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斯演說是「新冷戰」檄文,還是文明衝突論的展現?

彭斯演說是「新冷戰」檄文,還是文明衝突論的展現?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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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發達的今日,一個可能影響未來幾十年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講竟沒有獲得應有的關注,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在於中國對美國的威脅感並不如當年的蘇聯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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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光舜(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博士生)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10月4日於華府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對中政策演講。有論者將之視為是「新冷戰」的宣戰檄文,然而縱觀整篇演講稿,或許更可以理解為是標誌著「文明的衝突」。對彭斯而言,美中政治上的對立,不是權力政治使然,而是不同文明價值的衝突。

「牆內開花牆外香」的一場演講

由於演講稿在前一日即對外公佈,這一場演講在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是未演先轟動。許多中國政治評論者將該演說比喻為美中新冷戰的「鐵幕演講」。「鐵幕演講」是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46年發表的一場演說,旨在警告蘇聯已將中東歐國家納入其勢力範圍。史學家一般將該演說視為東西冷戰的開端。

然而若是從美國內部觀察,彭斯的這篇演講獲得的關注度恐怕沒有想像中的大。如果我們以Google Trend對美國內部過去24小時(美東時間10月4日2:00-10月5日2:00)的搜尋量來觀察可以發現,彭斯的搜尋量還遠遠不及川普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諾(Brett Kavanaugh)(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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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楊光舜 提供

當然了,並不是所有影響歷史的重大事件,在當下都立刻引發重大關注。鐵幕演說在當年,其實就是卸任首相的邱吉爾在美國西敏大學(Westminster College)的一個兄弟會場合上,由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介紹後發表的演講。比起1963年6月26日甘迺迪(John Kennedy)總統發表的「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演講,以及1987年6月12日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發表的「推倒這堵牆」(Tear down this wall)演講,場面是小了許多。

類似的例子還包括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採取「圍堵」(Containment)政策,實則是脫胎自「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1947年7月號上一篇名為〈蘇聯行為的源頭〉(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的文章。作者坎南(George Kennan)當時為美國駐蘇聯外交官,投書時甚至只署名為「X」。

是「新冷戰」?還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文明衝突」?

在資訊發達的今日,一個可能影響未來幾十年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講竟沒有獲得應有的關注,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在於中國對美國的威脅感並不如當年的蘇聯強烈。比較邱吉爾與彭斯的演講,日後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邱吉爾,其講稿文采飛揚,主要訴諸道義。而彭斯的演講稿則援引大量資料,更像是一篇論說文。這點其實可以反映出兩篇演講時代背景的不同。

蘇聯所代表的共產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其實早在邱吉爾發表演說之前,甚至在二戰爆發之前就為西方世界所知。然而今日美國人對來自中國的威脅,感受只怕還沒那麼強烈。自從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傳遞給西方世界激進左傾的國際形象已逐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彭斯演講中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形象。

根據蓋洛普公司從1979年調查至今的長期民調可以看得出來,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在近年來是不斷攀升。從去(2017)年到今(2018)年,美國受訪者對中國好感度更是已經持續高於反感度(見下圖)。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針對25國受訪者所做的最新民調,70%受訪者認為中國在過去10年變得更有影響力,而34%的受訪者認為習近平處置國際事務得當,還高於川普的27%。也因此美國在台協會前主席卜睿哲就彭斯的演講評論:「公開羞辱和妖魔化不會讓中國克制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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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楊光舜自製

有鑑於此,彭斯無論是動之以情或是說之以理,都得花很大的力氣使目前對中國並不那麼反感的美國人,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中國的威脅。一個國家的國力增強,雖然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者的眼中,便是挑戰國際體系中現有強權的本錢所在。但對一般民眾而言,這樣的思維並非理所當然。所以彭斯從各個層面論述中國的崛起,是在挑戰當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軍事上,中國在東海、台海、及南海等地惹擾四鄰。經濟上,中國以鄰為壑,對各國進行不公平貿易以成就自身快速發展,更企圖以一帶一路等重大基礎建設控制各國財政。科技上,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及軍事技術,更企圖透過「中國製造2025」計畫控制全世界90%先進工業。外交上,中國透過鋭實力的展現要求各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以及要求各國企業將台灣更名。宣傳上,透過自身媒體及對外國媒體、學院施壓,形塑對中國有利國際形象、打壓言論自由。甚至在政治上意圖干預美國選舉、分化美國國內團體,讓美國「有個不同的總統。」

然而我們若將中國的上述作為聯想到上個世紀的蘇聯,而將美中今日的對立稱作「新冷戰」,似乎並無法完全窺得全貌。如果我們將20世紀3次重大國際事件簡單歸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法西斯主義與自由世界(雖然蘇聯也在此一陣營)的衝突。而冷戰根據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說法,是「意識形態的衝突」。當然這樣的化約仍然過於簡略,因為在西方自由陣營仍有許多國家屬於威權體制,而東方共產陣營也有許多非共產國家盟友。然而美國在冷戰期間大力推動各國民主化及市場開放,蘇聯則不斷扶植各地共產主義革命。

只是今日中國在全球拓展其政治、經濟、及文化影響力,憑藉的正是美國自二戰之後所建立起的自由世界秩序及市場平台。中國政府雖然投注大量資金在各國廣設孔子學院,但上述的鋭實力戰略仍然是透過現有的市場經濟遊戲規則,對各國政府及企業施壓。中國透過這些手段推銷的並不是要改寫遊戲規則,而是利用現有的國力優勢,在既有的遊戲規則範疇內推銷自己的文化。

推銷文化聽來並不是壞事,甚至是多元主義思潮所肯定的。然而若是中國輸出的文化正是多元文化的逆流,豈不是「打著多元反多元」?此一困境其實在彭斯本人身上就見得到。

彭斯出身民風保守的印第安納州,信奉意識形態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教派。在擔任印第安納州長任內,彭斯便曾以「宗教自由」為名,簽署法令反對同性婚姻及墮胎。彭斯曾說自己是「基督徒、保守主義者、之後才是共和黨員。」然而在這篇演講中,彭斯並不像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那樣,以敏感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字眼比喻反恐戰爭,以免將對中國的指控升高成為東西文明的對立。相對地,彭斯是提醒了美國傳教士對中國做出的貢獻,以暗示中國政府今日拆十字架、關教會、燒聖經、甚至干預天主教會主教任命權等破壞宗教自由的不義。

至於中國是否能真正融入多元主義此一主流價值,還是會與這樣的價值衝突,至今依舊是莫衷一是。前陣子去世的美國資深參議員馬侃(John McCain)以其鮮明的反共立場著名,然而馬侃也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深具信心,相信儒家文化與民主價值是有相容的可能。

彭斯在演講中也提到「台灣擁抱民主,為所有華人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然而在其名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即認為「亞洲的官僚帝國」是強調弱者對強者的「扈從」(bandwagoning)而非權力平衡。而中國的儒家文化強調「權威、秩序、階層、集體大過個人」的價值,是民主化的阻礙。

雖然杭廷頓也暗示中國的傳統文化可能隨著對外開放與中產階級的興起而改變,但在彭斯的演講中卻感受得出此種期許的落空。中國並沒有因為富有而變得更為自由民主,反而因為富有而更有能力掌控人民思想生活,以「社會信用分數」打造「歐威爾式體系」。在中國對外關係上,彭斯更引用了魯迅的名言:「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當中國面臨「百年國恥」時,彭斯強調美國的政策是主張「門戶開放」、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維護中國主權。然而中國擺脫百年國恥的方式,竟然是侵害各國主權、腐化各國政治。這些都突顯了美中文明上的巨大差異,而彭斯則預告:「在兩國關係建立在公平、對等與尊重主權的基礎上,美國絕不讓步。」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彭斯的這場演講預示的與其說是一場「新冷戰」,更像是「文明的衝突」。這也是為什麼這一番對中國的「宣戰檄文」並沒有立即引發美國內部的熱烈討論。因為意識形態的冷戰,對立情勢顯而易見。但在文化多元主義的思潮下,文明價值的對立似乎能得到更大的容忍。在這樣一觸即發的衝突之下,台灣要下的決定恐怕不只是戰略上的選邊站,更是文明價值的選擇。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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