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地斯山脈傳奇故事:切・格瓦拉知道,唯有「革命」才能改善生活

安地斯山脈傳奇故事:切・格瓦拉知道,唯有「革命」才能改善生活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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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從小是天主教徒,後為無神論者,最終卻成為真正的信徒:他現在徹徹底底相信,馬克思對於如何臻至社會烏托邦的處方不只是理論,而是事實。

文:金恩・麥奎利(Kim MacQuarrie)

茱莉亞・寇提茲(Julia Cortez)坐在她的小客廳裡,反覆緊扣雙手,不斷扭轉,難掩焦慮。她覺得自己快瘋了。客廳裡有一張沙發、一張躺椅、一把椅子、花卉圖案的壁紙,和印花風格的陶器。63歲的她穿著黑裙子和剛上漿過的白上衣。她的頭髮乾淨俐落地紮成小圓髻,深色的眼睛分得很開。她的舉止開放,有點鬱鬱寡歡;她說話的聲音很輕。四十四年前,茱莉亞・寇提茲是最後幾個和切・格瓦拉說話、見到他活著的人。

「我的短期記憶有嚴重的問題。」她說,一邊拿給我一個盤子,上面擺了一顆新鮮的桃子和一把鋒利的刀。「我要去蘇克雷(Sucre)做核磁共振造影,看是哪裡出了問題。我已經去聖克魯茲看過醫生了。難以置信!難以置信!我會忘記把東西擺在哪裡!一出門就忘記自己要幹什麼!我的神經系統出了問題!」她再次緊扣雙手,說:「而且情況愈來愈糟。家母一個月前過世,而那只讓事情更明顯。因為我一直哭、一直哭。我看著她受苦四年了,現在我不曉得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茱莉亞是退休的學校老師。她在巴耶格蘭德(Vallegrande)鎮外有一小塊地,種了幾棵桃樹和玉米。「這是為了維持生計。」她說。教書31年後,她支領的退休俸每個月只有一百五十多美元。

「家母既是我的母親也是父親,因為我的父親遺棄了我們。我們很窮,我們家有11個人,真的一無所有。但母親鼓勵我讀書,她非常支持我,非常勤奮,也非常可靠。」有一陣子,茱莉亞說,其他家人建議她當修女,因為那樣一定能維持生計。但茱莉亞堅持要當老師。「那才是我想做的事。」

茱莉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小村莊拉伊格拉(La Higuera,意為無花果樹)任教,那裡聚集了為數不多的泥磚房屋,人口約800人,從她自己的普卡拉村(Pucará)走路去要兩小時。那個地區崎嶇不平,遠方一層層樹木叢生的山脈,讓景致看來像日本的木刻畫。茱莉亞在一小間泥磚教室教書,那裡地板骯髒,有木頭長凳、一塊黑板和大約20名小學生,都是耕田農夫的孩子。這個19歲的老師在平日教書,週末走泥土路回家。任教幾個月後,村民借給她一匹馬,讓這段路程輕鬆一點。

「那裡沒有人鎖門,村民都很好客。」茱莉亞回憶道:「每一名訪客都會被邀請進家中,分享那家人有的食物。週末如果我在那裡過,我們會在戶外的大〔泥磚〕爐子烤東西。鄰居會過來演奏音樂,大家分享一切,非常愉快。」

但在這樣的同胞愛之下,是赤貧的生活。屬聖克魯茲大區的拉伊格拉從過去到現在都是玻利維亞貧窮的地區之一,而玻利維亞仍是南半球貧窮的國家之一。1967年,在茱莉亞於此任教時,玻利維亞的嬰兒死亡率、不識字率和貧窮率都足以和非洲最窮的國家比爛。

阿根廷革命者切・格瓦拉(Che Guevara)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在1967年,也就是茱莉亞開始工作的那年,選玻利維亞發動游擊戰。曾協助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在古巴掌權的切・格瓦拉發展出一套理論:在玻利維亞這樣貧窮的國家,一支小游擊隊,或「核心點」,可做為引燃革命的「火星」。切・格瓦拉的游擊隊最早在拉伊格拉南方約60英里處與玻利維亞軍隊交火。他們的目標是掀起反抗玻利維亞政府的平民暴動,再於秘魯、巴西,和切・格瓦拉的祖國阿根廷等鄰國,引燃類似的社會主義革命。

不同於茱莉亞,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出身自中產階級:1928年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Rosario),在五個孩子中排行老大。他是天生的運動好手,在校的體育競技表現優異,但慢性氣喘常迫使他待在家裡。他在書本中尋得慰藉,他的爸媽擁有一間藏書三千的圖書館,而終其一生,切・格瓦拉嗜書如命。他最愛讀的是阿根廷敘事詩《馬丁・菲耶羅》(Martin Fierro),述說一個阿根廷牛仔被警方追捕的故事;後來一名警察因折服於主角展現的非凡勇氣,決定換邊。兩人並肩同行,和原住民一起生活,希望尋得更美好的人生。

1951年,23歲、就讀醫學院的切,和一個朋友騎摩托車環遊南美洲,一心想拓展視野。這是切第一次接觸到南美由來已久的貧窮。

「我造訪了……拉丁美洲所有國家。」切後來寫道:

在我先後以學生和醫生身分造訪的旅途中,我開始近距離接觸貧窮、飢餓、疾病,以及因欠缺資源而未能治療孩童的無能為力……我開始認為這件事……對我而言似乎和成為知名研究人員或對醫學有顯著貢獻一樣重要:幫助這些人。

還是醫學院學生時,切・格瓦拉就逐漸明白,把醫學帶到一些與世隔絕的貧窮村落,並無法解決這種已持續數百年的貧困。對切來說,在赤貧社會擔任醫生,就跟在該截肢的腿上貼OK繃一樣枉然。必須連根拔起的是貧窮。25歲時,切做出結論:要改善拉丁美洲數以百萬計民眾的生活,唯有一途,那就是改變他們國家的政治結構。他相信,在當前體制下,拉美政府正努力維護一小撮特權菁英的財富,忽視窮人。醫學絲毫改變不了這種情況。唯有由下而上的革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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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在墨西哥旅遊時,切・格瓦拉遇到一個26歲、自我放逐的古巴律師和革命者,名叫斐代爾・卡斯楚。卡斯楚證明是切一直在尋覓的催化劑。兩人第一次見面時,卡斯楚就說他打算率領一小群游擊隊員到古巴上岸,靠他們推翻古巴獨裁者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Batista)。打量了這位年輕的阿根廷醫生,卡斯楚問切願不願意加入他們,擔任革命軍的醫師。切・格瓦拉立刻答應。他後來寫道:

其實,有了漫遊拉丁美洲各地的經驗……不需要多大的誘因就能煽動我加入反暴君的革命,但斐代爾的不凡讓我印象深刻。他面對且要克服的是最不可能的事。他有股異常的信念:他對此堅信不疑:他一動身前往古巴,就會抵達;一抵達,就會戰鬥;一戰鬥,就會獲勝。我欣賞他的樂觀……是該停止〔為社會不公不義〕哭泣,挺身戰鬥〔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