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地斯山脈傳奇故事：達爾文看見山上的貝殼，就知道《創世記》大洪水不是真的

文：金恩・麥奎利（Kim MacQuarrie）

在赫頓著作出版41年後，6000英里外，查爾斯・達爾文和羅伯特・費茨羅伊船長終於在加拉巴哥群島上岸。達爾文跟赫頓一樣對地質學充滿熱情，也跟赫頓一樣相信上帝創造了地球上所有動植物。但在他繞過南美洲南端火山錐的漫長旅程中，達爾文已經開始懷疑《聖經》能否做為地球地質史的真實指南。例如達爾文最近讀了另一位蘇格蘭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CharlesLyell）的兩部地質學文本。

萊爾已追隨赫頓的腳步，並採納赫頓的構想：在過去起作用的力量，至今仍在起作用，即俗稱「均變論」（uniformitarianism）的概念。早期地質學家認為，藉由一些在大洪水期間發生的決定性變化，地球的特徵已經由上帝創造完成。那場大洪水已發展成俗稱「災變論」（catastrophism）的地質理論，災變指的就是上帝在地球釋放的災難性洪水。本身不像赫頓那麼虔誠的萊爾非常清楚，均變論的原理一定會被視為對《創世記》的故事和教會的挑戰。1830年，在出版他即將成為經典的著作《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前夕，萊爾寫給朋友：

我相信我會讓我的地質學〔著作〕……受到歡迎。老〔約翰〕佛萊明〔牧師〕（Reverend John Fleming）很害怕，認為這個時代無法容忍我反摩西〔亦即反《舊約聖經》〕的結論，這個主題起碼有一段時間不受教士歡迎，並且令他們尷尬。

雖然教會對《地質學原理》的後續反應不一，萊爾的著作無疑深深啟發了達爾文。那幾乎立刻為他剝去峽谷、河谷和沉積物最可能是在大洪水期間形成的原有信念。隨著小獵犬號造訪一連串千變萬化的地貌，現在達爾文首次開始用前所未有的眼光看待地質構造。例如，在小獵犬號的船員忙著繪製巴塔哥尼亞地圖之際，達爾文常上岸四處漫步，發現一層又一層裸露的沉積物，而那些沉積物中充滿奇特、絕種動物的化石。

一次，在一萬英尺高的安地斯山脈，達爾文發現好幾塊滿是貝殼化石的岩床。他斷定，這些岩層顯然曾深在海底，後來才被未知的地質力量抬升上來。仔細檢查後，達爾文也察覺這些構造不可能是這6000年的自然過程所造就。根據他自己的觀察，現在又受萊爾影響，達爾文認同地球的歷史一定有數百萬年以上，而非數千年。他了解，地球也非停滯不動，而是時時在變。所以他不由得想，這些時而激烈的環境變遷會對動植物產生何種影響。

達爾文在巴塔哥尼亞的考察大多有費茨羅伊船長陪同。船長也讀過萊爾的地質學著作，但終究無法像達爾文或萊爾那樣看世界。此時此刻達爾文眼中地質力持續作用數百萬年的證據，在費茨羅伊看來，仍是大洪水的結果。費茨羅伊後來撰寫了此次航海的紀錄。在標題為〈論洪水〉（On the Deluge）的一章，他甚至採用了一些達爾文後來用來支持演化論的證據，然而在費茨羅伊的例子，那些證據反倒強化了他對《聖經》洪水敘述根深柢固的信念：

越過安地斯山脈時，達爾文在海拔六、七千英尺處發現了嵌在砂岩中的石化樹林，又在海拔一萬兩三千英尺處發現貝殼化石、石灰岩、砂岩和「混著甲殼」的卵石所形成的礫岩。在發現石化樹林的砂岩上方，則是一大片黑色……熔岩形成的岩床，約有一千英尺厚；在這上面，這些岩層起碼交替出現五次，還有水中的沉積物，形成數千英尺的厚度。

這些火災與水災結果的絕妙交替，在我看來，恰恰不容置疑地證明這裡發生過那場唯一可能造成這種結果的巨大災變。那場以「深淵的泉源崩裂了，天國的窗戶敞開了」一言，在我們心裡投下陰影的水與火山作用的可怕結合。

當時，對達爾文和費茨羅伊來說，南美洲的蒼穹成了某種巨大版的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費茨羅伊仔細凝視這座大陸變化莫測的地層，看到了古代大洪水故事的實質證據。「我心篤信（，未受《聖經》影響）。」費茨羅伊回來後寫道：「這片土地經歷過浩瀚的洪水。」也常望著相同地層的達爾文卻因受到萊爾影響，相信他正凝視著地球歷史的深處，運用推理，瞥見一段他之前做夢也沒想過的原始過往。

但雖然達爾文對地球史的心智模式已起了變化，在他踏上加拉巴哥群島的那一天，他的生物學觀念仍和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類似。如前文所述，根據達爾文同期生物學家的看法，是上帝創造地球各物種，雖然在創造之後，似乎有某種程度的生物適應性變化發生。

查爾斯・萊爾在《地質學原理》中寫到「創造中心」，即上帝在地球許多地方創造各個物種，而在此之後，各物種會經受微小的變化。例如上帝顯然覺得在澳洲適合創造袋鼠。婆羅洲則適合紅毛猩猩。非洲：大猩猩。伊甸園：人。事實上，人類就是物種內「變化」或「變種」的好例子：某些地方的人是黑皮膚，某些地方是白皮膚；有些地方的人擁有亞洲特徵，有些地方有原住民特徵。但沒有科學家懷疑所有不同種族的人類都屬於同樣的智人種（Homo sapiens），即現代人所屬的物種，或所有變種都源自人類的第一個「創造中心」，可能在中東。許多科學家認為，不論動植物都具有設法適應新環境的能力，但沒有哪種動植物有能力轉變成全新的物種，唯有上帝做得到。

因此在達爾文踏上加拉巴哥群島之際，他想當然地認定，那些島嶼住著從南美大陸遷徙過去的動植物；南美大陸才是上帝最早創造牠們的地方。所以，如果一隻嘲鶇來到其中一座島嶼，牠可能已在新環境經歷些微的變化，但無疑仍屬於持續存在於美洲大陸的那個物種。達爾文認為，生物的物種永遠不變。

這種先入為主的創造論思想，就是達爾文最後在採集加拉巴哥鳥類樣本時出紕漏的原因。他不是鳥類學家，也不是植物學家或分類學家。既沒有專家協助，也無法取得專家常賴以比較不同物種的博物館收藏，他無從了解或確認他所見生物的品種。數年後，在回想自己是怎麼在加拉巴哥採集植物時，他語帶懊惱地寫道：「由於對植物學一無所知，我在這個自然史領域採集得比其他領域更盲目。」他指的是他嘗試在島上蒐集重複的植物標本，那樣的標本之後可分給不同博物館，這種做法在當時相當常見，至今依舊。達爾文後來才知道，因為無知，達爾文後來才發現：「我可能把第二或第三種當成第一種的重複樣本了。」換句話說，達爾文並非採集到同一物種的三個樣本，而是在無意間採集到三個不同的物種，卻標示為同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