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公布新版《去極端化條例》:為「再教育營」立法,不准提到「清真」或「回」字

新疆公布新版《去極端化條例》:為「再教育營」立法,不准提到「清真」或「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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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聯合國報告指出,中國約有100萬名維吾爾人被關押在「再教育營」,而新疆新修訂的法例等同將「再教育營」這類被國際社會批評有違人權的機構,正式寫入法律。

中國在新疆設「再教育營」關押維吾爾人,這陣子引發國際批評。而新疆當局10月9日更公布新通過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進一步把打壓穆斯林的行徑竟「合法化」,新出爐的法條明文容許政府設立「教育轉化機構」。同時,新疆當局也立法禁止「泛清真化」,標誌著新疆反分離運動已經介入個人日常生活層面。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12屆人大常委會在2017年就曾推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並於該年4月1日起生效。具體來說,包括以下言論和行為都被禁止:

  • 干涉他人宗教信仰自由,強迫他人參加宗教活動
  • 將清真概念擴大到清真食品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藉不清真之名排斥、干預他人世俗生活
  • 自己或強迫他人穿戴蒙面罩袍、佩戴極端化標誌
  • 不允許子女接受國民教育,妨礙國家教育制度實施
  • 以非正常蓄鬚、起名渲染宗教狂熱等

而一年之後,新疆人大常務委員會10月9日又發布公告,公布了經修改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全文,當日生效。相較於上個版本,新條例增加了多項有關「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內容,被質疑是將「再教育營」的做法合法化,從而達致「依法治國」:

尤其是第3章第14條規定:「去極端化應當做好教育轉化工作,實行個別教育與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教育相結合,法治教育與幫教活動相結合,思想教育、心理輔導、行為矯正與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習法律、學習技能相結合,教育轉化與人文關懷相結合,增強教育轉化實效。」

第4章第17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設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等教育轉化機構和管理部門,對受極端主義影響人員進行教育轉化,做好去極端化工作。」

第5章第33條又規定:「 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等教育轉化機構應當開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律法規和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組織開展去極端化思想教育、心理矯治、行為矯正,促進受教育培訓人員思想轉化,回歸社會、回歸家庭。」

新疆過去的條例中早就有「預防、遏制和消除極端化」內容,但直接把人關入「再教育營」寫入條文,這是第一次,同時也在條例的第2章明確定義了「極端化的主要表現」。

中共中央統戰部第9局副局長、參與新疆政策制定的胡聯合就曾坦承,「再教育營」確實存在,但名稱是「職業培訓中心」,他宣稱新疆官方並未任意拘留人民。

中國外長王毅也沒有否認「再教育營」存在,但表示是為了反恐而作「負責任的必要措施」,他還宣稱「這是中國政府為老百姓做的好事情」,新疆民眾到了晚上可以安心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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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再教育營」,還跟「泛清真化」宣戰

烏魯木齊檢察院系統10月初也召開宣誓大會,要求「與泛清真化決戰到底,積極發聲亮劍,向對新疆歷史文化、民族宗教等重大問題的闡釋引導上轉變,深挖錯誤思潮根子,把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日常飲食等問題講清楚講透徹。」

會中還要求所有檢察院幹部都必須在網上發布此宣誓文章,還要求所有人在公眾場合不能講維吾爾語,必須說普通話。

此外,中共黨員幹部不能有飲食清真化的問題,「市院將進行食堂改革」,不再提供清真飲食。大會還特別點名少數民族幹部,要他們起「帶頭」作用。

新版的《去極端化條例》也首次為「泛清真化」概念提供了法律解釋:第2章第6條「泛化清真概念:將清真概念擴大到清真食品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借不清真之名排斥、干預他人世俗生活」。

換而言之,新的條例明確「清真」的概念僅限於食品範疇,任何超出食品範圍的「清真」都是「清真泛化」,進而違反《去極端化條例》。

「清真」的阿拉伯語(حلال‎)原意為「合法的」,在非穆斯林國家「清真」指的是符合伊斯蘭教規條可食用的食物;而在穆斯林(回教徒)佔多數的國家,「清真」不僅指可食之物,而是一套生活方式,言語、行為、衣著皆受約束。例如,若維吾爾人不用維吾爾語而講普通話,就可以被一些人視為不夠「清真」。

《大紀元》引述《寒冬》雜誌報導,新疆農七師一飯店老闆娘表示,當地警察強迫她把飯店裡的「清真」「回」字圖標都處理掉。老闆娘說:「如果我們不聽中共的命令,他們就會馬上關閉我們的飯店,我們就會被帶到教育轉化營接受國家安排的洗腦轉化。」

現在,派出所、衛生局、社區的人還三天兩頭來檢查飯店是否還有「清真」或「回」字標誌。例如:「馬回民飯館」、「寧夏回民肉店」的招牌都要用膠布把「回」字貼上或摳掉。事實上,不光招牌不讓用這些字樣,甚至居民的住宅裡都不能有這樣的標誌,就連床單上的伊斯蘭教的標誌都要剪掉,洗手壺蓋子上的圓珠也要摘掉。有居民說,「當年文革也沒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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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秦先生透露,有一家商店因沒有把一包帶有「清真」字樣的雞精及時下架,被直接封了店鋪。有維吾爾顧客到秦先生店裡說:「沒辦法,現在讓我吃豬肉,我都吃。沒有清真的,不吃怎麼辦呢?」另一顧客訴苦說:「現在哪還敢找清真的,再找清真的就得進洗腦班『學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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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

核稿編輯:楊之瑜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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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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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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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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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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