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共產黨思想導師,對婦運「無一不解放」有些無奈

《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共產黨思想導師,對婦運「無一不解放」有些無奈
江寧地方法院候審室門前之陳獨秀(左)與彭述之Photo Credit: 南京中華 - 北洋畫報民國21年11月3日第852期@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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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令人目眩神迷、轟轟烈烈的婦女運動霎時間沉寂。1927年年初,武漢的婦女解放,令陳獨秀感慨說:「婦女解放運動是怎樣呢?可以說還沒有什麼成績。三個大都會,有些剪髮的女子;先婚後嫁,生私孩子,寡婦嫁人,都不像從前那樣奇恥大辱的事;除了這些事,實在找不出別的成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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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惠鈴

革命把婦運引到女性身體改造,目的是為澈底打倒封建、拆除僵固的男女刻板關係。長久歷史沿革中的一套女性規範往往是透過女性身體傳達,譬如女子纏足搭配的就是「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外女內的禮教大防,革命延續同一個歷史脈絡,以改變女性身體來宣示新時代的新氣象。革命在廣東發韌時,1925年廣東大學開辦女童軍,打造前所未有的女子新形體,女童軍陳汝湘、范桂霞、余幗英、楊瑞初等人現身在公眾視野,她們「穿上軍服、圍了毛毯、背了布囊,右邊掛了水壺,左邊佩著小刀繩索,踏著大步走」!圍觀這支隊伍的廣州市民,議論紛紛,有人說到:「真奇怪,好好的一位姑娘,裝成丘八爺的一般模樣。」[1]革命把軍事及軍人聲望推到頂端,女性裝成丘八爺模樣是對傳統柔弱女性最澈底的背棄,也是對革命熱烈的謳歌。

在革命陣營的刊物上,包括《婦女之聲》、《新婦女》、《民國日報》、《國民新聞》等都有青年女子發表意見,就女子是否應和男子一樣有平等從軍權進行論辯,一些青年女性公開呼籲有權和男子一樣接受軍事訓練、軍校教育,[2]青年女性把接受軍事教育看作是真正的男女平等。一位青年女性這樣說:「婦女要受軍事教育來鍛鍊體格,使體格強壯,分擔男子的工作,又武裝起來,掃除一切平等自由障礙,才是到真正平等的路。」[3]武漢軍校創建後招收女學生,圓了一些革命女性當兵的願望,當了兵的女學生理所當然換上男性樣式的「軍裝」。

1926年,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女生隊首批女學員入學,女生正式當兵是歷史破天荒第一遭,新生個個雀躍不已,謝冰瑩後來在回憶中說,女學生入學後最得意的事莫過於和男學生一樣打扮——穿灰布棉衣、軍帽、著橡皮底鞋、打綁腿。受訓時,男長官對女學生訓話,提醒女學生的髮式要去除嬌柔,「頭髮一律剪短,最好是剃光,像我們的一樣。」[4]女學生謝冰瑩入校後蛻變為一名「革命女兵」,曾經出操路過湖北嘉魚,當地居民以一種好奇的眼光打量她,對她從頭頂看到腳跟,一位拄著柺杖的老婆婆說:「我長到八十多歲了,從沒有見過這樣大腳,沒頭髮,穿兵衣的女人。」[5]

武漢軍校女生經過正規軍事教育與訓練後,編成女生隊,她們除了擔任政工,也編入戰鬥部隊到前線作戰,部分女兵經歷戰火洗禮,她們回到後方,女界以歌頌英雄的方式報之以熱烈崇拜,[6]軍訓、入伍、參戰、凱旋,女性模仿男性以行動證明,男子魂可以套進女兒身,女兒身獲得解放,不再是束縛,不再受別人奴役驅使。章錫琛是上海一位有影響力的著名編輯,他目睹這種改變,說道:「現在的女子,是一個堂堂皇皇的獨立的人,對於自己的肉體,便得有自由、自主的絕對權利的人,固然不能像上古以前的供任何人的使用,尤其不能像中古以後的應該被一人所專有。」[7]武漢街上,女子崇武的軍裝打扮蔚為風潮,一位蘇聯翻譯員在回憶中提到,當時漢口群眾遊行,一支婦女宣傳員隊伍吸引大家目光,他的形容是:「一群姑娘們穿著男式的白色制服,帽子上有國民黨黨徽,隊伍裡背著毛瑟槍的婦女最引人注目,這是國民革命軍的政工員。」[8]

革命陣營中的「男女平等」,在女性模仿男性中逐步成為事實,這個事實卻不見得禁得起考驗。這樣的模仿男性,本質上是扭曲女性,原本從女性主體出發的改革,就淪為革命的附屬品。典型是女子是否需要束胸,這是一個關於女性私密的穿著問題,革命婦女以「革命式的討論」對私密穿著指指點點,廣州市政府還下了命令「禁止女子束胸」,革命陣營中有人附和,說到:

女子束胸這件事,無非是為了應酬社會上一般人的荒謬觀念,人的身體是應當有充分發達的機會,而且要加以適當的保護。現在婦女要求解放的運動已經擴大,婦女求解放的呼號已經呼起,然而我們要實際得著解放,必定要能以革命的精神去奮鬥,革命的精神就是要對於一切風俗習慣制度能不稍猶疑的打破,我們革命的女同志,自然具有這種精神,對於這種習慣當需能首先打破以為倡!束乳不但妨害了女子的健康,並可使民族的體格逐漸孱弱,因為女子為國民之母,母乳又為生命之源,母體受了壓迫,母體不健康生下來的國民自然也受影響[9]。

「禁止束胸」本來立意良善,革命的過激作法卻令人生畏,所幸束胸不如纏足和剪髮一眼就可辨識,對婦女的衝擊相對較小。武漢的婦運在革命激情推波助瀾下,進展到掌管婦女身體每個細節,同時一一拆除對婦女的束縛,[10]婦女工作激起許多人的恐懼反感,最終舊社會的男權體制對革命進行反撲。河南流傳國民黨「公妻共產」,當地最大一股幫派勢力紅槍會,喊出鏟除道德墮落的革命軍口號,爭取河南百姓倒戈。[11] 1927年,武漢國民黨分共,報紙上討赤消息滿天飛,共產黨共妻、漢口出現婦女裸體遊行,各種聳人聽聞的消息到處流竄。[12]

國民黨的反共宣傳火力全開,指控共產黨「性道德瓦解」,共產黨也不客氣地回敬,攻擊國民黨「殘虐污辱女性」。1927年年中,國民黨清黨雷厲風行,兩湖氣氛緊張,謠言四起,左派人士主持的漢口《民國日報》,不斷報導共產黨被捕遭到殺害的消息,傳言湖北省內軍隊武力鎮壓殺害中共黨員,女同志及婦女被殘酷迫害,包括以繩索穿乳、裸體遊街,更駭人聽聞的報導說已經犧牲的革命女性,被剪掉短髮、割掉兩乳、胸腹被刺[13]。

「分」共使革命陣營中的年輕女性,一時間不知何去何從。武漢街上不復見雄赳赳、氣昂昂的女兵身影,風聲鶴唳的清共,把她們驅散得無影無蹤。目擊者這樣說,夏斗寅政變的消息傳到武漢,「許多斜掛武裝帶,身穿漂亮中山服的革命分子,便即忙披起長袍馬褂,溜到外國旅館去住著了。」[14]革命的青年都躲起來,革命的姊姊妹妹又何嘗例外!就連革命稱呼都要改正,武漢革命高峰時,許多人不稱某某夫人、某某太太,改稱獨立的某先生、某同志,[15]才剛改的稱呼,隔不久就無人再提了。武漢軍校女生本來出盡風頭,分共後不免窮途末路。

男生可以繼續當革命的兵,女生雖然揹了幾個月的槍、天天上操場,要加入正規軍還是痴人說夢,學校不能待了,革命軍不能收,家也歸不得,許多女學生當時是決絕逃離家庭進軍校,她們既做了宗族、親戚、家鄉人眼中的反叛者,哪裡還再回頭過安分守己的舊日子,記者對這群女兵的命運投以憐憫的眼光,說:「分校解體之後,女生隊都成了失林之鳥,真是備極慘酷。」[16]

1928年年中,清共以武裝鬥爭形式出現,革命陣營分崩離析,左派這樣形容當時的情況:「工農及遊民無產者,大半已受了共產黨的宣傳,離去了國民黨,小資產階級更恐懼工農及遊民無產者而放棄了國民革命。」[17]婦運不能倖免,領袖、幹部星散,婦女工作無人主持。陳公博是少數對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婦運,持肯定態度的左派黨人,他在革命告尾聲時,沉重指出婦運所犯過的致命性錯誤,未來如果有機會重振,該往何處去,陳公博說:

婦女運動的趨勢既以自由結婚和自由離婚為運動中一個重要主張,於婦女與農民運動中間遂發生極衝突的現象。湖北農民協會很有幾次圍攻婦女協會,河南的農民也有幾次屠殺婦運的人員。……農村情況既與都市情況不同,我們應得要另定一個農村運動的策略,譬如家庭衛生運動,婦女識字和手工運動,婦女放足運動,應作為運動的第一期。男女公開交際,自由婚姻,應作為運動的第二期。自由離婚,經濟平等,應作為運動的第三期。

倘使沒有第一期的工作,突然去到農村宣傳結婚離婚自由,令農民懷疑「公妻運動」還是小事,令農民懷疑本黨整個的政策而不信任本黨,致使國民革命失了力量,這是一件重大的過失[18]。

像陳公博如此關注革命婦運何去何從的男性黨員不多,大部分認為婦運注定沒落了,《革命評論》是革命結束後左派〈改組派〉代表性的政論雜誌,1928年5月,這一刊物刊登一篇〈過去民眾運動犯了許多錯誤〉的文章,判定婦女運動澈底收攤,文章說到:「恐怕除了幾個大都市和極少數的少數人以外,尚非今日客觀能夠容許作為普遍的運動,我只有看將來經濟變遷的背景,才可以決定的。」[19]這一年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中國,中央黨部組織大幅改組,婦女運動風停雨歇。

1920年代令人目眩神迷、轟轟烈烈的婦女運動霎時間沉寂。[20] 1927年年初,武漢的婦女解放,令陳獨秀感慨說:「婦女解放運動是怎樣呢?可以說還沒有什麼成績。三個大都會,有些剪髮的女子;先婚後嫁,生私孩子,寡婦嫁人,都不像從前那樣奇恥大辱的事;除了這些事,實在找不出別的成績了。」[21]這位共產黨思想的導師級人物,對婦運走到無一不解放的地步,有些無奈,而解放到底變成了走投無路,似乎也在陳獨秀的預想之中。

革命婦運儘管風消雲散,戀愛自由、情慾解放卻悄悄在重造青年男女的婚姻觀。革命擊碎「好男不當兵」的偏見,傳播現代軍人的英武形象,軍人得到年輕女性青睞。南昌、武漢兩地崇拜軍人的風氣特別明顯,報紙的報導指證歷歷地說女學生喜歡嫁軍人,「幾乎變成一種流行病症」,[22]還有人把年輕女性愛軍人的風氣冠上「皮帶與戀愛」。[23]在革命陣營中負責宣傳工作的郭沫若就說:「近來皮帶的作用很大;有許多女同志因為戀愛皮帶的關係,竟也革起命來;還有許多男同志,因為吃醋的關係,竟也背起皮帶來。」[24]有些報紙以充滿嘲諷的口吻,形容一窩蜂追逐革命軍人的女性,已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說她們:「只要所會著的男性,是時髦的、漂亮的、智識階級中的,有六皮——皮帶、皮靴、皮包、皮裹腿、皮鞭子、牛皮——資格的,其餘的也就什麼都不問了。」[25]崇拜軍人、自由戀愛、性解放,這些風氣混攪成一團,男女間鬧出薄倖及欺騙事情也就稀鬆平常了。

1927年三月,上海報刊登了一件戀愛糾紛新聞,事件因女主角投江自殺身亡,出了人命增加了新聞的熱度及可看性。這件戀愛糾紛按報紙的報導,起因是年輕女子馬振華與青年軍官汪世昌相戀。雙方婚前已同居,過不久汪世昌說馬振華不是處女,離棄馬女,馬振華受了男方刺激,憤而投江自盡。汪世昌得知馬振華自殺消息,打算共赴黃泉,他也選擇投江,卻被救上岸,撿回一命,輿論懷疑汪世昌尋死不是出於真心。這樁戀愛糾紛案件,因女方自殺、男方獨活,輿論一面倒替馬振華抱不平,罵汪世昌負心。

婦女的言論在這些挺馬罵汪的言論中,意外地顯得公允。《青年婦女》出版了一期「馬振華投江問題專號」,認為馬振華、汪世昌應各打50大板,青年婦女的編輯以為時代婦女解惑的筆觸,提到年輕女性在性及愛面前應如何自處。[26]在〈馬女士之死喚醒迷夢〉的文章中,作者提醒年輕女性,社會風氣開放,男子假借自由戀愛新名詞,滿口我愛妳欺騙女子,這些人當中「專用極卑鄙的手段,以滿足性慾為目的的無恥浮薄少年,至少十占九半吧」。[27]〈評汪世昌自白信中之言〉一文中,警告女子不能耽於解放的迷惑,拿愛當作反抗束縛利器,隨意把愛苗散播,「舊禮教束縛固屬不當,然解放亦應有範圍,若認爬進窗口、撞壞鐵床為解放,竊恐天下萬國無此情理!」[28]馬、汪事件中,婦女收束了「解放」,使解放與革命鬆綁,若解放是革命婦運所帶來的影響,那麼這個影響肯定已經黯淡了。1928年一位男性國民黨員回顧曾經風光的婦女運動敗得十分澈底,原因有二個,一是「男性對婦女根深柢固的蔑視」,二是「婦女天性能力限制」,字字句句一針見血,他說:

第一外部的原因:本黨對於婦女運動,雖有許許多多的決議,可是從來沒有實行過;男子對於女子的觀念,至今未能改變,視女子為所有物,蔑視女子的人格,以舊道德眼光去批評和攻擊革命婦女的行動和言論。

第二婦女本身的原因:婦女自己沒有求解放的決心,每每轟轟烈烈的幹一頓,一鬧過之後就算完了;婦女能力的缺乏,也是婦運失敗之一因,一方面不能自己領導運動,事事要仰仗男子的指導;婦女的狹隘胸境未能放開,每每看事看得太近,對於同是被壓迫的,或以爭領袖,或以爭權利的緣故,不惜互相攻擊,致革命的婦女因而分散[29]。

這二個原因說明婦女地位不是一場革命就能改變得了,顯然還需要很長時間從經濟、教育、社會觀念變化來支持搭配的。

相關書摘 ▶《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鏟除納妾等惡風俗,婦協全力和「禮教守舊」宣戰

註釋

[1] 楊瑞初,〈入女童軍之後〉,《光明》,第13期〈1926年4月1日〉,廣東省婦女聯合會、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367。

[2] 婦女應當受軍事訓練的討論,《婦女之聲》曾出版一期女子軍事教育號。此外廣州《新婦女》、《民國日報》、《國民新聞》等報刊上也有各種言論,有些贊成、有些反對,無論如何,此討論觸及了所謂男女平等是否意味著女子必須從事和男子相同工作的迷思。參見鄺鄘,〈讀女子軍事教育以後〉,《婦女之聲》,第16期〈1926年5月1日〉,頁22-25。

[3] 張崴,〈婦女軍事教育與男女平等〉,《婦女之聲》,第16期〈1926年5月1日〉,頁22。

[4]艾以、曹度主編,《謝冰瑩文集〈上〉》,頁73。

[5] 謝冰瑩,〈寄自嘉魚〉,《中央日報》副刊,第73號,1927年6月6日,頁34。

[6] 〈湖北省婦女部、省婦協歡送中央軍校女生隊出發西征〉,《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5月22日。

[7] 章錫琛,〈中國女子的貞操問題〈續〉〉,《中國婦女》,第13期〈1926年4月30日〉,頁3-4。

[8] 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著,王馳譯,《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問團譯員的回憶》,頁272。

[9] 燕,〈廣州明令禁止女子束胸〉,《革命婦女》,第八期〈1927年7月20日〉,頁13-14。

[10] 「革命不只在於除去這些戕賊身體自然發育的病態美,而且還要消融男女間不同的服飾和身體上不同的發展」。參見飛黔,〈纏足、束胸和穿耳〉,《革命婦女》,第八期〈1927年7月20日〉,頁14。

[11] 〈北伐中工作經過〉,《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6月19日;〈湖北省婦女協會開歡迎中央軍校西征女生凱旋大會〉,《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7月4日。

[12] 章錫琛,〈論禮教與共產共妻及裸體遊行〉,《新女性》,第2卷第5號〈1927年5月〉,頁475-482。

[13] 〈武昌婦女今日追悼被難烈士〉,《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6月15日。

[14] 荷笠,〈「革命」問題〉,《中央日報》副刊,第96號,1927年6月30日,頁221。

[15]〈兒女的性底問題〉,《中央日報》副刊,第90號,1927年6月24日,頁176。

[16] 朱其華,《1927年底回憶》,頁284。

[17] 馬濬,〈中國革命之今日和明日〉,《革命評論》,第1期〈1928年5月7日〉,頁20。

[18] 陳公博,〈婦女運動的錯誤〉,收入范祥善編,《現代婦女評論集》〈上海:世界書局,1930,頁5-6。

[19] 〈過去民眾運動犯了許多錯誤〉,《革命評論》,第1期〈1928年5月7日〉,頁11。

[20] 呂雲章,《婦女問題論文集》〈上海:女子書店,1933〉,頁19。

[21] 陳獨秀,〈我的婦女解放觀〉,《赤女雜誌》,創刊號〈1927年3月8日〉,頁1。

[22] 天矞、劍波,《新婦女的解放》〈上海:泰東書局,1928〉,頁123。

[23] 左馨,〈革命婦女與和平〉,《革命婦女》,第11期〈1927年8月10日〉,頁15。

[24] 《中央日報》副刊,第54號,1927年5月17日,頁131。

[25] 《中央日報》副刊,第108號,1927年7月11日,頁88。

[26] 青年婦女社編〈上海〉,「馬振華投江問題專號」,《青年婦女》,第20期〈1928年3月29日〉。

[27] 張鵑聲,〈馬女士之死 喚醒迷夢〉,《青年婦女》,第20期〈1928年3月29日〉,頁4。

[28] 不平,〈評汪世昌自白信中之言〉,《青年婦女》,第20期〈1928年3月29日〉,頁4。

[29] 帥壽華,〈婦女運動之失敗和今後應有之努力〉,《革命民眾》,第7期〈1928年10月30日〉,頁24-28。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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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惠鈴

全面梳理1920年代婦女運動,
海峽兩岸女權與婦女地位的關鍵研究!

激越時代,女權依附革命積極奮生,大起大落之際留下未竟的遺憾,
中國女權思想,究竟導引一代又一代的「她」走向何方?
歷史記憶隨著時代再一次翻騰,
提醒我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她」來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倡議各式各樣的「女權」,但無論哪種女權隨後都因迫害,一一宣告幻滅。女界領袖們越來越清楚,如果沒有團體做後盾,單憑知識分子紙上談兵,任何女權都不可能實現。1920年,聯省自治運動助長婦女組織團體,跨省域的婦女合作初現端倪。具有全國知名度的婦運領袖逐漸嶄露頭角,這是過去五四新文化運動未曾出現的新契機。

1920年代,是五四與後五四時期接榫的重要歷史階段,從近代中國婦女史的角度來看,更是「女權」倡議演變為「婦女運動」的重要時期。諸多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史的作品,幾乎都一致認為1920年代是中國婦女運動聲勢最高漲、席捲範圍最廣的階段。婦運高漲意味著後來的低落,但以往的研究對這中間的起伏多缺乏解釋。

本書內容含括了後五四時期,中國女權、婦女解放從風起雲湧的高潮跌到低谷,乃至受政治撥弄的歷史變化過程。

綜觀1920年代激進時代的婦運,從後五四時期國共合作始,兩黨隱約有兩條路線之爭。一個走改良、溫和的改革方式;一個走激進道路。不論溫和或激進,一路走來日見個體女權隱沒,集體黨派利益至上的變化軌跡。這樣的婦運,歷經險阻,一路崎嶇。

1920年代遭遇「解放」,又迎向「革命」,包括婦女運動在內的群眾運動,大多命運多舛。婦女的主體性在哪?婦運還需要嗎?只有等待激越年代的歷史沉澱之後的反省,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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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印書館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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