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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與女性主義思想之戰

誰的傲慢與偏見:珍奧斯汀與女性主義思想之戰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18世紀末從法國一路漫燒到英國的思想之戰中,珍奧斯汀是那個把錯綜複雜的政治意涵層層疊疊編織入舞會時尚、婚姻愛情中的祕密反叛份子。閱讀珍奧斯汀,就是一場歷史解碼過程。

在普薇之後,另一個深受她影響的珍學名家崛起。強森(Claudia L. Johnson)1988年的代表作《珍奧斯汀:女人、政治與小說》(Jane Austen: Women, Politics and the Novel),遙相呼應了巴特勒十多年前開創的政治性閱讀。不過,強森不只拒絕承認珍奧斯汀是保守份子,更提出了珍奧斯汀的激進可能。這一次,珍奧斯汀化為「後革命」思想之戰的祕密反叛份子。

對強森來說,珍奧斯汀或許不像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樣站在思想之戰的絕對前鋒,但珍奧斯汀一如同時期其他女作家,將自己對思想之戰的回應,偷偷埋入作品之中。在這個時期,許多不明顯激進卻也不單純保守的女性作家,為了避免如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樣遭受反挫,往往在作品中一方面挪用傳統題材,一方面進行迂迴批評。強森指出,珍奧斯汀在小說中部署了許多極度敏感的政治語彙,但是她同時以繁複的敘事技巧,將激進的政治意涵包藏在鄉村瑣事之中。奧斯汀小說中的失能或虛榮父親,如《艾瑪》中的伍德豪斯先生、《勸服》中的艾洛特爵士或《諾桑覺寺》中的提爾尼將軍,就可以視為珍奧斯汀對父親權威(paternal figure)的質疑,而非保守小說與教養手冊中對父權的美化。因此,我們或許能說珍奧斯汀的小說「去論戰化」(depolemicize),卻不能說珍奧斯汀的小說「去政治化」(depoliticize)。

珍奧斯汀不是驚世駭俗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珍奧斯汀也不是保守反動的魏思特(Jane West)。在18世紀末從法國一路漫燒到英國的思想之戰中,珍奧斯汀是那個把錯綜複雜的政治意涵層層疊疊編織入舞會時尚、婚姻愛情中的祕密反叛份子。閱讀珍奧斯汀,就是一場歷史解碼過程。

珍奧斯汀的情慾與祕密:邁向酷兒逃逸路線

1995年, 凱叟(Terry Castle) 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評論拉斐(Deirdre Le Faye)新編的《珍奧斯汀信件集》(Jane Austen’s Letters),封面標題卻如此宣稱:「珍奧斯汀是同性戀嗎?」(“Was Jane AustenGay?”)。這篇文章原本只是書評,卻因為聳動的標題,在世紀末掀起珍奧斯汀學界最大的一場論爭。

當然,身為美國最重要的女同志學者之一,凱叟不可能不知道,珍奧斯汀並非當代身份政治中的「女同性戀」。在珍奧斯汀所處的攝政英國中,「同性戀身份」尚未透過現代醫學與精神分析論述現身。因此,珍奧斯汀是否為同性戀,正如莎士比亞是否為同性戀,某種程度上都算是「時代錯置」的提問。但凱叟的文章要談的並非珍奧斯汀是否為現代意義下的「女同性戀」,而是存在於珍奧斯汀與姊姊卡珊卓之間的女同性情慾(female homoeroticism)。事實上,這篇文章原本的標題,正是〈姊妹之間〉(“Sister-Sister”)。

凱叟發現,珍奧斯汀寫給姊姊卡珊卓的信件中充滿對男人的尖酸揶揄以及對女人的細膩描繪——包括女人的衣飾,女人的身體,女人的凝視,女人的慾望。與其說它們是姊妹家書,不如說它們更像是珍奧斯汀與卡珊卓的戀人絮語。凱叟以兩人的同性情誼重返攝政英國,揭露出普遍存在於姊妹之間的親密關係(sororal attachments):姊妹互通書信,同床共枕,替彼此著衣裝飾。凱叟也以姊妹關係重返珍奧斯汀小說,發現珍奧斯汀在異性戀婚姻敘事之外部署的同性慾望——在《諾桑覺寺》中,凱薩琳雖然與提爾尼先生結合,但更令她開心的,似乎是自己因此能與愛蓮諾提爾尼成為「姊妹」。這樣存在於姊妹之間的女女情誼自然不是現代定義中的「女同性戀」,卻也在珍奧斯汀的「封面故事」底下,開創出另一種情慾可能。

事實上,凱叟不是最早對珍奧斯汀進行「酷兒閱讀」的人物。早在1991年,酷兒理論教母賽菊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便曾發表過一篇極受爭議的文章──〈珍奧斯汀與自慰女孩〉(“Jane Austen and the Masturbating Girl”)。這篇文章和凱叟的書評一樣廣受誤讀,不少人以為賽菊克宣稱瑪麗安與愛蓮諾是女同性戀。賽菊克的確曾在文中點出存在於兩人之間的同性情慾,但她真正想要探討的,卻是一個「失傳的」性別身份:自慰女孩。

誰是「自慰女孩」?「自慰女孩」為何失傳?賽菊克特別挑出《理性與感性》中有名的姊妹臥房場景,追溯瑪麗安作為「自慰者」(onanist)的歷史。如果當代身份政治中的「同性戀」是論述建構,那麼,「自慰者」也同樣是歷史產物。賽菊克在此翻開醫學史文獻,發現18世紀起的反自慰論述(anti-onanist discourse),以及對自慰主體進行的分類與規訓技術,使得「自慰者」可能在異性戀/同性戀二分法之前現身,成為現代性別身份的原初模型(“proto-form of modern sexual identity”)。但是到了20世紀,「自慾」(autoeroticism)逐漸被納入常態性別身份的發展模型之中;自慰因此不再是令人畏懼的情慾類別,而是常態性別主體在抵達「他慾」(alloerotic)階段以前必經的過渡時期。所以,自慰者既是一種可能的性別身份,也是一個已經「失傳」的性別身份。《理性與感性》中的瑪麗安,代表的正是這個消失的「自慰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