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蒂的不信任,可能成為國際刑事法院崩解的開始?

杜特蒂的不信任,可能成為國際刑事法院崩解的開始?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杜特蒂仍然沒有要緩和反毒戰爭的跡象,並且以其為首的政府官員似乎也都不敢違反杜特蒂的想法,政府之間上下一心似乎是鐵了心要對抗國際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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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濬勳(喬治城大學法學碩士生)

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的反毒戰爭由於殺害了許多無辜的平民引起了許多評論,終於在菲律賓改革派律師的提報之下,國際刑事法院在今(2018)年2月展開了對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的預先審查(Preliminary Examination)。雖然這已經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第一次在亞洲啟動預先審查,但由於杜特蒂做事風格獨特,這樣的調查立即迎來許多國際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杜特蒂雖然作風剽悍,但仍然受到許多國內民眾的支持,也因此國際社會也在觀察杜特蒂究竟會不會將反毒戰爭和緩下來。

本文首先介紹國際刑事法院預先審查制度,透過4個步驟簡單說明預先審查究竟審查了些什麼內容;並且探討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的反應,由於國內仍然有民意支持者杜特蒂的政策,因此杜特蒂並沒有要緩和反毒戰爭的念頭,然而國際社會對於人權的關注也同時帶給菲律賓許多國際壓力。最後探討菲律賓總統對於國際刑事法院的不信任票,是否會帶給國際刑事法院衝擊,在菲律賓退出後是否會讓國際刑事法院在亞洲的影響力下降?本文認為國際刑事法院的影響力仍然存在著,並且間接地影響重大刑事犯罪的起訴以及定罪機率。

預先審查看了什麼?

預先審查是國際刑事法院特有的形式程序,在檢察官正式展開調查之前,會先透過收集資料的方式來決定這個案件有沒有「調查的必要性」;預先審查有4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先全面的審酌該案件,包括相關資訊的收集,考量法院是否有管轄權或是該案件是否正在被其他檢察官調查或是起訴中等等,大致上若沒有明顯的錯誤就會進入第二個步驟:管轄權的考量。

國際刑事法院考量時間因素,事務管轄因素以及國籍領土因素來決定是否能行使管轄權。時間因素的部分很簡單,國際刑事法院指能管轄締約國簽署《羅馬規約》時間點之後的犯罪;而事務管轄的部分則限制在若干罪行,根據《羅馬規約》的規定之下只有4個罪行才能由國際刑事法院管轄,其分別是戰爭罪,違反人道罪,種族滅罪以及侵略罪;最後在國籍以及領土因素上,國際刑事法院只能管轄締約國的國民或是在締約國領地內發生的犯罪。

當然,因為在預先審查的階段裡,檢察官不會過於實質的檢視每個要件,基本上只要大致確信是沒有過於明顯的問題, 就會通過這個要件的審查,畢竟預先審查過後還有正式的審查要進行,這層層關卡的限制,也讓國際刑事法院其實在調查起訴犯罪上有許多的正當程序限制。

第三層關卡就是「可進入性」又或者可以稱為「可訴性」(admissibility)。在可進入性的審查階段會討論這個案件是否有符合國際刑事法院的補充性管轄原則(complementarity),以及該案件是否真的足夠嚴重到需要國際刑事法院的介入(gravity)。國際刑事法院最為人探討的莫過於是它的「補充性」,國際刑事法院將自己定位成補充國內法院而存在的國際法庭,只有在締約國的國內機構無法或是不願意行使管轄權的時候,國際刑事法院才能行使管轄權,這一方面是對締約國主權的尊重,二方面也是過濾一些相對微小的犯罪,讓這些犯罪不會被提升到國際法庭的等級。因此在補充性的要件之下,國際刑事法院會審查締約國是否不能或是不願意調查該罪行,若有這樣的情況產生,那麼國際刑事法院便可以行使補充性管轄權補充國內法院的不足。而在足夠嚴重程度的審查上,會考慮該犯行的「質」跟「量」,看看該犯行是否足夠嚴重到需要透過國際刑事法院來調查起訴。補充性以及嚴重性這2個要件都必須要符合才能夠通過審查,也才能進一步進入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

最後一層關卡是起訴的利益(interest of justice)。在這個審查階段,國際刑事法院會探討調查這個案件是否有實現正義,或是起訴後能不能得到相當的國際正義利益。這個要件相當模糊,也沒有正面的定義可以追尋其標準。在適用上,每個案件都會「假設」都有起訴的利益,在這個前題假設之下,若檢察官能發現證據可以推翻這個假設,那麼就會說調查這個案件是沒有起訴上的利益,而沒辦法通過這個關卡的檢驗。換句話說,國際刑事法院在討論這個要件是,通過負面檢驗的方式來看待這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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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杜特蒂做了什麼?

由於菲律賓境內毒品使用猖狂,這些毒梟也延伸出許多社會問題並且長年困擾著菲律賓社會。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上任後便大刀闊斧地整治國內治安,第一槍就先從藥品濫用開始。毒品戰爭風行鶴唳,據統計前前後後約莫有8000到1萬2000人受到處決,其中就地處決或是沒有透過正當法律程序處決的人佔了約7000人,這樣的數字讓菲律賓的反政府份子相當不滿,仍為杜特蒂乃是律師出身卻不懂得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如此暴行讓反政府份子感到相當憤怒。

在反毒戰爭中許多案件是相當具有爭議性的,例如有未成年的孩子被警察認為是毒販當場擊斃,更有名18歲的男孩在警方以自我防衛的名義當場擊斃,警方只說明該孩子意圖攻擊警方,所以他們不得不開槍。這樣武器不對等的事件層出不窮,尤其是窮苦人家更是認為反毒戰爭是針對貧困人家而來,因為他們沒有錢財可以伸張自己的權利,更沒有權勢的幫忙讓他們全身而退,因此教堂成為了這些貧苦受難者的唯一避風港。教堂的牧師分別挺身而出提供這些受害者一個避風港,並且呼籲杜特蒂政府應該收斂其政策不能在濫殺無辜。

無獨有偶地,反毒戰爭也延燒到外交事件上。2016年一名在菲律賓經商的韓國人被指稱涉及毒品交易而被處決,然而該名韓國人工作於韓國造船公司中,似無明顯的藥品交易證據,此外菲律賓警察當局甚至登門該韓國受害者的家中,並對其妻子勒索要求交付贖金才會交換其丈夫,然而在此同時其丈夫卻已經被處決。此事件很快地引起韓國外交部的關注並且提出抗議,菲律賓司法部對此表示譴責並且會嚴格調查此事,但卻將此事與反毒戰爭切割,指出此事件只是一個例外並不是反毒戰爭的全貌。

許多類似的事件被當地媒體報導,但杜特蒂政府上下一心,認為這都不是反毒戰爭的問題,而是當地警察執法的例外。縱使媒體報導民心多麼沸騰地反對著這項政策,杜特蒂政府仍然執意執行這項政策。並且在國際刑事法院宣布要進行預先審查後,杜特蒂總統宣布菲律賓將退出國際刑事法院,並且在一年後將會正式退出。這樣的言行無疑是對國際刑事法院投下不信任票,讓國際刑事法院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管轄權少了菲律賓這位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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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杜特蒂對國際刑事法院的不信任

杜特蒂對國際刑事法院的否定,讓國際法以及國際關係學習者關心國際刑事法院在亞洲的影響力,是否會有如骨牌般一路倒。許多亞洲國家的領袖都認為,國際組織是西方國家一手建立的代位幌子,其目的都是要將西方國家的利益灌輸在亞洲國家上,因此對國際組織多半是不信任的,但這些首領又為了跟西方國家在同個遊戲平台上互相往來,不得不加入這些國際組織,也因此心中早有不滿。

然而關於國際刑事法院對於國內刑事訴訟的影響力,曾有學者提出「間接積極補充性」(unintended positive complementarity)的概念,說明國際刑事法院對於國內刑事管轄權的影響。這個概念認為,國際刑事法院的行為會影響國內刑事管轄權,因為國際刑事法院調查若干案件的同時,也會增加國內機關對於該案件的調查甚至是起訴。原因在於,國內機關在得知國際刑事法院對該案件展開調查的同時,會假裝意欲要跟國際刑事法院合作,而在此同時國內的改革反對派便會乘勢而起,推波助瀾地幫助國內機關進一步落實這些形式上的表象,也因此在這一系列的巧合之下,國內機關便不得不對這些案件展開調查。

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國際刑事法院沒有設想到的,卻也與國際刑事法院的補充性原則相吻一致。等同是國際刑事法院得到了一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幫助它更加落實重大刑事案件的管轄。然而在杜特蒂的案件中這個概念是否也能同樣說明杜特蒂政府的走向呢?

就筆者觀察而已,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杜特蒂仍然沒有要緩和反毒戰爭的跡象,並且以其為首的政府官員似乎也都不敢違反杜特蒂的想法,政府之間上下一心似乎是鐵了心要對抗國際輿論。然而這樣的現象也其來有自,杜特蒂雖然手腕鐵腕引出爭議,但菲律賓國內仍然有許多民眾支持這樣的政策,因為社會安全確實有改善,這是歷任菲律賓總統都做不到的事。

國際刑事法院真的對菲律賓沒有實質影響力嗎?這個問題筆者態度保留,因為反對杜特蒂的改革派仍然佔有一定的比例,並且正在醞釀著這股反動的力量。別忘了,受害的貧苦人民才是社會的多數,或許聯合教堂的力量,這股改革的反動真的會帶給杜特蒂一個迎頭痛擊。

本文經黑潮之聲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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