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失去的王國》：在俄羅斯，「偉大愛國戰爭」成為普亭政權的建國神話

在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前的幾個月裡，普亭多次主張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族人民。例如，普亭在2013年9月接受電視訪談時說道：

我們是同一族人民。不管我們雙方有多少民族主義者會受到這種說法冒犯，它都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我們是同一族人民，是因為我們都是在聶伯河受洗，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歷史根源和共同命運，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宗教。我們也有著非常相似的文化、語言、傳統和心靈樣態……。當然，我們也有自身的獨特性和族裔色彩。順道一說，烏克蘭人的文化，包括他們的語言、舞蹈和音樂都非常美妙，總是讓人覺得賞心悅目─我就是其中一個。

普亭既主張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族人民，又給不如此認同的人貼上民族主義者標籤。但這樣一種主張卻有違那個行之有年的蘇聯和後蘇聯傳統觀點：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在歷史和文化上關係密切，卻是不同的民族，各自獨立。因此，普亭的說法不僅挑戰了烏克蘭人的民族認同，還挑戰了現代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認定俄羅斯人構成一個獨立民族乃是俄羅斯得以在1991年起而反抗垂死蘇聯的正當性基礎，也是在那之後的俄羅斯聯邦的正當性基礎。

普亭有關俄－烏一體的思維方式，可回溯至俄羅斯自由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司徒盧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思路。司徒盧威在1912年寫道：「我開始相信有一種『全俄羅斯文化』和作為其喉舌的『全俄羅斯語』存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說：「『俄羅斯』一詞不是三個（前綴『大』、『小』和『白』）『語詞』的某種抽象『平均值』，而是一股充滿文化活力、巨大、發展茁壯中的民族力量。」司徒盧威不反對發展烏克蘭語或民俗文化，但認為應該讓這種發展局限在地方和鄉村的層次，不應讓其影響到高級文化、教育和城市生活。2014年，普亭等於是讓司徒盧威這些觀念在最高的政治層次輪迴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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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併克里米亞之後，普亭的民意支持到達高峰，從他在2011年12月準備回鍋總統時的66%陡增至2015年6月的89%。政府控制主要媒體，以及騷擾和鎮壓反對派，都是這次支持度陡增的原因。不過，普亭在克里米亞的行動幾乎毫無疑問得到俄羅斯大眾的支持。在2014年3月18日發表的講話中，普亭引用在正式吞併克里米亞前夕得到的俄羅斯民調數據指出：「我們的公民中，有95%的人認為俄羅斯應該保護俄羅斯裔和其他生活在克里米亞的族裔的利益。超過83%的公民認為，即使俄羅斯此舉會破壞我們和某些其他國家的關係，照樣應該為之。總計有86%的公民仍然將克里米亞視為俄羅斯人的土地和我國領土的一部分。」

普亭在講話中不僅用歷史理據和民族文化理據合理化其侵略克里米亞的行為，還向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世人保證：克里米亞是一個特例，俄羅斯聯邦將不會對烏克蘭其他地區提出領土要求。他對那個領土剛被他占去一些的國家的公民這樣說：「我希望你們能聽到我說話，親愛的朋友們。不要相信那些想讓你們害怕俄羅斯的人，不要相信他們所謂其他地區將會步克里米亞後塵的叫囂。我們不想要分裂烏克蘭，我們沒必要那樣做。」

這番話說於2014年3月，普亭相信，他不需要進一步蠶食烏克蘭領土便足以達到把烏克蘭留在俄羅斯勢力範圍的目標。失去克里米亞的震撼被認為足以讓烏克蘭的菁英階層回心轉意歸回莫斯科，因為通過這個例子已經讓該國其他地區明白，不聽話可能會有什麼後果。本著這種心理，普亭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要求烏克蘭進行聯邦化，賦予烏國某些地區否決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權力。看見基輔拒絕，俄羅斯情報部門從2014年4月開始在烏東和烏南的俄羅斯語區煽風點火。反基輔的宣傳運動是在保護俄羅斯語和反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旗號下進行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稱為「新俄羅斯」的緩衝國，新俄羅斯一度是俄羅斯帝國在該地區的一省。除了訴諸俄羅斯帝國的往昔，宣傳運動還訴諸可回溯至「偉大愛國戰爭」時期的修辭——在俄羅斯，該戰爭已成了普亭政權的建國神話：凡是支持烏克蘭政府的人不僅會被說成民族主義者和頹廢西方的代理人，還會被說成法西斯主義者。

雖然有俄羅斯的帝國神話和蘇聯詞令的加持，俄羅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運動並未能風靡設想中的整個新俄羅斯地區，而僅能在烏東的頓巴斯地區大有斬獲─該地區是前蘇聯的一部分，與俄羅斯聯邦接壤，是除克里米亞以外烏克蘭俄羅斯裔人口最多的地方。俄羅斯情報部門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聯手在這地區煽風點火——這種聯手具體體現在化名斯特列爾科夫的吉爾金一人身上，因為他既是俄羅斯情報部門的退休官員，又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媒體的活躍撰稿者。吉爾金後來聲稱，正是通過他的努力，頓巴斯地區的衝突才會白熱化，演變成全面性的軍事對抗。事實上，就是他和他來自克里米亞的人馬率先用自動步槍開火，打死了一名烏克蘭安全部門的官員，引發烏克蘭做出第一次軍事回應。

吉爾金和他的響應者在2014年春夏兩季大舉湧入頓巴斯地區，鼓吹的是一種帝俄品牌的民族主義，即主張無分族裔，只要是操俄羅斯語者就一律是俄羅斯人。他們這種觀念的最佳陳述者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報紙《明日報》的主編普羅哈諾夫，吉爾金也是該報的作者之一。普羅哈諾夫認為，烏東和烏南的操俄羅斯語的烏克蘭公民業已受到種族滅絕的威脅，因此有權起而反抗，而俄羅斯政府也有責任保護他們。他不認為俄羅斯裔在一個統一的烏克蘭裡有未來可言，因為那樣的烏克蘭必然是反俄羅斯人而親西方的。他堅持，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分裂烏克蘭。

這一類觀念在2014年的幾年前便被帶進烏克蘭，讓許多人受到感染。他們後來成了「俄羅斯之春」的活動家，俄羅斯之春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對頓巴斯地區起義的稱呼，受到莫斯科的指導和資助。他們其中一人是30歲的古巴廖夫。他原是歷史學者，後來改行經商，成了小企業家；年輕時參加過一個稱為「俄羅斯民族統一黨」的極端民族主義組織，也有論者稱之為法西斯組織。2014年4月，在一個有200名活動家參加的聚會上，古巴廖夫當選頓巴斯地區主要城市頓內茨克的「人民市長」。無論是古巴廖夫抑或吉爾金都不認為頓巴斯未來應該獨立建國：他們的願景是讓它成為新俄羅斯的一部分，未來的新俄羅斯當然又會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古巴廖夫把頓巴斯地區的衝突看成反對烏克蘭財閥的革命的一部分，這些財閥就像俄羅斯的財閥一樣，控制了烏克蘭經濟最有油水的部分，引起廣大貧窮人民的嫉妒和恨意。在古巴廖夫看來，該革命也是「俄羅斯世界」與腐敗的西方進行更大鬥爭的一部分。在2014年6月的軍事衝突高峰時期，古巴廖夫這樣告訴頓巴斯地區的民兵：「我們所發動的戰爭得到俄羅斯教會祝福。它是為『俄羅斯世界』而戰，是為『新俄羅斯』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