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見佳作:《非同凡響》叫人心有戚戚焉、隨談殺嬰文化

罕見佳作:《非同凡響》叫人心有戚戚焉、隨談殺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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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非同凡響》快將公映,作者形容作品「談而有味」,屬香港近年「罕見佳作」,並從電影內容延伸至人類歷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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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非同凡響》故事是灰暗或光明?

只要修改一個四字詞,便可以恰到好處形容《非同凡響》:淡而有味。電影沒有緊張的家暴,沒有浮誇的鬧劇,沒有煽情的結局,敘事簡單樸實,看後卻叫人心有戚戚焉,歐文傑導演與一眾演員的表現令人喝采。

在明星特別場有影後交流,席間觀眾與導演討論時觸及一個問題,究竟《非同凡響》是帶出陰暗又殘酷的現實,還是光明有生機的希望?導演回應指立場是開放的,不予置評,交由觀眾自行詮釋。

既然導演樂見開放討論,我便不怕冒昧提出一些想法。現實往往是「悲喜交集、悲歡離合」的,像這個世界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無論強調它的殘酷或美好,都只是一種片面。

《非同凡響》沒有明顯立場,基本是溫和地呈現社會現實,透過一所特殊兒童學校師生合力籌備一場音樂劇,隱約揭示每位參與者的哀歌:

學校有老師質疑要弱智兒童「做show」是資源錯配,浪費時間金錢;負責的音樂老師身心俱疲,要照顧老父又猶豫生育,邊教邊想轉職,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那些弱智孩子的家庭,多屬單親或基層;至於看似友善的校外師生義工,大都是行禮如儀完成象徵意義,對圓滿音樂劇沒大幫助。

總之,故事訴說弱智/弱能人士前路茫茫,幾乎預視人生只能混混沌沌走下去、家長的困境、老師的掙扎與憂愁,同時連繫校外活動,比較基層與中產家境的鴻溝,細看Band 1與Band 3中學的眾生相等,最後還諷刺香港教育制度的膚淺、庸俗。

實際是:兩者皆非

單看初至中段如此框架,似乎真的灰暗一片,但細心留意的話,那些弱智兒童不是被遺棄的孤兒,還是有親人願意默默養育他們長大;音樂老師雖然考慮轉職,但籌備音樂劇時毫不馬虎;基層父母面對逆境的態度,比想像中更溫情、EQ更好,沒有一些家庭的躁動不安;此外,幫忙音樂劇的兩位主角:Band 1(成績)平庸學生「有情」、Band 3叛逆學生「有義」,一切一切,未至於是令人窒息的灰暗感。如果你想感受一下何謂「窒息」,大可重溫《天水圍的日與夜》,那種過分現實的寂寥,保證你沉鬱得喘不過氣。

可見,《非同凡響》敘述的不管是悲與喜、好與壞,都顯得溫和平實,相信有感電影十分灰暗難受的人,應是生活相對幸福,一時難以想像自己若身陷其中,會如何痛不欲生,或隱約認為弱智兒童的人生跟「玩完」沒有分別,似做甚麼都沒意思,看後心情異常複雜。無論如何,任何深刻的觀後感,都是電影成功的見證。

演員表現出色,遺憾是Band 3老師角色「不夠典型」

遺憾全戲表現不似預期的,是歐錦棠飾演的中年Band 3老師。電影塑造這位「阿Sir」迂腐、老土、僵化、遲鈍,剩下的是愛心與耐性,以我從學生時期,乃至在教育界的所見所聞,要符合這種性情的Band 3老師,除非年紀老邁臨近退休之年,否則,十之八九的中年老師不會有如此性情。教Band 3中學的老師,反而會比Band 1、2的手法靈活多變,尤其劇情中那位老師所負責的活動,兼有訓導與輔導的工作,只會更擅長應變頑劣學生,用的口吻有威嚴且強勢,不然就是比較幽默和灑脫,能夠制衡年輕人的反叛作風。

不知道00後世代的校園文化有無劇變,至少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如果你聽說「Band 3老師比較有型格」,並不算是浮誇失實的描述。像電影裏那麼「薯仔」的Band 3阿Sir,看來稱不上是典型,這樣令氣氛稍為打了折扣,當然,這可能是劇本的取材取捨,與歐錦棠的演技優劣無關。

至於兩位主角余香凝與岑珈其,演出均有相當不俗的水準,特別是岑珈其的角色其實不易掌握,不是典型蠱惑仔,沒辦法用強烈情緒幫助入戲,而且,他用心按照劇本有一位弱智弟弟調整了變化,性情隨故事發展漸漸改變,在神態、對白等拿捏十分到位,演繹流暢,維肖維妙,絕對是位難得的演員。

人類歷史好殘忍:孩子生來不健全,父母可親手殺掉

說到這裏,希望各位別介意我「借題發揮」一下。先進社會對弱能兒童的關注,實際上得來不易,這是現代文明在福利制度、同理心飛躍的成果,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許多人很容易將「無條件的愛」掛在嘴邊,可是只要回顧歷史,便知道隨人性而來的愛相當有限,愛,經常是有條件的。

若將時間推前數百年、數千年、數萬年或以上,人類家庭一旦面臨資源不足,或孩子有明顯的先天不足,父母隨時會狠心殺掉手上的嬰孩,「殺嬰」並不是那麼罕見的文化現象(目前依然存在,只是比例不同),這種文化遠遠超過我們所理解的現化文明,如同Steven Pinker的整理:

「人類學家萊拉.威廉森(Laila Williamson)做了一項文化調查,發現殺嬰在各個大陸、各種社會,從非國家的遊群和村落(77%將殺嬰視為合法的習俗)到進步的文明都出現過。直到最近,仍有10至15%的嬰孩出生不久就遭到殺害,而在某些社會中,比率高達50%。以歷史學家洛伊.德茂斯(Lloyd deMause)所言『每個家庭都曾殺過嬰孩,每個國家都可以回溯到獻祭孩童的歷史,每個宗教都以傷害孩童致殘與謀殺而建立。』」

由於當代社會資源富豐,又具備相對健全的人權、法治精神,才令人類非常長時間的殺嬰文化,慢慢緩和起來。如果我們基本了解過後,樂見這樣的文明進步,那麼,繁華的香港,更應思考如何略盡綿力,喚醒社會大眾對弱勢的關注,說到底,我們可以做、能夠做、有條件做的事情,比數百至一千年前,更多更多。社會上每個崗位都可獻出一分力,這部有意義的電影作品,已是見證,編導選材的心思和功力,值得致敬。

核稿編輯:歐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