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票日倒數 倒數
0
23
11
50

前往選舉專區

誰的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與女性主義思想之戰

誰的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與女性主義思想之戰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18世紀末從法國一路漫燒到英國的思想之戰中,珍奧斯汀是那個把錯綜複雜的政治意涵層層疊疊編織入舞會時尚、婚姻愛情中的祕密反叛份子。閱讀珍奧斯汀,就是一場歷史解碼過程。

巴特勒和克爾漢一個將珍奧斯汀貶為保守份子,一個將珍奧斯汀捧為女權先鋒,看起來是二元對立,水火不容,不過卻源自同樣的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思想。不管是認為珍奧斯汀反對進步個人主義,還是主張珍奧斯汀支持女性理性啟蒙,其實都不脫廣為後繼女性主義者所詬病的自由人文主義思維。強調女人和男人一樣理智,似乎難以動搖穩固父權社會根基的理性秩序。塔德(Janet Todd)因此說,珍奧斯汀反對浪漫主義,反對陰性感知(feminine sensibility),而陰性感知正是顛覆父權社會秩序的潛在威脅。

有趣的是,陰性傳統恰好是另一群女性主義學者替珍奧斯汀辯護的原因。在保守與進步、反動與啟蒙的二元對立之外,有一群學者將珍奧斯汀放入英美文學史的女性傳統,重探珍奧斯汀如何在理性與感性的矛盾之中,發展出祕密的書寫策略。在這樣的視角之下,珍奧斯汀或許未必激進,卻在看似理性的表象背後,展現出不為人知的浪漫面貌。

珍奧斯汀的理性與感性:走入女性文學史傳統

1979年,吉爾柏與古芭出版《閣樓上的瘋女人》。在這本女性主義文學經典中,吉爾柏與古芭不只挖掘出英美文學史中潛藏的女性傳統,更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在女性文學中,女作家往往將自己潛抑的憤怒,化為小說中的瘋狂分身(maddened double)。如書名所暗示,啟發了吉爾柏與古芭的,正是勃朗特那本寫出了經典「瘋女」代表的《簡愛》。

雖然《閣樓上的瘋女人》核心是勃朗特的《簡愛》,吉爾柏與古芭依舊將珍奧斯汀放入這段女性文學史中。對吉爾柏與古芭而言,珍奧斯汀的小說同樣可以用她們的「分身」理論來解讀──《傲慢與偏見》中的伊莉莎白是珍奧斯汀的叛逆自我,而珍則是溫馴自我;《理性與感性》中的瑪麗安是珍奧斯汀的浪漫自我,而愛蓮諾則是規訓自我。珍奧斯汀的自我分裂,不只是女性小說家的個人創作模式,更是歷史上女性的集體社會經驗。對吉爾柏與古芭來說,珍奧斯汀的「封面故事」(cover story)暗藏了對父權社會的不滿與反抗,而這些祕密的反抗,就體現在珍奧斯汀筆下的叛逆女子身上。珍奧斯汀表面上是珍,是愛蓮諾,是芬妮,私底下卻是艾瑪,是瑪麗安,是蘇珊夫人。吉爾柏與古芭的「封面故事」理論,呼應了早先吳爾芙對珍奧斯汀所作出的評論——在表面的冷靜底下暗藏深沉的情緒。

吉爾柏與古芭的理論在七○年代石破天驚,也開啟了英美女性文學史的浪潮,但是,她們單純的文本分析卻也不免落入二元對立。我們似乎只能看到珍與伊莉莎白的相對,愛蓮諾與瑪麗安的互斥。吉爾柏與古芭的理論因此少了歷史,少了曖昧。1984年,普薇(Mary Poovey)的《淑女與女作家》(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正好補上了吉爾柏與古芭缺少的歷史與曖昧。

在《淑女與女作家》中,普薇將珍奧斯汀與浪漫主義文學最傳奇的母女代表放在一起閱讀——沃斯通克拉夫特與瑪麗雪萊(Mary Shelley)。不過,這本書更大的貢獻,是將吉爾柏與古芭的「分身」理論「再脈絡化」。普薇重探18世紀的教養手冊如何在核心家庭興起之際規範女性的慾望與消費,界定合宜的舉止與儀態,形塑出中產階級最理想的女性典型——淑女(the proper lady)。18世紀末崛起的女性小說家,不可能脫離這樣的歷史背景獨立寫作。如果想要解讀這段女性文學史的密碼,我們就必須深究女性作家與「淑女」意識形態之間的愛恨糾葛。

婚家要女人待在私有空間,寫作卻要女人拋頭露面,寫作無可避免地與婚家矛盾,與教養衝突。那麼,女性作家如何面對18世紀末鋪天蓋地的「淑女」意識形態?除了我們熟知的男性化名之外,普薇也發現,女性作家時常透過「風格」進行反抗。因此,女作家的戲擬(parody)不再是戲擬,而是隱藏在幽默之下的雙面批判;女作家的角色扮演(role-playing)也不只是角色扮演,而是避免直接表露慾望的多重包裝。女作家幽默諷刺,調戲文類,透過文字閃躲,也透過文字扮裝,在層層疊疊的文學技巧中,包藏起一個矛盾複雜的自我。這樣看來,女作家的風格就不只是風格,而同時是政治。這些作為政治策略也作為逃逸路線的多重書寫風格,在普薇眼中,正是18世紀末女性書寫最重要的歷史遺產。

透過普薇的理論,我們因此有了一個更複雜的珍奧斯汀。吉爾柏與古芭雖然揭露了珍奧斯汀「封面故事」底下的祕辛,卻也在分身理論的二元對立中將珍奧斯汀的小說一刀兩斷;普薇卻在18世紀末女性作家的書寫傳統中,看出珍奧斯汀如何挪用多重寫作策略進行協商。瑪麗安不會單單只是「感性」,愛蓮諾也不會單單只是「理性」。珍奧斯汀筆下的女主角,往往在理性與感性之間來回游移;珍奧斯汀筆下的敘事者,也往往不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聲音,而是眾聲喧譁的其中之一。

如果吉爾柏與古芭將珍奧斯汀的分身視為艾瑪、瑪麗安與伊莉莎白,普薇則將所有的女性角色都視為珍奧斯汀筆下萬花筒般的折射光影。每一個角色面臨的虛構矛盾,都可能是女作家與18世紀「淑女」意識形態協商時曾經歷的歷史掙扎。普薇的《淑女與女作家》是對《閣樓上的瘋女人》的「再脈絡化」,也是對珍奧斯汀的「再歷史化」;她前面繼承七○年代末由吉爾柏與古芭奠定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後面啟發八○年代一系列拒絕將珍奧斯汀視為單純保守份子的新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