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鏟除納妾等惡風俗,婦協全力和「禮教守舊」宣戰

《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鏟除納妾等惡風俗,婦協全力和「禮教守舊」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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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性極度反婦協的角度不同,婦協的工作有時直指不合理惡俗應廢除,大多數婦女實是受惠者。其中馮秀娟被丈夫控告不貞案,結果令多數婦女獲得婚姻更合理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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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惠鈴

表面上,國民革命使廣東社會風氣逐漸走向開明,實際上,豪紳、軍人許多作風仍然視婦女如玩物。廣東省內軍事行動頻繁,軍人地位崇高,軍事紀律卻不一定能夠貫徹到每一支部隊中,號稱替人民謀福祉的革命軍人竟然集體鬧出性醜聞。事發緣於廣東省境內有一股土匪盤踞在英德縣屬琵琶山,省政府為清剿該股土匪,不得不派一支武裝部隊,軍隊清剿土匪後共救出婦女及匪眷共300多人,加上收容100個鄰近村落因兵匪交戰無家可歸的婦女,總計大約400名婦女被安置在縣署前的空屋。地方官吏包括英德縣長王子明、縣署科長王序賢、游擊第二隊長江宅軒3人,倚仗權勢竟在400名婦女中,挑選身體強壯的難婦充當奴婢。

此外,江宅軒還縱容士兵入夜以後欺侮婦女,讓他們把一些難婦帶回部隊,陪酒共眠。縣長及其下屬的荒唐行徑被游擊第一隊長王星南得知,他帶軍隊去解救難婦。省婦女部獲悉這樁軍隊欺侮婦女醜聞,要求廣東省政府徹查究辦有關人等,省政府根本不予理會,事件不了了之[1]。

解決婦女切身困難是婦協最重視的工作之一。1926年,婦協召開第一次各地代表大會,在大會上宣布幹部工作重點是致力改善婦女處境,首先要廢除童養媳風俗,這是個在廣東代代相襲的惡婚姻制度。為使婚姻制度更合理,婦協力促修訂文明的婚姻法,文明婚姻法尚未修訂前,只能盡全力援助受壓迫婦女。廣東在婚姻中飽受困苦的婦女人數不少,婦協以拯救婦女婚姻為職志,結果是為數眾多的婦女到各地婦協請求幫助離婚,[2]婦女離婚潮使婦協的工作受到攻擊,淪為眾矢之的。廣東民風保守,婦女向來對婚姻困難只有隱忍,本來求告無門,現在婦協敞開大門,婦女們如同找到救星一般登門求救。

地方縣市黨部陸續接到解決婦女婚姻糾紛的工作報告,清遠婦協舉行第一次會員大會時,會上提出兩件婚姻裁決報告。一件是農婦麥凰仙被丈夫虐待脅迫,丈夫用種種手段逼她回娘家,她不甘被遺棄,請求婦協主持公道。另一件是婦女朱麗荷被丈夫嫡妻虐待,逼迫她離家,朱女前往婦協求救,婦協傳喚朱女丈夫和嫡妻到會予以質問。[3]清遠的例子,說明婦協調處婦女婚姻,其權力及效力如同小型婚姻仲裁法庭,問題是婦協有法庭之實卻無法庭公正的執法約束,婦協裁決往往傾向保護婦女,這樣偏頗的立場自然引起輿論對婦協側目。

1926年,梅縣爆發一樁轟動廣東社會的離婚案,案子一曝光就引起大眾注意,因為主動提出訴訟的是女方(妻子)。妻子公然尋求法庭裁判訴請離婚,在廣東罕見罕聞,公眾矚目之餘也對案件議論不休。這位不顧旁人眼光,把婚姻問題攤在眾人注視下的女子,名叫羅紉蘭,讀過書,雖不是文盲卻也沒有太高教育程度,羅紉蘭的父母親在她年幼時替她訂下婚約,待到羅女成年,依約和男方完婚。婚後,羅紉蘭發現丈夫是個無知無識的浪蕩子,作為太太的羅女經常被丈夫毆打侮辱,她忍無可忍逃往婦協求救,堅決表示要離婚。婦協出面協助羅女打離婚官司,整個案情曝光後,輿論對婦協協助羅女離婚大加譏諷,[4]有人乾脆以「高等娼寮」稱婦女協會。[5]國民革命是想要給予婦女「解放」的機會,但社會配合的條件不足,顯然,解放是有限度的,並非無限上綱。

1927年1月,廣東省新興縣一位年輕女學生名叫伍獻貞,年齡17歲,就讀於第一女子小學校,伍獻貞母親過世得早,父親是小商人,伍女年幼時,祖父替她訂下親事,對方是鄰村陳輝庭家的兒子。伍獻貞在校時立志獻身革命,公開表示不能接受包辦婚姻,隨即向陳家提出解除婚約,然後逃到香港親戚家躲藏。伍獻貞逃婚之後,不斷寫信給各機關請求幫助。她寄出的信,其中附了一份離婚宣言,上面寫著:「被革命波濤激動了我沉寂的心,湧起了革命的心潮,感覺受宗法社會的傳統思想束縛的痛苦和淒慘,使人不得不去革命。」[6]接到伍女來信的新興縣縣黨部,把信轉交給縣自治總局,請出面仲裁,仲裁結果伍獻貞逃婚被認定是非法,婦協大不以為然,全力替伍獻貞辯護,指責縣府當局立場不公允,說縣府專門包庇禮教守舊分子。

為了捍衛婦女的婚姻自主權,婦協與執政當局針鋒相對,她們對縣府的指責,攻擊力道猛烈:「最難堪的就是加入了國民黨的孔老二的信徒,自認為『革命者』又不敢攻擊舊勢力,還有一種就是食教育飯的——其是食女子教育飯的,這種教育家以為這樣的鬧亂子,一般的紳士不送他的女兒去讀書,女學不是因此衰落嗎?」[7]婦協站在婦女一邊,全力和「禮教守舊」勢力宣戰,結果是激化男性對婦女工作的敵意。

和男性極度反婦協的角度不同,婦協的工作有時直指不合理惡俗應廢除,大多數婦女實是受惠者。其中馮秀娟被丈夫控告不貞案,結果令多數婦女獲得婚姻更合理的待遇。女性婚前守貞向來是中國社會心照不宣、堅不可破的女性性規範,除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學理式的討論外,人們幾乎不會公開談論女性性貞操,如果有人敢於揭開個人私密,可想而知,結果是物議沸騰。

廣東當時報刊對待馮秀娟案的反應就是如此,大小媒體巨細靡遺探究馮女案件的各種細節,從糾紛發生的時間開始,善良妻子碰見多疑丈夫就引起公眾議論紛紛。馮秀娟和丈夫李煥貞結婚的當天晚上,丈夫在兩人同衾共枕後,突然辱罵妻子不貞,第二天丈夫李煥貞把新婚妻子馮秀娟帶到地方檢察廳,當庭要求聘請醫生檢查女方是否是處女。檢查結果證明馮秀娟婚前的確守貞,這下子變成丈夫無故誣控妻子,案情急轉直下。地方檢察廳判李煥貞侮辱罪名成立,不過只處以罰款區區50元了事。這樁丈夫告妻子不貞的新婚糾紛,因丈夫大動作要求檢查妻子,導致作為新嫁婦馮秀娟名譽掃地,地檢廳雖還了妻子清白,公眾的議論裁判與訕笑已難挽回,地檢廳最終輕判男方,等於縱放丈夫無理跋扈,婦協對判決結果深感不滿,提出嚴重抗議。[8]

婦協斥責案子從成立到判決都不合理,丈夫李煥貞控訴妻子馮秀娟不貞,地檢廳受理後還真對妻子進行檢查,後來輕饒丈夫誣告,荒謬過程都可歸咎是男性婦女片面貞操觀念作祟。女性貞節與否,男子說了就算,並且貞操還只要求女子遵守,要說侮辱女子人格,莫此為甚。[9]婦協訴諸公眾,聲明地檢廳和法院往後不能再受理控告女性不貞的案件,原因是男方提出這類訴訟,法院受理就助長壓迫女子、侮辱女子的控告成立。[10]沸沸揚揚的馮秀娟案,後續效應不小,在婦協義憤填膺的抗議下,許多婦女把爭女權轉向注重法律及執法單位對女性權益保護的作用。法律條文中有太多壓迫婦女、不合時代精神的規範,這些法條抱持男尊女卑傳統,對廣大婦女有害無利。女權要提升,修法勢在必行[141]。

1924年後,國民黨屢屢在其公布的婦女運動綱領中,提及法律修訂原則要遵循男女平等。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明白宣示大會結束後6個月內,修律必須完成。[142]廣州婦女對修法期望甚深,為了催促國民黨在立法、修法上加快腳步,一再強調法律修訂公布對提升國民黨開明政治形象有絕大幫助:

彼立法者,完全受其人當時思想環境之影響,完全為其四周文化所包圍,其觀點、其觀念皆取諸其所處文化範圍之內而已。惟社會環境隨時代而變遷,人民思想隨文化而進展,則法律不得不隨之而改造也明矣,近年人民思想日新月異,銳利進展,婦女運動尤見熱烈,而仍用不革命不平等的法規 ,不適於現時社會環境,而障害黨國之進展,實非淺鮮!

1926年,廣東菁英婦女們,在累積許多婦女工作經驗後,認定從法律上確認女權保障是婦女運動根本之道,這是女界對修法抱持很高期待的原因。

1926年年底,國民黨成立司法行政委員會專責司法改造各項工作。司法改造牽涉到的女權保障,則由國民黨中央婦女部與省婦女部共同討論後提出。女界菁英對法律修改中出力最多的是劉蘅靜。劉蘅靜,廣東番禺人,北平師範女子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歸國後長期服務於廣東教育界,對廣東社會風俗有深刻掌握。劉蘅靜十分熱衷於修法,她所提建議都是從婦女出發,如堅持修法要遵照男女平等原則,舉凡選舉權、財產權以及一切的自由權,只要是原來「國民」享有的,婦女們應當一體適用。

修法如何達成女權保障最令女界關注的,莫過於鏟除惡風俗,惡風俗包括納妾、童養媳、守節、虐媳、強迫女子婚姻、蓄婢等,婦女們寄望法律能將之掃除殆盡。而爭議不休的女權修法篇章,當屬婦女婚姻權怎樣才算平等。原先國民黨主張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婦運領袖考慮到離婚自由雖有助於女子掙脫不幸婚姻,過於自由也可能縱容男子動輒援用法律訴請離婚。在婦女教育、經濟條件遠落後於男性的中國社會,沒有一技之長的婦女,一旦離婚,生活可能難以為繼,一如娜拉出走的故事。因此法律應該朝有條件離婚,才能避免陷婦女於更深的痛苦之中。

相關書摘 ▶《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共產黨思想導師,對婦運「無一不解放」有些無奈

註釋

[1] 〈英德拐騙婦女轉省婦女部查辦〉(1926年6月18日),《五部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
部16053。

[2]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東婦女運動的概況〉,收入廣東省檔案館、 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工作室編,《廣東婦女運動史料,1924-1927》,頁341。

[3] 〈廣東婦女解放協會清遠分會第一次會員大會〉,《婦女之聲》,第20期(1926年7月1日),頁22。

[4] 羅紉蘭,〈我為什麼要離婚〉,《婦女之聲》,第38期(1926年12月1日),轉引自廣東省婦女聯合會、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576-577。

[5] 素,〈婦女協會真的是高等娼寮嗎?——為婦女協會週年紀念而作〉,《婦女之聲》,第38期(1926年12月1日),轉引自廣東省婦女聯合會、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574-576。

[6] 〈新興縣的一個女性叛逆者〉,轉引自廣東省婦女聯合會、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336。

[7] 同註7,頁335。

[8] 〈函飭市婦女部辦理馮秀娟被誣不貞案〉(1926年3月2日),《五部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
部11249。

[9] 王一知,〈改訂男女不平等的法律〉,《光明》,第7期(1926年4月10日),轉引自廣東省婦女聯合會、廣東省檔案館編,
《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193。

[10] 劉蘅靜,〈對於制定法律的幾點小意見〉,轉引自廣東省婦女聯合會、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537-538。

[11]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東婦女運動的概況〉,收入廣東省檔案館、 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工作室編,《廣東婦女運動史料,1924-1927》,頁339。

[12] 黎沛華,〈救濟逃婚離婚婦女的一點意見〉,《婦女之聲》,第14期(1926年4月1日),頁12。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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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惠鈴

全面梳理1920年代婦女運動,
海峽兩岸女權與婦女地位的關鍵研究!

激越時代,女權依附革命積極奮生,大起大落之際留下未竟的遺憾,
中國女權思想,究竟導引一代又一代的「她」走向何方?
歷史記憶隨著時代再一次翻騰,
提醒我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她」來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倡議各式各樣的「女權」,但無論哪種女權隨後都因迫害,一一宣告幻滅。女界領袖們越來越清楚,如果沒有團體做後盾,單憑知識分子紙上談兵,任何女權都不可能實現。1920年,聯省自治運動助長婦女組織團體,跨省域的婦女合作初現端倪。具有全國知名度的婦運領袖逐漸嶄露頭角,這是過去五四新文化運動未曾出現的新契機。

1920年代,是五四與後五四時期接榫的重要歷史階段,從近代中國婦女史的角度來看,更是「女權」倡議演變為「婦女運動」的重要時期。諸多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史的作品,幾乎都一致認為1920年代是中國婦女運動聲勢最高漲、席捲範圍最廣的階段。婦運高漲意味著後來的低落,但以往的研究對這中間的起伏多缺乏解釋。

本書內容含括了後五四時期,中國女權、婦女解放從風起雲湧的高潮跌到低谷,乃至受政治撥弄的歷史變化過程。

綜觀1920年代激進時代的婦運,從後五四時期國共合作始,兩黨隱約有兩條路線之爭。一個走改良、溫和的改革方式;一個走激進道路。不論溫和或激進,一路走來日見個體女權隱沒,集體黨派利益至上的變化軌跡。這樣的婦運,歷經險阻,一路崎嶇。

1920年代遭遇「解放」,又迎向「革命」,包括婦女運動在內的群眾運動,大多命運多舛。婦女的主體性在哪?婦運還需要嗎?只有等待激越年代的歷史沉澱之後的反省,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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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印書館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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