥克度加爾(Duncan MacDougall)博士做了一系列的實驗,測量臨終者死亡瞬間的體重變化,然後得出靈魂的重量是四分之三盎司(21公克)重。

一直有傳聞說,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在死後,遺體就立刻被凍存起來。不過她的長女黛安娜說,華特絕對不會想要這麼做。華特65歲因病辭世後,遺體就被火化,骨灰則被安葬在加州格倫代爾(Glendale)的林茵紀念公園(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裡。

低溫學(cryogenics)裡的人體冷凍技術(cryonics)是一門將死者凍存起來,以備日後重新賦予他們生命的科技。理想狀態下,想要完整保存死者的組織,在病人心跳停止跳動的幾分鐘內,就必須立刻開始執行冷凍的程序,這樣之後若醫學發展出可以治癒他身上病痛的技術,才能有效讓他解凍後的遺體起死回生。尤其是要避免大腦因心跳停止受損,因為如果日後解凍遺體發現大腦不能正常運作,那麼先前為了冷凍遺體投入的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就全白費了。我們還不曉得這樣的冷凍技術到底能不能完整保存死者的記憶、個性和人格特質,但理論上,應該是可以。假如你的經濟能力不允許你凍存整副遺體,你也可以依照你的財力選擇只凍存頭部或是大腦。

多年前在一場研討會上,我曾帶著敬畏之情聆聽一位洛杉磯企業家的演講,內容是介紹他的冷凍保存公司如何執行人體冷凍的業務。他說,他們的客戶在臨終之際,醫師仍會密切監控他的脈搏和呼吸,同時他們的團隊也會在客戶的屋外備妥一輛滿載各種維生機器以及專業人員的卡車。就西方國家的法律來說,要等醫師宣判病人死亡,病人在法定上才算是死了,所以要展開後續的行動,整個團隊的人都必須靜待醫師的判定。

一旦主治醫師再也測不到病人的脈搏或呼吸,宣判該名患者死亡,屋內人員就會趕緊打電話給卡車司機,要卡車上的人員開始行動。接獲通知的團隊會立刻將卡車上運載的機器推入屋內,宛如處置心臟驟停的急救團隊般,動作迅速地把各種維生機器連接到遺體上,準備透過這些機器讓才剛被宣判死亡的病人起死回生。比方說,他們會用葉克膜接掌遺體的循環系統;人工呼吸器保持肺臟的運作,供給身體所需的氧氣;甚至靜脈注射可以重新恢復生命力的藥物。因此,在整個團隊種種努力下,方才已經成為法定上「死人」的病人就會重新醒過來,此時團隊才會開始執行人體冷凍的程序,讓病人在這段冷凍保存的過程中再次慢慢死去。最終,這些遺體會以玻璃化冷凍法(vitrification)被凍存在攝氏負196度的低溫液態氮環境中,據說,這樣可以讓細胞受損的狀態降到最低。

冷凍程序完成後,冷凍保存公司剩下要做的就是好好保存客戶的遺體,直到醫學界找到可以治癒他們疾病的方法為止。不過這當中其實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不少人都是死於高齡。也就是說,他們在臨終前已雞皮鶴髮,全身的器官和組織幾乎都衰老不堪,而這些原因同時正是奪走他們性命的主因,所以在這種身體狀態下從冰封中清醒過來或許並非如理想中那麼美好。即便到了那個時候,醫學界真的發展出一個可以治癒被列為死者「最終死因」的治療方式,恐怕也不足以讓他們在復活後擁有一副健康的身體,因為高齡死者通常都百病纏身,他死亡證書上的那一項死因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其中一根稻草。若真要說會因人體冷凍保存受益的族群,大概就屬患有單一不治之症的青壯年人,只是這些人很少有錢去支付這筆費用,或是有把遺體冷凍保存的想法。說實在話,這類冷凍保存公司的主要客戶都是臨終的富有老人,這些有錢老人無非是希望先藉由這樣的冷凍技術,保存住他們細胞裡的DNA,等有朝一日科技夠進步、有辦法將他們的DNA去蕪存菁,他們就有機會以更年輕的狀態重生,甚至是徹底改頭換面。不過,在這個人口過剩的年代,還讓老年人不斷複製自己分身的想法或許根本不恰當,大眾還需要用更審慎的角度去審視。

追求長生不死的人大有人在,除了冷凍保存技術,英國老年學家艾柏.得桂(Aubrey de Grey)甚至把老化看作是一種疾病,極力想要透過停止人類老化的過程,尋求長生不死的境界。艾柏繼承了他母親給他的1650萬美元創建了SENS研究基金會(SENS Research Foundation),以找到預防身體和認知因老化退化的方法為目標。SENS這四個英文字母是 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 的縮寫,意思為「操控無用老化的策略」。艾柏決心要跟傳奇人物浮士德(Faust)和道林.格雷(Dorian Gray)一樣,不計一切代價的找出長生不老的辦法,而他現在也確實一直朝著這個方向進行。他用希伯來聖經裡帶有「長壽」意涵的人物名「瑪土撒拉」,創設了一個「瑪土撒拉小鼠獎」(Methuselah Mouse Prize),提供獎金給可以延長小鼠壽命的研究人員。艾柏甚至創造了「無老狀態」(pro-aging trance)一詞,想要讓人擺脫對老化的憂懼。《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曾批判過艾柏的計畫,說他的理論大錯特錯,不值得在學術界討論;然而,不論他的理論是否合理,他的這份主張都反映出許多人對老化和死亡的恐懼可能早已凌駕在理智之上。


哈汀先生74歲,入住我們醫院的加護病房大約已經24小時。過去他一輩子都住在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的一座小鎮裡,送醫前,他被一位正準備去學校上班的老師發現倒在田野之中。該名教師趕緊對哈汀先生施以心肺復甦術,不久後救護車趕到,便把他送往當地醫院急救。當地醫院的醫師先為他靜脈注射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的藥物,便請求直升機支援,準備把病人送到我們醫院來。這段期間急救人員一直不間斷地為他做心肺復甦術,等到他抵達我們醫院時,他們已經對他做了整整5小時的心肺復甦術,但過程中他的心臟始終都沒有自己跳動過。一般來說,在持續接受了5小時的心肺復甦術後,患者的大腦難免都會出現損傷,可是由於他的體溫不高,所以醫療人員認為或許他的大腦有機會逃過一劫。

醫療人員決定放手一搏,用葉克膜來支持哈汀先生的心肺功能,於是加護病房的8號病床成了哈汀先生的床位,除了葉克膜,此刻他的呼吸和心跳也必須靠著呼吸器和強效藥物才能正常運作。儘管在醫療人員一連串的努力後,哈汀先生的體溫終於恢復正常了,但他整個人看起來毫無生氣,宛若只剩一具空殼,應該說,他真的只剩一具空殼。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的大腦可以正常運作,他的心臟和肺臟在沒有葉克膜、呼吸器和藥物的支持下,也無法正常運轉;他的狀態已經完全符合法定的死亡標準,我們打算停止再對他採取任何醫療行為。

我們告知哈汀先生的家屬這個遺憾的消息,縱使他們不太能理解為什麼我們要讓一開始就已經符合法定死亡標準的哈汀先生,陸續承受這麼多的折磨,但或許是因為他們都是純樸的鄉下人,所以聽到這個噩耗時,他們還是誠心向醫療人員表達感激之情。

在前幾個段落,我才以冷凍保存公司的人體凍存技術為例,說明現代醫療打算以極端方式讓生命永續長存的過程,而對照哈汀先生的狀況,你會發現,醫師在宣判兩者死亡的時機點有很大的差異,即:想要靠凍存技術取得重生機會的病人,醫師會盡早先宣判死亡,再靠維生機器恢復生命徵象,然後才冷凍保存;至於哈汀先生雖然一開始就因死亡而體溫下降,但仍歷經各種現代醫療的搶救,直到他重新恢復體溫,確定回天乏術後,醫師才終於宣判他死亡。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醫師曾在她的大作《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一書中提出「為什麼要善終這麼困難?」一題,探討死亡的藝術。她認為臨終病人待在醫院裡並不恰當,因為醫院是為治癒傷患而建的機構,因此對院方來說,病人死亡就等同於「治療失敗」,當然會竭力挽救臨終患者的性命。書中伊莉莎白醫師一再強調「接納死亡的重要性」,鼓勵讀者勇於面對死亡,讓自己臨終之際可以依個人意願走過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回首19世紀,當時大眾還沒有把醫學看作無所不能。事實上,那個時候世界各地還有很多像愛丁堡救援協會(Edinburgh Association for the Relief of Incurables)之類的機構,專門收容醫院無法救治的病患。由此可知,今日醫學界的行為確實相當可議,因為說到現代醫學,雖然人人都坦承不諱,它還是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足,但在面對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病患時,醫療人員卻往往對這些重要的資訊避而不談。我跟伊莉莎白醫師的立場相同,認為臨終病人待在醫院裡並不恰當。不過倘若我們要改變這個現況,顯然必須先讓醫師曉得該怎樣用更婉轉、恰當的詞彙向病患及其家屬談論臨終這個議題,因為恐怕沒多少人可以承受「不治之症」這類字眼的衝擊。

說不定瑪蒂森太太的話最能道盡善終不易的無奈。我出版第一本著作《加護病房裡的選擇題》(Vital Signs: Stories from Intensive Care)時,上過一個廣播節目介紹新書內容,節目進行中,瑪蒂森太太打電話進來分享了她先生的故事,那時候她先生才辭世沒多久。她說他們夫婦倆生前就有共識,假如有一天大限來臨,一定要避免接受過度的醫療處置,只是他們並未把這個想法白紙黑字寫下來,僅僅口頭將這份意願清楚告知他們的孩子。

有一天,瑪蒂森太太和她先生一起開車到離家不遠的鄉鎮兜風,行車中,開車的瑪蒂森太太發現她先生的身體突然從副駕駛座往她身上倒。她連忙把車停下,看看她先生的狀況,結果正如她心中所料,她的先生死了。由於瑪蒂森太太就跟許多年長的女士一樣,沒有使用行動電話的習慣,所以當務之急她必須再往前開100公尺,才能到公共電話亭打電話。於是,她先把她先生的身體從她身上推開,讓他的身體可以靠在副駕駛座的窗戶上,然後,她重新握住方向盤、踩下油門,開到了電話亭邊。她沒有馬上下車撥打電話,而是在車上思索,自己的下一步到底該怎麼做才能讓她的丈夫有機會善終。她想,假如她打電話叫了救護車,他們一到現場一定會馬上把他從車子裡拖出,對他施以心肺復甦術,此舉有可能硬把他從鬼門關裡拉了出來,之後送往醫院,他身上就必須安插上無數的維生機器。不,她絕對不要讓他去受這些無謂的折磨。瑪蒂森太太繼續漫無目的的把車子往前開,途中經過一間當地的醫院。看到醫院,她腦中又再次浮現相同的場景。年輕熱心的醫師不斷為她的丈夫急救,安插上維生機器,然後如果搶救成功,她先生的餘生可能都得待在療養院裡無法動彈,就連吃飯都得像嬰兒般,靠別人一口一口餵食。

突然她聽到鐵路平交道的鈴聲大作,於是趕緊加速駛向鐵道,因為她知道至少還有1分鐘火車才會通過。她花了至少20秒的時間才開到了鐵道的另一側,然後迴轉,靜待火車通過。

現在她的思路改變了。她想起來她曾看過一個電視節目,強調施作心肺復甦術的時間點很重要,必須越快越好,因為人的心肺功能只要停止3分鐘左右,大腦細胞就會開始死亡。從她先生倒在她肩頭開始算起,至少已經過了3分鐘,但她必須確保情況沒有任何轉圜。等火車通過勢必能再拖延幾分鐘的時間,之後她也不會因此被冠上謀害親夫的罪名。火車通過後,她再次穿越鐵道,緩緩駛向她家庭醫師的診所。她認為她的家庭醫師是個明事理的小伙子,不會採取她剛才所想像的那些誇張處置。到了診所,她花了一些時間把車停好,便走進診所跟櫃臺的接待人員說,她先生的狀態看起來非常不好,想請問醫師可不可以直接到車上為他看診,因為他恐怕已無力自行走進診間。醫師跟著瑪蒂森太太走到車邊,但他甚至沒開啟車門,光從副駕駛座的車窗就看出瑪蒂森先生已經身故,所以他繞到了駕駛座,從駕駛座那側進入車內確認瑪蒂森先生的狀況,接著就宣判瑪蒂森先生死亡。

根據該鎮的傳統,在喪禮安排妥當前,身故者的遺體必須先送往醫院的太平間安放。救護車抵達時,隨車的兩名救護人員為了緩解瑪蒂森太太的情緒,問她之前有沒有坐過執勤中的救護車。她說:「沒有,我從來沒坐過。」就這樣,他們讓瑪蒂森太太跟著他們一同上了救護車,救護車的鳴笛聲大響、警示燈閃爍,坐在她先生平躺的遺體旁,她默默地流下了淚水,心中除了悲痛,還夾雜著一股如釋重負的解脫感。這種複雜的情緒,正是許多遇上這類狀況者的心情寫照。

相關書摘 ▶《優雅的告別》:我們連傷心的權利,也被醫療化剝奪殆盡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優雅的告別:現代醫療對我們是恩惠還是折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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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肯.修曼(Ken Hillman)
譯者:王念慈

你能接受生命原本的自然歷程,知道如何順應與接受它?
一部作為人生最後關頭重要後盾的必需之書,
以真實案例,正視生命的盡頭,勇於對自己的「死亡」負責!
人人都能優雅、尊嚴地告別,無畏無懼,擁抱善終。

生命自然進程原本就有衰老與死亡,很多人卻無法面對它,更遑論談論它、處理它。當無法預期的意外到來,你的家人必須為你做出決定,卻可能使他們終其一生活在自責的罪惡感中。

反之,亦同樣令人惶恐。

而「守護一絲希望」真的好嗎?要如何有尊嚴的對生命告別? 本書教人正視生命終點面臨的問題,與積極擁有選擇如何渡過餘生的權利,更剖析醫病雙方的整體關聯,讓大眾敢於對生命負責任!

  • 作者修曼醫師以專業角度、平易近人的口吻,提醒讀者生命原有的歷程,充滿人道關懷與省思。
  • 以真實故事案例,協助讀者正視生命終結的事實,看清現代醫療的真相!
  • 一部面對生命的教戰手冊,從人是如何衰老,到如何選擇好醫者、如何預立遺囑等,再無須逃避。
  • 當衰老與死亡難以避免,作者告訴人們如何面對,以保有尊嚴的方式,優雅告別。

「生命之美本來就包涵了死亡。」很多人卻無法了解這一點。身為加護醫學教授的肯・修曼感受至深。本書就是要告訴我們,其實醫院還可以提供臨終病人更溫和、更符合他們臨終意願的醫療手段,同時賦予我們為所愛或親人提出這些訴求的勇氣。而我們也應轉變對現代醫療的不當期待,與生命自然進程應有的觀點,思考自身對人生終站可以有的「規劃」與態度。

作者以切身的體悟與感慨,提醒讀者大眾正確看待生命的方式,並以生命智慧,調整看待現代醫學的角度,認清它的極限,進一步思考每個人對於衰老與死亡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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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印書館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