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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與女性主義思想之戰

誰的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與女性主義思想之戰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18世紀末從法國一路漫燒到英國的思想之戰中,珍奧斯汀是那個把錯綜複雜的政治意涵層層疊疊編織入舞會時尚、婚姻愛情中的祕密反叛份子。閱讀珍奧斯汀,就是一場歷史解碼過程。

文:施舜翔

1870年,珍奧斯汀的姪子詹姆斯愛德華奧斯汀李(James Edward Austen-Leigh)出版《珍奧斯汀回憶錄》(A Memoir of Jane Austen)。這本在珍奧斯汀去世半個世紀以後才現身的回憶錄,不只在維多利亞晚期掀起一波珍奧斯汀熱潮,更塑造出珍奧斯汀的家居形象。在奧斯汀李筆下,珍奧斯汀是一個隱匿才華的女人,也是一個善於女工的女人。她一邊執筆,一邊使針線。更重要的是,她是那個喜歡說故事給姪子姪女聽的仙女教母。奧斯汀李因此透過這本回憶錄,成功「家居化」了珍奧斯汀。同樣家居化珍奧斯汀的不只是文字,更是奧斯汀李所選用的肖像。

在回憶錄卷首的肖像畫中,珍奧斯汀神情柔美,姿態端莊,一如維多利亞時期的典型淑女。不過,這幅肖像的前身,其實是珍奧斯汀仍在世時,姊姊卡珊卓(Cassandra Austen)替她畫的一幅素描。在卡珊卓的素描中,我們找到了另一個珍奧斯汀。這個珍奧斯汀雙手交叉胸前,神情驕傲,展現出嘲諷世俗的不馴姿態;她雖然同樣待在室內,卻絕對不符合維多利亞時期的淑女想像。

究竟哪一個才是珍奧斯汀?是卡珊卓素描中桀驁不馴的女人,還是回憶錄畫像中端莊典雅的淑女?沒有人可以知道。但珍奧斯汀的肖像流變,正好預言了未來的女性主義文學論戰。奧斯汀李的回憶錄在1870年「家居化」了珍奧斯汀,成功將珍奧斯汀擺置於政治紛爭之外。一百年後,卻有一本書反過來「政治化」珍奧斯汀,不只將珍奧斯汀重新放入烽火綿延的政治動亂之中,更開啟了以珍奧斯汀為中心的女性主義論戰。

這本書的名字不叫別的,正叫做《珍奧斯汀與思想之戰》(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

珍奧斯汀的保守或進步:啟蒙女性主義的可能與侷限

1975年,巴特勒(Marilyn Butler)出版了影響珍奧斯汀學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珍奧斯汀與思想之戰》。在巴特勒以前,少有人將珍奧斯汀擺放在政治與歷史的脈絡下檢視。珍奧斯汀寫的是芝麻小事,鄉村瑣事。就連珍奧斯汀自己都說了,她不過是在「兩吋象牙」(“the little bit [two Inches wide] of Ivory”)上書寫。但巴特勒正是要「無事生非」,讓珍奧斯汀的芝麻小事化為「滔天大事」,讓珍奧斯汀的鄉村瑣事,重返法國大革命之後在英國爆發的思想大戰。

不過,真正讓巴特勒成為爭議性人物的,是她在書中的大膽宣稱——珍奧斯汀很保守,珍奧斯汀很反動。 巴特勒雖然將珍奧斯汀放置於「後革命」的思想大戰之中,卻否認了珍奧斯汀激進的可能。她認為,真正形塑珍奧斯汀小說的,還是18世紀風行的教養手冊(conduct books)。法國大革命之後,英國與歐陸一樣掀起了激進共和主義(Jacobinism)與反激進共和主義(anti-Jacobinism)之間的戰爭。在巴特勒眼中,珍奧斯汀選擇了後者。

於是,巴特勒將珍奧斯汀最受歡迎的《傲慢與偏見》讀為反動之書。儘管有人視伊莉莎白為叛逆英雄,巴特勒卻主張,埋藏在這本小說中的仍是一場道德教育。伊莉莎白終究犯錯,終究低頭,終究承認自己的傲慢與偏見。不只伊莉莎白,珍奧斯汀筆下的兩種女性──犯錯而知錯的少女(《傲慢與偏見》中的伊莉莎白、《艾瑪》中的艾瑪、《理性與感性》中的瑪麗安與《諾桑覺寺》中的凱薩琳),以及象徵律法與秩序的少女(《理性與感性》中的愛蓮諾、《曼斯菲德莊園》中的芬妮與《勸服》中的安)──正好符合了18世紀末保守小說中的女性典型。巴特勒說,珍奧斯汀壓抑了隨著革命興起的激進思想浪潮。

巴特勒不只將珍奧斯汀放入「後革命」的思想之戰中,自己也掀起了一場思想之戰。在巴特勒之後,珍奧斯汀已經不可能「去歷史」、「去政治」;而她究竟是保守還是激進,「女性主義」還是「反女性主義」,也點燃了學院內的辯論之火。這場火一燒,便燒了整整40年。克爾漢(Margaret Kirkham)在1983年以一本《珍奧斯汀、女性主義與小說》(Jane Austen, Feminism and Fiction),直接推翻巴特勒,宣稱珍奧斯汀不只不保守,不反動,而且象徵了18世紀興起的啟蒙女性主義(Enlightenment feminism)。

克爾漢將珍奧斯汀與18世紀的女權先鋒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交織閱讀,認為珍奧斯汀的小說一如沃斯通克拉夫特,可以被視為「啟蒙女性主義」的代表。雖然我們沒有珍奧斯汀閱讀《女權的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的直接證據,但是,克爾漢認為,珍奧斯汀很難不察覺在當時風起雲湧的啟蒙女性主義思想。因此,珍奧斯汀不只不是反動派份子,更是女權思想家。不同於巴特勒,克爾漢將《傲慢與偏見》中的伊莉莎白與《理性與感性》中的愛蓮諾,視為珍奧斯汀筆下的啟蒙女性主義典範。珍奧斯汀的女人可以跟男人平起平坐,可以透過啟蒙教育成長──珍奧斯汀因此象徵「啟蒙女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