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話到歷史》:從中國通史看「農耕」與「游牧」兩個文化軸

《從神話到歷史》:從中國通史看「農耕」與「游牧」兩個文化軸
禹貢九州圖|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所敘述的史前社會,強調舊石器時代以來,中國大陸有北方與南方兩個區域社會文化軸。而且,這兩條文化軸中,北方的文化軸是經常與歐亞草原地帶進行交流,但在南方的文化軸裡誕生的物質文化,就相對地顯得保守與變化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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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宮本一夫

初期國家的形成

讀者們讀到這裡,對於商王朝應當已有大致的了解。商王朝這個古代王朝,利用祭儀、更利用身分秩序象徵的禮制,來形成以王權為中心的宗族、氏族組成安定的階層構造;同時以進貢系統為基礎,建立了古代國家。這是新石器時代以前,以農耕社會為基礎的社會組織,逐漸進化的結果。

農耕社會的社會組織單位就是農耕的經營單位,那是以血緣家族為中心形成的。農耕社會原本是男女雙系共同體的單位,但後來轉變成以男系為中心的父系家族體制單位。而所謂的農耕社會基本上指的是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各自以粟黍農作和水稻農作為生計的社會。

農耕社會因各個區域自然環境與地形環境的不同,而有數個區域文化之分。這些區域文化都有其原有的特性,也在進化速度上多多少少有前後時間差,但都如上述,在社會進化上從男女雙系共同體,轉變成以男系為中心的父系家族體制階層社會,並隨著父系家族以氏族為母體的首長制的出現,又出現了為使社會階層構造安定的,世襲性的首長制。

而率先出現父系家族體制的黃河中游流域,確立了以祭祀祖先的方式,來穩定社會秩序的宗教祭祀。另外,在農耕祭祀時使用動物供品,以及為了鼓勵社會組織的團結而以人為犧牲的祭祀活動,也開始盛行。

另一方面,同樣是粟黍農耕社會的黃河下游流域,為了維持已經達到階層化社會的秩序,發展出以酒器為中心的禮制,並且創造出祭祀祖先時象徵各氏族的族徽。

至於以長江中、下游流域為中心而發達的稻作農耕社會,在形成以太陽為信仰的共同體基礎下,階層化社會中逐漸確立了把太陽神奉為權威的首長制,首長藉著玉琮或玉璧與太陽神進行溝通,能夠在太陽神的庇護下行使政權。有了借助神的力量行使政權的神政,就能夠讓社會組織或生產組織順利運行。

新石器時代終末期,各地已經發達的農耕社會,擴大相互間的交流關係,除了交換物資外,也開始了精神生活交流的階段。各區域的交流活動除了能夠導入異地域的宗教祭祀、這種精神生活上的社會系統外,更大的作用是促成了社會的進化與複雜化,進而完成諸群體的統合。

還有,就像各個區域興建起大型的建築物般,這是接近古代國家強大王權的首長權出現的象徵,也是物質文化更加發達的表現。也有研究者把這個階段稱為初期國家,不過,我不認為這個階段是可以被稱為初期國家的階段。國家的定義或社會進化的定義是相對的,人類進化的發展法則絕對不會是固定的!

在東亞世界以外的地方,關於世界各區域初期國家形成過程的討論,也是非常活絡的。不過,我覺得藉由和世界其他地域的相對比較,來確認是否存在著社會進化上的要素,這對定義東亞的初期國家來說,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我本人對人類學的新進化主義議題深感興趣,在此想從東亞或中國大陸的特殊性中,探討這個問題。

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新石器時代終末期時,各地域的農耕社會已出現絕對化的首長權,而其社會發展也在此倒塌。因為能超越此前社會單位的首長權並不存在。或者,即使首長權力大到能夠建立巨大建築物的情況,能維持其系統的首長權,並不是維持同氏族的權力,所顯現的只是一種不安定的現象。

這樣的現象可以說是初期國家的階段嗎?不得不說這種現象還是首長制社會階段。

問題是新石器時代之後的階段。之前傳統性時代區分下的青銅器時代開始期,也就是二里頭文化階段,該如何來看待呢?

根據文獻史料,這個階段也就是夏王朝時期;前面已經說過了,文獻史料裡所說的夏王朝,指的便是二里頭文化的政治勢力。

但是,就算文獻史料所說的夏王朝就是二里頭文化,這個社會在歷史性的發展階段裡,是否能夠被稱為初期王朝,還必須慎重看待。二里頭文化期顯示的,是舊有地域社會的、政治領域內的地域統合與地域發展。還有一點很重要,這個階段也是從其他地域吸收精神基礎,來維持農耕社會的社會組織秩序的階段。

農耕社會的各地域,在各區域形成了維持社會體制的宗教祭祀,如果一直不做改變的話,很快就會失去維持社會體制的機能。為了社會組織的進一步發展,就必須統合各區域的社會維持體制,形成新的社會組織系統。關於這一點,二里頭文化可以說是成功的。這個維持系統,應可以視為是社會進化上的新階段吧!而在其發展過程中,引進了禮制,採用了當地大汶口文化的身分標識,也就是酒器;此外,還在其中加入「樂」這種當地的階層標識,形成多層性的禮制。應該可以說這就是商周社會道德觀「禮樂」的開始。

做為身分標識的酒器,使用了當時貴重的青銅原料來製作後,終於完成了革新的階層秩序。

採用這種階層標識與禮樂的祭祀行為,就是新石器時代以來,以祖先祭祀為中心的氏族間,再一次確認為同祖同族關係的儀式。就像在二里頭遺址中可以見到的,其祭祀的空間就設在都城內的固定場所,並與宮殿及墓葬一體化,進行祭祀祖先的儀式。在宮殿內舉行的祭祖行為,成為宮廷禮儀的儀式後,逐漸走上制度化。

這個階段裡,這樣的新社會組織的組織原理成形了,並且吸收了來自其他地域的社會維持體制,被認為是歷史性的劃時代發展。不過使用這種社會維持體制的社會組織範圍,並沒有超越以前的區域社會的範圍。

一般認為河南龍山文化王灣三期的社會領域,就是夏王朝直接統治的基本領域,但除了二里頭文化是被認定的直接統治領域外,其他各個區域的首長都有很強的獨立性,可以想像他們與夏王朝的關係,是有進貢行為的同盟關係。也就是說夏王朝的政治擴展其實是有限的。如果注意到這一點,就會發現夏王朝還沒有達到確立強大王權的政治性社會進化。二里頭社會進化上的界限,就在於此。二里頭文化期是王權的形成期,我想將其定位在初期國家的形成期或萌芽期上。  

從殷商王朝的統治開始,中國正式進入初期國家的階段

相對於上述,從二里崗文化到殷墟期的殷商王朝,首先是繼承了二里頭文化以來的社會維持體制,接著又吸收了更廣大範圍的宗教祭祀。可以從青銅彝器上看到禮制的確立,為了祖先祭祀而以動物為供品,由王權代替神的占卜行為,與記錄占卜結果的文字的出現。以祭儀與禮制為基本,以維持社會秩序與群體組織的祭儀國家誕生了。這樣的初期國家階段,正是超越之前的社會框架,進入政治性的統合與統治領域的階段,國家的體制因此成型了。這是歷史性的一個劃時代階段。

如果再看這個領域化的另一面,就會看到商王朝的直接統治領域——也就是畿內,把夏王朝直接統治的領域包含在內,擁有相當大的統治範圍,同時畿內外側的二次性統治領域——也就是畿外的領域也擴大了。

殷商王朝在二里頭文化期的政治、經濟據點上——也就是畿內,設置城郭,也在畿外建設城郭,做為資源的集散據點,並且派商朝人入駐,進行點狀的統治。

商王朝把資源與物資集中在商王之下的方式,就是進貢與再分配的互酬系統,也就是把資源與物資進貢給商王,然後再由商王將青銅彝器作為位階標識,進行再分配,如此確立了對商王的一元性進貢。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轉換,各種物資才能夠集中到商王朝的政治領域內,或者說各種物資才能從各個地方,集中到商都。

例如,青銅與鉛是青銅器原料,近年來在鉛同位素比值分析下,已可以分析出被集中到王都的青銅與鉛,來自許多不同的地方。除了有來自夏王朝時的銅礦石產地——中條山脈或陝西省南部的東龍山附近外,銅綠山等長江中游流域的銅礦山,還有與三星堆的青銅器成分相同的四川省南部的銅礦石,也很有可能被運送到商王朝。

殷商中期以後,殷商王朝的統治權稍微衰退了,畿外的領域縮小、王都搬遷,連殷商前期成立的畿外據點性城郭,也走向廢棄之途。取代這種情況的,是山東大辛莊遺址與華北北部的藁城台西等新的間接統治的畿外區域的擴大。此時出現的,是畿外區域的再組合。

這個階段以後,尤其是到了殷商後期,殷商王對畿外之外的周邊區域的首長贈予威信財,或提供青銅禮器的製作技術,這些舉動可以說是為了確保資源與物資。換句話說,隨著統治權的縮小,殷商王朝與周邊區域的首長保持情誼的目的,是為了確保資源,彼此的關係更接近相對的同等關係。

到了這個階段,受到殷商青銅器文化影響的華中型青銅器、吳城文化(新干縣大洋洲墓)、城固青銅器、三星堆文化等誕生了。

殷商後期,在上述的統治構造的變化中,以同祖同族關係作為王權的基礎,進一步更加被強調,在區域上擁有統治基礎的氏族或宗族,不得不聚居在王都,在祭祀活動中保持成為以王權為中心的組織性樞紐。其結果就是氏族、宗族在殷墟這個祭儀城市中的族墓墓地,被規定在固定的位置上。墓地空間以王墓為中心,中間隔著祭祀坑與宗廟等祭祀空間,氏族、宗族墓以金字塔的構造在其周邊,依照離王墓的遠近,可以看出氏族、宗族與王的關係遠近。

從被序列化的墓地分布,可以看出氏族、宗族間的社會性地位。藉由在殷都的祭祀與送葬行為,來維持社會的進展與再生產,這是中國古代國家的特質。

從以上的特質看來,殷商王朝在東亞,確實被認為是已經處在初期國家的階段了。

以中華為名的想法

以上所敘述的中國初期國家的發展史,正是以粟黍農耕社會與稻作農耕社會為基礎的,先史社會統合化的發展史。換言之,這也可以說是中國農耕社會的發展史。

正因為文字這個能夠維持社會組織的重要社會系統出現,顯現了歷史時代的轉換,讓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在這樣的社會進化下,在農耕社會所發生的現象,可以說就是維持農耕這種必須組織化的群體勞動形態,與農地之間的不可分關係。然而,這裡必須確認的是:這個社會進化只是農耕社會內的社會進化。

其實,其後的中國社會形成一個初期國家的區域,也就是地理性中心的中原地區,古代國家便在這個區域裡幾經興亡,保護中華這個團體的思想逐漸形成了。這就是尊重自己的來歷,進而再度確認目前的自己;而這種想法對社會組織的再確認與組織的擴大,有極重大的意義。這種想法雖然與近代國家所見的民族主義,在本質與性質上略有不同,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有許多共通的地方。

「中華」這種想法開始於商周社會的後期,也就是春秋、戰國的時代;而這種想法變成文化,可以說是戰國時代吧!

另外,「中華」這種想法開始於戰國時代,漢王朝繼承這個想法並且加以確立,但並不能直接與近現代的中華概念重疊在一起。近現代的中華概念是以清朝的國家領域為背景,所形成的國民國家基本概念。在這個意義上,要請讀者們特別注意的是:在中國史中,不能用中原為中心的單一性發展法則,與戰國時代以後正式形成的中華概念——或者說是中國概念,來看之後的中國史。同時,關於本書所述及的時期也一樣,不能把前面說的,從農耕社會發展到初期國家的發展法則,單純地套用在中國大陸或東亞的發展歷史上。

在史前時代的歷史變遷中,農耕是為了適應生活周邊環境領域而出現的現象,絕對不是因為農耕本身是一種先進的表徵,這是本書再三強調的概念。

而且,比起只靠狩獵採集就能生活的社會,初期農耕的生產量遠遠處於劣勢,而且產量也不穩定。

不過,從之後在群體組織化中所看到的農耕社會的發展,就能看出農耕社會與狩獵採集社會已到達明確的水平區分。而農耕社會的北邊區域,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起,在農耕社會中誕生了新型態的畜牧型農耕社會。這種畜牧型農耕社會,是以專業生產的方式來經營畜牧的游牧社會。

中國的史前社會,尤其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不同於現在歐亞大陸能見到的、順應生態環境的社會生產性為背景,是人類群體出現差異的階段。

熱帶地區是採集社會,中緯度地區是農耕社會,中緯度北部到高緯度地帶是游牧社會,高緯度地帶到極北區域是狩獵採集社會,現在的這種社會平面劃分,可以說從史前社會就已經開始了。

此後,以物質文化發展為背景的社會進化,或在其社會進化的延長上,由文字記錄下來的歷史,人們經常以農耕社會為中心來了解歷史、思考歷史。前面所說的,中國走到初期國家的歷程,也正是在這個農耕社會裡發生的動態。

不過,我們不能忘記熱帶地區或極北地區的狩獵採集社會的歷史,也存在其中,並且也必須注意到從農耕社會分化出來的畜牧型農耕社會與游牧社會的歷史。

尤其是從農耕社會北邊分化出來的游牧社會的歷史,可說就亞洲內陸的歷史。中國歷史絕非只有農耕社會的歷史,亞洲內陸的歷史與農耕社會,不僅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說是在一起的。從這樣的歷史性發展看來,以中華文明的形成為支柱的中國史觀,變成只是看到某個地域的地域史。對我而言,要討論中國史或整體東亞史時,這是不完全的歷史觀。

從中國通史看兩個文化軸

之前就有學者呼籲,觀看全體東亞史時,日本列島的歷史性變遷也應列入觀察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以農耕社會的漢王朝所屬的中華為核心,對比東亞中心和周邊,以這樣觀點來觀看東亞時,會發現兩者是緊密連結成一體的。但是,只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東亞中心與周邊,從而談論東亞史,果真好嗎?或者,全部以中國史,將中華放在核心,觀察與其周邊區域間的關係,這樣會比較好?

然而,就像漢王朝以後的歷史發展非常清楚的那樣,中國史是亞洲內陸諸民族的王朝南下,與漢民族反覆融合的過程。其中主要的亞洲內陸諸民族,舉例來說,就是北魏、金、元、清等。在亞洲內陸經常存在著與農耕地帶不同的社會群體,他們反覆南下,與農耕地帶的群體發生衝突後融合,是歷史上常見的現象。這種衝突與融合所產生的力量,正是中國基本的歷史大動脈。

即便回溯到史前社會,就像已經敘述過的,農耕社會與畜牧農耕社會(游牧社會)的接觸,對其彼此都是社會進化上的重要引爆劑。就像已故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先生(John King Fairbank)在其遺著《中國的歷史》中,在關注中國史的發展時,特別重視漢民族與亞洲內陸諸民族的關係。上溯至史前時代,也應該要注意漢民族與亞洲內陸諸民族的關係,也就是農耕社會與畜牧型農耕社會(游牧社會)的相互接觸情形。

本書所敘述的史前社會,強調舊石器時代以來,中國大陸有北方與南方兩個區域社會文化軸。而且,這兩條文化軸中,北方的文化軸是經常與歐亞草原地帶進行交流,但在南方的文化軸裡誕生的物質文化,就相對地顯得保守與變化緩慢。此外,在兩條文化軸周邊出現的農耕,北方以粟黍農耕為主體,南方以稻作農耕為主體。不過,隨著農耕的發展與擴散,黃河中、下游流域出現了兩種農耕作物逐漸趨向融合的過程。

這種融合並不只是單純生計上的融合,而是以達到維持社會組織精神基本的融合為形式,統合、組織農耕社會的社會群體,結果誕生了夏王朝或商王朝那樣的初期國家,這一系列的過程,出現在中國大陸南方的文化軸上。

另一方面,新石器時代後期以後,位於農耕社會北邊區域的長城地帶,逐漸出現以分離的形式,從農耕社會裡誕生出畜牧型農耕社會。從長城地帶開始的亞洲內陸地區,出現了與殷商王朝不同,以青銅短劍為中心的北方青銅器文化。相對於商周社會,從長城地帶開始的亞洲內陸地區,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不同的青銅器文化。這種情況應該可以從舊石器時代以來,所見的兩種文化軸來解釋吧!

也就是說,商周社會是南方的文化軸,北方青銅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軸。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殷商王朝期間,南方在兩種文化軸的交流中,誕生了小麥、青銅器、車馬等物質文化。另外,就如同在第十章敘述過的,殷商王朝這個完成初期國家的王朝,就像其出身母體是二里頭文化期的先商文化漳河型一樣,位於農耕社會與畜牧型農耕社會的兩個文化軸的接觸地帶。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滅了殷商王朝的周王朝。周王朝成立以前的周族雖然以周原為據點,但其文化樣式也是兩個文化軸接觸地帶的樣式。就如《史記.周本紀》裡的傳說性敘述般,周族的祖先往來於農耕社會與游牧社會之間。大凡中國古代王朝在建立基礎的階段,大都處在兩種文化軸的接觸地帶位置上,因為接觸地帶正是誕生新社會系統的泉源。

在中國史上,包含史前歷史在內,能夠看到的這兩種文化軸,一直被認為是重要的歷史觀點。我們把目光投向,從農耕社會誕生出來的初期王朝或初期文明時,也應該要看到沒有文字的亞洲內陸文化軸的歷史重要性。這個歷史性的流動經過商周社會,接著在南軸上經過秦朝的統一後,誕生了漢王朝,而北軸上則誕生了匈奴游牧國家。這些相互的接觸,在中國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相信讀者們都非常了解了。

另外,在觀察擁有兩條文化軸的中國大陸時,我認為觀察包含日本列島在內的整體東亞的史前社會與古代歷史,也是非常重要的。

東京大學的西嶋定生榮譽教授從地域間的關係看東亞時,他認為一直以來以中國王朝為中心,將周邊國家或周邊首長視為從屬的情況,是一種冊封體制。也就是說,以中心與周邊的概念,來討論東亞歷史。然而,我認為作為超越這種東亞歷史觀的東亞史前史觀、東亞古代史觀觀,上述的兩極構造式的歷史觀,是非常重要的。

相關書摘 ►《從神話到歷史》:盤古傳說、三皇五帝,華夏系諸族的誕生神話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與夏王朝》,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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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宮本一夫
譯者:郭清華

歷史不會從天而降,所有的「現在」都有時間的軌跡

從神話時代到夏王朝,一段沒有文字,
唯有等待考古學家的手鏟慢慢挖掘出的歷史……

本書從神話時代開始談起,延續至進入歷史時代的商朝,橫跨將近兩百萬年。從考古現場如姜寨遺址、大汶口遺址、良渚遺址......等,帶領讀者解讀遠古中國所留下的訊息,建構中國文化形成的起源與發展,其豐富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史前社會與接之而來的商周社會非但緊密相連,影響至今。

三皇與盤古開天傳說不只是單純的故事,
其流傳的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真相?
考古學又是如何解開創世神話的謎團!

本書討論到的時代,大半被區分在史前時代,不會被當成歷史記述,也不會記載在文獻史料上。西漢的《史記》沒有記述到的伏羲、女媧等三皇事蹟,到了唐代卻以補寫的形式,被編纂成〈三皇本紀〉。西漢初期的女媧是獨立存在於圖像中的,中期以後,伏羲、女媧卻被組合在一起,經常同時出現在一個圖像之中。當神話不再只是神話,考古學家如何根據出土的史料與遺址,分析神話背後所蘊藏的真相與價值觀。

東亞地區,為何中國最早出現古代國家?

商王朝藉由祭祀儀禮、身分秩序等象徵的禮制,形成以王權為中心的宗族、氏族等社會階級組織;同時以進貢系統為基礎,建立古代國家的模式。這「東亞最早的古代國家」出現的主要契機是什麼?史前時代多地域的文化發展,為何會演變成政治性地域統一的一元化的中國?而「文字」————歷史時代的開端,源於什麼樣的需求而生?這種種的疑惑,且看考古學家如何在眾多考古遺址中,慢慢拼湊出答案。

作者宮本一夫教授,是著名的考古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這是本冊與其他11冊非常與眾不同之處。史前時期沒有文獻資料,因此本書主要以考古挖掘的資料分析為主。宮本教授以其簡樸的文筆,帶領我們從器皿、農業、建築、文化等多個面相觀察史前時代人們的生活風貌與社會發展。不同於史家的記述方式,讓我們開啟不同的閱讀體驗,認識不同於以往的史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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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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