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德的經歷令人動容,但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難言夠格

穆拉德的經歷令人動容,但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難言夠格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倖存者」+「說出來」當然也是重要的和值得讚賞的,但如果一個人主要因爲自己「被動」的受難經歷,就能獲得如此多的榮譽,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受難者最大」的激進左派情結過度膨脹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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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陸續頒發,與往常一樣,和平獎是公眾最關心的一個獎。這有兩個原因。

首先,其他獎,即使是看起來較「親民」的文學獎,都距離一般公眾太遠,可以說公眾對誰能得獎基本沒有起碼的評價能力。以最親民的文學獎為例,中文世界的人對世界範圍內的其他作家,特別是非英語作家,除非有限的幾個(如日本的一些作家),基本一無所知。其作品往往是得獎之後才被翻譯為中文的。小說作家還好些,詩人的話,即便作品被翻譯過來,由於文化障礙大與翻譯的難度大,大部份人也還是無法領略其作品的好處。和平獎不同。和平獎是「政治」的,所謂「政治就是眾人之事」,面對公眾,每個人都有能力也應該作出評價。

其次,和平獎的特色就是具有爭議性。中國不止一次抨擊挪威把和平獎作為「干預中國內政」的工具(因為達賴喇嘛和劉曉波)。其他的獲獎者也不見得能眾望所歸。

比如,2009年的和平獎頒發給剛當上美國總統的歐巴馬(Barack Obama),就被廣泛視為一個笑話。後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秘書長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在回憶錄中,記錄諾貝爾和平獎的討論過程,並表示後悔將和平獎頒發給歐巴馬,這打破了過往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不對外披露內情的傳統。

這次的和平獎頒發給剛果的德尼・穆克維格(Denis Mukwege)和伊拉克的納迪婭・穆拉德(Nadia Murad),表彰他們「致力結束在戰爭和武裝衝突中使用性暴力作武器。」

這兩個人都不是無名之輩,以前都得過「沙卡洛夫自由獎」(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但老實說,如果不是那個圈子的人,大概對他們的認識都不深。

穆克維格是剛果婦科醫生,1999年,他在剛果成立潘奇醫院(Panzi Hospital),專門治療被叛軍輪姦的婦女。這些年來,共治療過8萬5000名被暴力侵犯(以致生殖器官嚴重撕裂)的婦女,成為修復輪姦導致的生理傷害方面的世界性權威。這些婦女大部份是當地軍事衝突中的蓄意輪奸行為的受害者。他也因此成為致力消除把性犯罪作為戰爭武器的象徵,以致2012年遭到武裝人員襲擊,保鏢犧牲,他自己也差點被擊中,不得不暫時逃離剛果。2013年回到剛果時,受到萬人歡迎。

看過這個經歷,無法不認同,他得獎是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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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醫生德尼・穆克維格(Denis Mukwege)│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可是,另一個得獎者穆拉德就難言夠格。

她只有25歲,是伊拉克庫爾德族的雅茲迪(Yazidis)教徒。庫爾德人大部份信仰伊斯蘭教的遜尼派,信仰雅茲迪教是少數派,因此有時也稱之為雅茲迪人。

雅茲迪人為人所知,是2006年的一場震驚世界的事件。一個雅茲迪少女(Dua Khalil Aswad),由於愛上一名遜尼派男子,結果被2000個族人,用「石刑」,即扔石頭活活砸死。而在旁的警察,對這種恐怖的私刑視而不見。

這個「千人投石」事件不但引起西方輿論譁然,也引起伊斯蘭世界的憤怒。當時恐怖組織的代表蓋達為此夜襲雅茲迪人聚居點報復。此後衝突連連。到了2014年,新的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ISIS)興起,更圍剿雅茲迪人。這次的得獎者穆拉德就是在2014年8月的一次伊斯蘭國的襲擊中被擄走到摩蘇爾,成為性奴

幾個月後,她從伊斯蘭國中逃出來。2015年輾轉到了德國,在德國難民政策下成為德國人。2015年12月,她在聯合國安理會指證伊斯蘭國的人口販賣問題,從此走上了反性暴力罪行、反人口販賣的人權活動家歷程。

雖然我認為穆拉德有不錯的人權活動履歷,但以和平獎這個舉世矚目大獎的要求,她顯然是尚未夠資格。

第一,穆拉德在被擄走之前,從來沒有人權活動方面的業績

她在人權方面的成績主要是曾經被挾持為性奴,僥倖逃出來,再把經歷說出來。換言之,她投身人權運動,成為職業的人權活動家,主要源於自己不幸,而並非原本的自覺。而她的不幸又很大程度出於偶然,而不是從事人權活動的風險。

與前幾年獲獎的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作一對比。馬拉拉小時候就是一個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一直在巴基斯坦爭取女孩子受教育的權利。正因如此被巴基斯坦塔利班仇恨,並遭到槍擊重傷,差點死亡。馬拉拉的事跡不但令人感動,還令人佩服她的執著和勇氣。與馬拉拉相比,穆拉德完全不是一個檔次。

第二,穆拉德光環不少,但初始動力大都單純因為她說出來受難經過

早在2015年,她的事開始被報導,她就被提名諾貝爾獎。聯合國作證後,其「光環」進一步擴大。她在2016年3月就被授予哈維爾人權獎(Václav Havel Human Rights Prize)。在2016年9月,她宣佈成立「納迪婭倡議」,援助種族屠殺的受害者。同月就被任命為首位聯合國人口販賣倖存者尊嚴親善大使(Goodwill Ambassador for the Dignity of Survivors of Human Traffick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同月,又被授予柯林頓全球公民獎(Clinton Global Citizen Award),10月就被授予「沙卡洛夫獎」。連同其他小獎項,她一年之内獲得9個榮譽。

顯而易見,這些光環是因為她擁有「倖存者」的身份加上「在聯合國說出來」這件事。以柯林頓全球公民獎對她的介紹為例,最大的篇幅都是寫她如何被擄走,如何被殘害,如何逃出來,如何18個家人被殺害。只有一句說到「在她的幫助下,成立一個關注雅茲迪人生存狀態的基金,這樣能讓自己的故事被國際領袖聽到。」

「倖存者」+「說出來」當然也是重要的和值得讚賞的,但如果一個人主要因為自己「被動」的受難經歷,就能獲得如此多的榮譽,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受難者最大」的激進左派情結過度膨脹的誤區。這種思維我覺得是很有害的。

有人認為,穆拉德即便是「說出來」也是很有勇氣的。我不否認「說出來」也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但她「說出來」的時候,已經身在西方,還成為名人,即便要承受風險也是很小的。把她需要面對的風險,與馬拉拉在塔利班肆虐的地區倡導婦女教育權的風險相比,就明白這種所謂「風險」是多麽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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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第三,在成為人權活動家之後,她的成績不見得顯著

看她的「納迪婭倡議」網站,花費大量篇幅介紹自己,在新聞一欄中,不斷貼出自己見過哪個哪個世界領袖。成績只有一項,寫了一份2018年的Sinjar(她的故鄉)狀態報告。

與同屆獲獎的穆克維格相比,他主動地成立了醫院治療了好幾萬的暴力侵犯受害者,成就顯而易見不是一個檔次。

而且不得不說,她的基金會的目光很狹窄,直接地說,只關注雅茲迪人這個小群體。雖然它號稱關注「少數民族的宗教和文化權利」,事實上就是關注雅茲迪人的這個權利。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的困境最近被國際高度關注,她的基金沒有發出一項相關聲明。

第四,缺乏對本族人罪行的反省

她頭頂眾多光環,又主張維護婦女權利,但從來沒有聽說過她對2006年「千人投石」事件有任何批評,沒有採取過什麽措施維護本族婦女的權利。這點並非不重要,很多人維護自己群體權利時,可以很積極;但到檢視自己群體的問題時,就變了一個樣子。

以翁山蘇姬的例子,她在被軍政府囚禁期間獲得諾貝爾獎。這時她維護的是「自己那一派人」的民主權利。但當她成為緬甸領袖,她就缺乏反省自己緬族人醜惡的一面,對緬族人針對羅興亞人的種族屠殺不發一言。現在各界都要求諾貝爾委員會取消翁山蘇姬的獲獎者頭銜,就是出於這種失望。

最後,訴求缺乏新意

關注人口販賣、戰爭性罪行、以及少數民族文化之類的議題,雖然重要,卻不是一個全新的東西。換言之,絕大部分人都知道或者認為,這是應該支持的價值;穆拉德的主張,雖然重要,雖然讓我們關注到雅茲迪人的處境,歸根到底缺乏新意。

其實,如果這個和平獎要頒發給女性權利,最好的對象就是Metoo運動。Metoo運動推動了社會認識的變革,而不是單純揭露出多一宗大家都知道是錯的事。

說了這麽多,沒有過於貶低穆拉德的意思,她依然是一個值得讚揚的正面人物,只是不應該有資格獲得如此重要的獎項。除非你認為,這正好是這個獎項「水分太多」的一個新例子。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