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細胞醜聞餘波蕩漾：黃禹錫事件後，幹細胞研究還能恢復往日榮景嗎？

撰文：畢爾茲利（Sara Beardsley）
翻譯：陳儀蓁

Photo Credit：科學人雜誌

在剛要起飛的胚胎幹細胞研究領域中，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的黃禹錫一度獨領風騷，原本在他背後腳步踉蹌的那些科學家，現在終於了解為什麼：他的資料造假。黃禹錫在2005年年底承認他的研究造假，並且還有檯面下的交易，而該領域最受看好的醫療發展紀錄「為病人量身訂做的幹細胞株」，也一併消失。留下的一連串好奇是：這個危機，也就是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倫理專家莫瑞諾（Jonathan Moreno）所說的「微生物學最嚴重的行為失當」，會對胚胎幹細胞的爭議造成什麼影響？

從2004年開始，黃禹錫和他的研究同仁陸續在體細胞核轉植技術（又稱醫療複製）領域中，發表了數個驚人的成果：他們成功將成人細胞的細胞核植入胚胎中，培養出病人專屬的幹細胞。隨著去年的真相大白（這些研究成果中只有複製狗是真的），現在幹細胞社群正審慎評估此事件的影響。

往壞處想，新加坡胚胎幹細胞國際公司的科爾曼（Alan Colman）說，如果一般大眾無法了解，韓國人帶頭的研究只佔了胚胎幹細胞領域的一個小山頭，其實胚胎幹細胞主要的研究，已經從早年培養出的幹細胞株獲益良多，「那麼此事件將會傷害到整個幹細胞研究」。美國政府唯一贊助的主要幹細胞研究，在科學上和倫理上爭議都不大，因為這項研究不需再用到新的人類卵細胞。

大力反對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美國生物倫理與人類尊嚴中心執行長福格森（Andrew Fergusson）證實此事件造成的傷害，並預言如果考慮到金錢的投資、走在鋼索上的道德問題、缺乏科學實證等因素，這次的敗筆「將使得美國大眾不傾向支持幹細胞研究」。這樣一個逆轉，對美國的研究人員而言是一場災難，因為他們靠的不是聯邦政府的資助，而是大眾對科學研究的熱誠：這些熱誠會轉化為私人捐款以及州政府的立法補助。

往好處想，這次的醜聞頂多是把醫療複製的「時鐘往回撥」，使得「這個領域門戶大開」，加州拉荷雅市柏恩翰研究所的史奈德（Evan Snyder）如此說道；而他也將會繼續做與韓國類似的研究。科學家認為量身訂做的幹細胞，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哈佛幹細胞研究所的協同主任梅爾頓（Douglas Melton）解釋道：「研究培養皿中的病理學，你在各方面所獲得的進展，將是採用其他方法難以預料的。」他說黃禹錫未能克服的瓶頸，主要是技術性的問題，而不是生物學上的，因此投注到此項研究的經費，仍然花得值得。

至於資金贊助者是否同意這樣的說法，還有待觀察。但是莫瑞諾指出「現在發生此事件對美國所造成的影響，比在一年前來得輕」，因為加州、康乃狄格州、伊利諾州、紐澤西州這4州，已經在事前承諾贊助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即使如此，紐澤西州最近仍然擱置了2005年幹細胞的議案。）至於其他贊助單位，賓州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卡普蘭（Arthur Caplan）認為，「病人的支持並沒有受到影響」，這對目前身陷苦戰的幹細胞研究，無疑是一個正面註解。

除了未來的研究之外，一個更大的議題可能在於，目前科學社群對於行為失當的防護機制明顯不足。可能會有人抗辯說，當其他獨立的研究團隊無法重複做出黃禹錫的實驗，這項科學缺失終究會被發現。就道德責任而言，他們提出美國國家科學院在黃禹錫造假事件數個月之前出版的指導方針。而且事實上，此事件是由其他科學家所揭發，也證明了科學社群自我修正的本質。

然而，即使是最堅定的擁護者也得承認，在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必經的同儕審查機制，並不是設計用來揭露徹頭徹尾的造假。他們坦承，如果告發者當初沒有站出來，黃禹錫捏造資料、用不當手段取得捐贈卵子的做法，可能避得過眾人耳目。而造假事件的揭發，也使大眾的焦點轉移，回到美國與國際的立法規範上。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的泰特爾鮑姆（Steven Teitelbaum）說：「這塊領域成了拓荒時代的美國西部，每一州都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他一直遊說布希政府改變政策，「我們沒有東西能確保這項研究是在符合倫理的情況下完成的，所以應該要立法規範。」包括卡普蘭在內的其他人，則認為有必要制訂國際公約來阻止卵細胞的販賣。缺乏監督的危險之一，就是各國可能會把國際幹細胞交換及合作研究擺在一旁。「如果沒有一定的標準，許多國家可能會成為孤立主義者。」科爾曼說。

無論如何，至少有一塊領域的活動會冷卻下來。看到據傳參與黃禹錫研究計畫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夏騰（Gerald Schatten）在這次事件中沾了一身腥，莫瑞諾說：「現在科學家與其他人合作前，都會三思而後行。」未來受邀的共同作者，可能會在同意署名之前，更謹慎評估對方所提出的研究計畫；而且科學期刊也會被迫更嚴格監督所有參與的作者，特別是與南韓的學術往來，史奈德表示，「我們的一些捐款人傳達出了這樣的訊息：基本上，『別跟韓國人合作』。他們在這個領域的能力沒有問題，但是現在韓國人碰不得。」

改變可能是全面的，韓國的文化「充斥著扭曲的愛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首爾國立大學的一位教授在《韓國前鋒日報》的評論中寫道。有些人甚至預測科學政策會受到撼動，卡普蘭推測說：「我們將看到南韓建立起非常嚴格的規定，並過份執著在高標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