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謀殺一座城市》:「縉紳化」與全球資本如何深入美國社區?

《如何謀殺一座城市》:「縉紳化」與全球資本如何深入美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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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的克雷教授曾提出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四階段,至今依然可被參考。但今日我們需要加上第五個階段,才能正確描述在紐約、舊金山這些地方發生的事。在全球化城市中的縉紳化,不再關乎個人,甚至不關乎在地開發商。而「縉紳化」又是如何被推動的?

文:彼得・莫斯科威茨(Peter Moskowitz)

一九七九年,MIT麻省理工都市研究的教授菲利普.克雷就提出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四個階段,至今依然可被參考。根據克雷的說法,第一個階段開始於當一些沒有受到政府或機構支持的個人,決定搬進原本貧窮的社區,開始整修房屋。鮮少受到媒體報導,新遷入的人主要是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逐漸增加。部分證據顯示,在歷史上這個階段的縉紳化,往往由男同志、女同志打頭陣,他們從單調的郊區離開,想要尋找可以聚集的安全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舊金山湧入了大批男同志,主要是因為當時軍隊將太平洋基地上有男同志傾向的軍人開除,集中到舊金山。儘管沒有確切數字,資料顯示白人同志社群,特別是女同志,在一九七○年代的布魯克林也扮演先鋒角色。紐奧良著名的白人酷兒文化也早於其他地方。(底特律在此是特例,當地沒有明顯的同志文化。)

克雷提出的第二個階段,是社區產生的改變,開始吸引人們到此購買房地產。這第二波進來的人,有些想要參與塑造社區新的文化樣貌,有些是小型的投資客,希望在房價仍低時買進房屋,以後再脫手。在這個階段,媒體開始報導了,紐約時報可能會寫篇報導,討論這個社區是否會是下一個熱門地點,所謂下一個威廉斯堡(Willamsburg)。空屋率開始下降,迫遷開始發生。

我認為這兩個階段正在某些城市仍然發生著──像是底特律、克里夫蘭、肯塔基州的萊辛頓等等,在這些地方,年輕人開始群聚,新的餐廳開張,報社把大膽的記者送去那裡,報導一度死氣沉沉城市的驚人復甦。但這些階段分類也有點不合時宜,在底特律或克里夫蘭的年輕人,儘管看來像當時舊金山的男同志一樣,是自由聚集的,但其實在今日,他們多半是受到州政府或其他相關組織的補助引導。

克雷的第三個階段,基本上就是紐奧良正在經歷的,中產階級的遷入者在社區裡開始取得具有決策性的地位,他們擔任社區組織的委員,對外人宣傳社區是個適於中產階級移居、享有好生活品質的地方。在這個階段,克雷說,你可以預期銀行開始對原本缺乏投資的社區,借出越來越多款項。開發商(而不是個人)成為主要的住宅整修者和興建者。警察和其他保全措施增加,確保新移入的縉紳階級有安全感,舊居民和新居民之間的衝突開始發生。

第四個階段,是當社區已然縉紳化,並且變得越來越富有。管理階級的專業人士取代了藝術家和龐克族,由開發商持有的空屋,被改建為昂貴的住宅,迫遷的情況惡化,縉紳化開始蔓延到其他地方。

一九七九年時,這些階段對縉紳化過程的描述堪稱完整,也具有指引性。但好幾位研究者建議,今日我們需要在這些分類中加上第五個階段,才能正確描述在紐約、舊金山這些地方發生的事。在全球化城市中的縉紳化,不再關乎個人,也甚至不關乎在地開發商想在社區裡賺點錢,用地理學家尼爾.史密斯的字眼來說:縉紳化是「全球資本之手往下深入在地社區」的故事。

今日,許多開發計畫是由國際投資者啟動,許多社區只有國際性的菁英才住得起。竄升的建築物不是一般人的住家,而是為百萬富豪、億萬富豪提供的住宅。在曼哈頓中城區短短的一段路,最近蓋滿了摩天大樓,都是價值數百萬的公寓華廈。根據紐約時報的調查,百分之五十的公寓,每年大多數的時間都是閒置的。換句話說,到了第五個、也是縉紳化的最後一個階段,社區不只是對資本友善遠甚於對人,也不再是個有辦公室、家庭、學校、社區中心,可以過正常生活的地方,而只是一個昂貴的商品。

這些階段粗略的描述了縉紳化是如何運作的,也顯示發生的過程是可預測的,在先鋒者、咖啡店出現之後,很有可能就會有專業人士、公寓華廈產生,不管你在哪個城市。但縉紳化遠比這複雜,有的時候這些階段同時發生,或沒有按照次序。舉例來說,底特律的縉紳化,看起來主要是由專業人士大批進駐所引發,而不是個人的先鋒者。但不管哪個階段先發生,這些階段都導向同一個方向:縉紳化提高社區和城市的價值,直到它們不再適合一般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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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的階段有助於我們了解縉紳化如何運作,但沒有解釋一個根本的問題:縉紳化為什麼發生。為什麼社區和整個城市突然成為投資的熱門地點?在這些分析中,有一個重要的準備期沒有被提起,第○期。城市的房地產與分區政策,是由地方政府、州政府、聯邦政府決定的,要讓第一階段到第五階段都發生,必須要得到政府的容許。

學術圈對於是什麼力量說服了執政者歡迎或是鼓勵縉紳化,仍有爭議,有些人認為縉紳化是由生產端引發──房地產開發商看到內城具有吸引年輕新貴的潛力,想要迫使窮人搬遷。有些人認為縉紳化是由消費者驅動──一百萬個類似艾弗列.歐騰的人聚集在城市裡,在郊區長大的那代白人,將內城視為可以發揮個人自由、創造財富的地方,來到這裡再造城市空間以滿足自己的需求。在這樣的觀點下,縉紳化的負面影響(迫遷、文化流失等等),只是無可避免的不幸結果,是由上百萬的個人決定造成。認真說來,這個從消費者立場出發的解釋不無道理:內城的確是吸引人的文化空間。我認識數十位在郊區長大的年輕白人,就相信自己只有在城市裡才能找到理想生活,他們來到紐約市來當藝術家、社會工作者、作家、做各種創意工作,將自己從郊區生活的一成不變解放出來,他們想要單身或只想與眾不同。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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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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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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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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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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