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最該教什麼?》:民主怎麼教?讓學生重返「白色恐怖」

《學校最該教什麼?》:民主怎麼教?讓學生重返「白色恐怖」
參與「國際特赦組織」寫信馬拉松活動|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到底要如何讓學生們深刻「感受」民主、了解民主之「得來不易」,進而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呢?或許可以逆向操作,體驗一下何謂「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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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政暉

培養孩子成為積極公民——民主可以這樣教

有人說學校裡所有學科都可以不會,但「公民」一定得好好學,因為每個人有朝一日都會成為社會上的一分子。但,「公民課」和現實世界的關聯在哪裡?公民考一百分,真的就等於好公民嗎?

現代公民教育的核心在於民主,民主串起了社會尊重、法治精神與經濟發展,本篇嘗試以「民主,怎麼教?」、「面對每個人的恐懼」、「轉型正義的發展」、「審議式民主」四點來檢視台灣的公民教育、公民素養與公民發展,並在最後提出公民老師應該如何轉型的實質建議。

「民主」怎麼教?

按照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2018世界自由排名,台灣的「自由」分數再度往前邁進,「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都是第一等級。但在《經濟學人》智庫做的調查中,台灣的「民主」仍然是中段班的「部分民主」(Flawed democracies),並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與「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獲得不及格與勉強及格的成績。

另一方面,2016年「國際公民及素養調查研究」評比(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公布,台灣的「公民素養」躍升為世界第二,打敗了許多民主資深國家。但是,該測驗是抽測每個國家的八年級生對於公民事務的理解,而參與評比的24個國家中,有開設類似台灣公民課的不到一半,因此許多國家的八年級生是「靠自己」了解公民事務,與台灣學生並不相同。調查裡更重要的指標是,台灣八年級生的「政府與媒體的信任度」和「實際參與公民活動」皆低於世界平均,和《經濟學人》指出台灣在「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吊車尾的結論不謀而合。換言之,台灣對於民主課程的實際運用,仍然堪慮。

這種社會氛圍再加上學校教師大多較為保守,鮮少實際參與社會運動,即使我們的民主教育課本內容包羅萬象,詳盡介紹了各種民主概念,舉凡希臘民主起源至法國、美國民主進程,以及台灣的民主步伐,可是在升學主義的框架之下,為了「考試鑑別度」,考題總是集中在複雜的政治制度與選舉制度上,犧牲了民主的真諦與精神。即便有些老師會帶學生參訪法院,或要求學生準備政見,希望讓他們實際體驗何謂民主選舉,但整體來說,仍然偏重於知識層面的「理解民主」。

到底要如何讓學生們深刻「感受」民主、了解民主之「得來不易」,進而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呢?或許可以逆向操作,體驗一下何謂「不民主」?

創造有感覺的民主課程

來自中國大陸的寇延丁女士因為從事公益而踩到中共「你做好,等於是我做不好」的原則,又恰好在台灣與香港交流期間「參觀」了太陽花學運與雨傘占中活動, 因而被中共當局盯上,在2014年「被消失」整整128天。被釋放後,她為了讓世界知道中國當局如何以如同小說《一九八四》的激烈手段對付異議分子,小心翼翼地將手稿送來台灣,在2016年出版了《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一書。

因緣際會下,我邀請寇女士來和學生們分享那段從火車上被政府劫走,安置在不知何處的祕密監獄中,遭受心理與生理虐待的驚悚過往。當學生問起寇女士的家庭, 以及出版了吐露真相的書籍後,是否仍要回中國,她淡淡地說出了想為中國民主努力的、不願放棄的決心。這些為了打破「不民主」的真情告白,比起冷冰冰的課本,更能讓學生感到衝擊並開始有所反思,「民主」也才有機會成為孩子們心中有血有肉的一部分。

10-1學生在講座過後,向中國大陸公益人士寇女士詢問問題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學生在講座過後,向中國大陸公益人士寇女士詢問問題。
創造可以實踐的公民運動

台灣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造成了許多不公不義,而所謂的民主,正是每個人透過實際行動,關心這塊土地上所有的人、事、物。

一群均一中學的高中生自發性地組成團隊,與屏東恆春的張家古厝負責人聯繫, 希望能夠搶救與恆春古城同年齡的張家古厝及其周邊同樣該被保護的竹塹。雖然相關開發條例已經由大法官釋憲確定為違憲,縣府仍執意與建商合作,計畫趕在釋憲條文生效的一年內,拆除古宅旁重要的竹塹。

學生們與張家負責人共同安排了深度了解古宅、恆春古城、鹽鹵文化之旅,並邀請家長們一同參與,也成立了臉書粉絲頁,希望能讓恆春張宅等公民議題持續獲得關注,無奈最終仍不抵開發趨勢,眾目睽睽下,百年竹塹被全數剷平, 徒留孤零零古厝。然而,這樣實踐卻未竟的過程不但成為孩子們虛心理解民主的題材,更讓他們實踐了公民的意義。

人權教育,改變的開始

國際特赦組織(Amesty International)台灣分部近幾年開始自編教材,在台灣各級學校推動人權教育,根據急迫性、聲援成功的機率、指標性等,每年選出十來位需要聲援的對象。該課程的主體源自十多年前兩位波蘭年輕人發想的「寫信馬拉松」,只要寫一張明信片,就能聲援遠方的那個人。時至今日,每逢12月國際人權月,台灣幾萬名師生(人數增加中)都會共同參與這場人權盛事。

以「寫信馬拉松」為既有教材,我與幾位同事也將之延伸,設計讓十年級學生對學弟妹介紹人權案例,或是請七年級學生寫詩、錄一段自己族語,送給正努力倡議保護環境的秘魯原住民以傳達支持,以及將十年級與十一年級學生混組,請他們比較台灣人權進展與國外的案子,再以戲劇方式呈現。各種方式無非都是希望讓學子們感受到世界上有許多人需要他們的關注、了解並產生連結。

重返「白色恐怖」

為了讓學生們能夠經歷「違法」、「被抓」與「刑求」,臺東均一中學在參考許多資料後舉辦了三場復刻「白色恐怖體驗」活動。課程施作以理解力、情感忍受力都較足夠的十一年級為主,由我教的社會組學生擔任活動工作人員,另外幾組同學則是體驗者。

活動一開始,兩位主持人先帶領並要求體驗者跑步前往集合場地,再一搭一唱簡介台灣的戒嚴時代,並發下當年讓雷震入獄的《自由中國》摘文,請大家輪流念誦。語畢,兩位主持人如同換了腦袋般,第一位宣布:「現在時間回到30年前!」另一位則大吼著要求所有體驗者脫掉外套和鞋子。兩位主持人也脫掉了制服外套,露出襯衫上的「憲兵」牌子,我和其他工作人員從樓梯間大聲吹著哨子衝出來,用力將還在脫衣、脫鞋的體驗者押往另一個極度黑暗的空間。

體驗者們在昏暗的環境裡被壓倒而跪下,不僅被蒙住眼睛,雙手也被迅速反綁, 緊接著在凶狠的語言搭配下,他們繼續被拉到室外用赤腳踩草皮、踏石頭甚至跨進小水窪中,經歷過不舒服後,再被一個個拉回室內,那裡有一個個用桌椅圍起來、狹窄又侷促、只能鑽進去的洞,主要用途是讓體驗者感覺孤獨無助。此時唯一的聲響是輕微但詭異、不斷重複的金屬敲擊聲,模擬的是當年許多政治犯在被槍斃之前,拖著腳鐐走到口字型監獄中央,自己用石頭慢慢敲開枷鎖的聲音。

待在小洞的五分鐘期間,工作人員不時拍打桌面、吼叫,讓體驗者保持那種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的折磨感。五分鐘後,再一次一個喊出體驗者的姓名(叫名字的順序會從最害怕的學生開始),並把他押解到黑暗的角落裡,要求他跪在鋪有溼抹布的地板上,自己摘掉眼罩,迎向四盞明亮的手電筒與審問。

審問內容無非是要他承認讀過《自由中國》並意圖顛覆國家,最後要求他吐露其他人的姓名。事實上,其他體驗者都能清楚聽到他被審問的過程。此時,多數體驗者都已嚇到不發一語。我們設計了一塊板子,上頭寫著「模擬已經結束,請你對著外頭大喊:『××× !對不起!』」這個喊出來的名字,就是下一位被審問的人。在下一位被審問的體驗者前往角落的空檔,還會播放槍斃音效。

最後,已「被槍斃」的體驗者會被帶往另一個空間,面牆坐在地上。一面貼滿蔣介石圖像的牆與上頭的「民主是什麼?」等待著他們,逼使他們沉澱與反思。

10-4白色恐怖擬真活動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白色恐怖擬真活動。

等所有人都完成以後,全體參與者再一同觀賞一段約3分鐘的自製影片,遙想與他們一樣在二八年華就失去性命的年輕人。最後,所有工作人員與體驗者圍坐成一圈,工作人員一起撕下胸口的「憲兵」名牌,清楚說明「活動已經結束」,並為剛才的粗魯行為致歉,展開分享時間。

這時,深受震撼的學生們,大約有八成都急切地希望能找人討論,老師的引導功力成了關鍵,也成了帶孩子重新思考「民主得來不易」的好機會。不過包含我在內的大部分現職教師,過往求學時,課本對於「白色恐怖」多半隻字未提,而檢視現下課本的相關章節,無論哪一派政黨當選,似乎都無意揭發這一段過去,間接使得課本中的內容仍然避重就輕,與世界各國轉型正義的主流「真相」與「寬恕」,還有一段好長的距離,亟需更多教育工作者共同集思廣益。

德國:承認、放下、往前走的真相之路

求學期間,我有位語言交換的德國朋友,當時恰好有一則德國還完戰爭賠款的新聞,我脫口而出:「你們終於補償完了。」沒想到他睜大眼睛、不解地看著我說: 「補償?人命怎麼可能補償呢?」隨即解釋德國教育放在每位青年學子肩上「對未來之責任」,讓所有學生都清楚知道,前人犯過的錯誤需要他們一代、兩代甚至三代的人一起承擔,並對世界的未來負責。這種勇敢面對歷史的決心,以及「克服過去」的精神,雙雙在東、西德合併之後,成為德國融合、平順崛起的核心力量。

1989年11月9日,當民主風暴吹倒了柏林圍牆,東德人一方面急著衝向自由的西德,也趕緊進入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uer Staatssichenrheit)總部,為的正是保存冷戰時期極權政府監控人民生活,侵擾人民權利,隨意打壓與拘捕異議人士的真相與獨裁證據。

找尋真相之路上的知名記者楊恩(Roland Jahn)就是現任德國官方保存、恢復資料的史塔西檔案局(Bundesbeauftragter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局長,他認為「公務機關為人民服務,前提是得到人民的信賴,人民不信任的人當官,政府的公信力將無從建立」。因此「尋找真相」是所有政府的職責。史塔西檔案局不只為了恢復當時部分已被撕碎的文件而開發新科技,也耗費無數人力和物力整理資料,提供給所有想找出真相的民眾檢閱。針對東德而生的《政黨法》與兩德《統一條文》,也都強調要以「非」對東德的報復,而是基於民主規範下的公平與平等原則去規劃。

楊恩認為,東歐國家就是未能好好進行轉型正義、未能真誠面對威權遺毒,所以直到今日,每逢大選,仍然有人指控政敵是過去的「抓耙仔」,被指控的人則急忙撇清,讓社會充滿了對立和不信任感。反思台灣,即使已清算黨產,卻同樣缺乏全盤的轉型正義政策,真相未明下,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南非:血淚下的寬恕之路

南非曾經是個黑白分明的社會,種族隔離政策將黑人、有色人種視為下等人,層出不窮的抗議往往伴隨著恐怖殘忍的「被殺」、「被消失」,直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1994年當選為南非總統後,困難的南非和解之路才慢慢展開。

當年被剝奪人身自由的南非民運人士花費了大量時間、用盡各種方式,使得今日的南非擁有史上「最公平」的憲法,屠圖大主教(Desmond Tutu)則受託成立了以「促進全國團結與族群和解」為目標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除了積極尋找證據與真相,更強調要讓施暴者自行說出犯罪事實, 並懇請受害者與家屬的寬恕。「用真相取代刑罰」的超高道德方式雖然遭受好壞參半的評論,卻也達成了讓南非不致分崩離析的階段性目標。

然而,當年種族隔離政策種下的愚民式教育,讓目前的南非主流仍是沒有對錯、只有黑白。我在南非最重要的民主聖地索維托(Soweto)遇到的民宿主人就說,南非民主才走了20多年,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台灣與南非驚人的相似之處,從僅有二、三十年的民主新生,到彼此的政壇都充斥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政客們。然而,台灣沒有如同曼德拉那樣具備崇高理念且有遠見的政治領袖,在轉型正義的路上,尚待大家的共同努力。但不論是德國或南非的例子,都是我們與孩子討論民主時,非常適合帶入的實例。

審議式民主來了!

民主制度最期待看見的是「由人民當頭家」,不論過往曾經以何種形式或制度出現,目前的世界潮流都朝向「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可是台灣教育中幾乎隻字未提這個觀念,直到太陽花學運翻動了青年參與政治的氣象,才愈來愈受到大家矚目。

審議式民主制度已在國外發展多年,其落實基礎正是台灣民主殿堂最缺乏的「慎思」與「包容」,直指台灣人容易被媒體、政治人物操控,祈求速效、不願深究的思考模式,以及被藍、綠政黨強化的排他性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審議式民主強調以多元資訊為前提,正適合打破台灣人總以為政府、政黨提出的就是唯一解決方案的思維,明明是國家主人的公民,卻從未決定過國家的發展方向。

這個制度也要求在審議過程的前段,先行核對各方利害關係人的共同願景、待處理的目標、確認資料的透明度與正確性,然後才開啟溝通;在中段,關係人彼此分享說明己方立場、不斷改善溝通狀況、做出初步決策;在後段,能夠盤整意見、提出新的待解決問題。簡言之就是在過程中保持動態,找到最適切當時情況的政策解方,達到符合所有人共識的目標。

然而,審議式民主的過程說來簡單,實際上要產生效果,需要不斷學習與練習。青年發展署近年為了讓民主能夠真正成為「眾人之事」,展開了一系列審議式民主課程,從公民參與政治的沿革開始介紹,一步步帶領學員了解並實際操作能夠開啟討論、凝聚共識的工具,其中的「ORID焦點討論法」正是目前教育界為了讓各科老師放下學科本位、共同尋求希冀學生達成的學習目標時,常常使用的方法。此外,課堂上也讓學員操作並體驗了審議式民主常用的「世界咖啡館」(World Cafe),按照其方針與原則,針對有歧異的想法,在規定時間內找到初步共識與待解決的問題,留待下次討論。

對於台灣目前乏味、脫離現實的公民教育來說,這種利用民主精神,結合時事與實踐做練習的方式,如果真能透過秉持著慎思與包容原則的教師,廣泛地帶入中學教育裡,滾雪球的正向效益遠非我們所能想像。

還記得其中一場對談裡,我不自覺地在討論中倚老賣老,打斷了一位大學生的觀點詮釋,當時恰好輪到一位高三生擔任主席,只見他不卑不亢地說:「請你依照規定,讓他說明清楚。」看著這群多數為18至25歲的青年朋友,從高中生、大學研究生到社工、平面設計師、公務人員甚至美容師,為了增加自己能力進而改變社會,自發性地積極參與這個頗為燒腦的思考、討論、激辯營隊,讓人看見了台灣的希望。

此外,作家范疇在《與中國無關(II)》中觀察台灣的歷史與民族性後,提出我們應該「三權分立」的看法,三權分別為「政府」、「媒體」與「公民運動」。這一點在台灣人民選出的立委,配合黨的意志,一步步將法律修改為「無敵大總統制」,讓「最大在野黨」總能在執政黨做得其差無比後,一次將行政、立法一手抓而轉為類似復辟帝制後,顯得不無道理。但若想實現這個理想,「積極公民」就是當中的最大關鍵。

未來,期待從國外引進的審議式民主能在「讓台灣更好」的大原則下,以開放的態度廣納多元聲音,一步步長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模式,並與日、韓、菲這些同樣推動審議式民主,民主發展歷程又與台灣類似的國家多多交流。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學校最該教什麼?直擊12種非典型教育現場》,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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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政暉

面對瞬息萬變、資訊爆炸的世界,到底應該優先教給孩子們什麼?
自信心?勇氣?閱讀力?同理心?善良?自學力?素養?開闊的胸襟?

本書訪問多位在教育工作上充滿熱情、教學方法上別開生面,來自體制內、外的優秀教師,以他們對教育的想像、解方與多方嘗試,試圖回答這個大哉問。

有些老師認為最重要的是讓孩子「長出自己的模樣」,有些老師將主力放在挑起孩子自我學習的動機,有些老師主張教育的初衷在於讓孩子擁有「善、美、真」,有些老師用盡全力讓孩子相信未來充滿了無限可能。

讓孩子們擁有一輩子都帶得走的自學能力、讓孩子說得出自己的文化、陪伴孩子成為積極公民、讓孩子具備改變世界的勇氣與使命感……

教育本來就不該只有一種想像,本書提供12種非典型教育的第一手觀察,讓我們一起拋開傳統教育的框架,共同教出下一代充滿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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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