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東印度公司昏昏欲睡，經濟中心迅速從麻六甲、巴達維亞轉移到加爾各答

文：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麻六甲早期的繁榮

地理位置對麻六甲的興盛起了促進作用。麻六甲瀕臨海峽一側（海峽以城市而得名），地形十分有利，扼守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陸緣海的海上通道。狹長的馬來半島（今天築有良好的公路，騎自行車也能迅速通過）從前僅在克拉地峽一帶有簡陋的土路通行，路與路之間則是野獸出沒的叢林。半島環行航線開闢後，麻六甲海峽的價值更見重要。

麻六甲建在土地「鬆軟」、「泥濘」的一個小山丘上（「一鍬就能挖出水來」），一條清澈的河流把它分割成兩部份，船隻可在河岸停泊。這座城市與其說是真正的港口，不如說是個錨地和避風口：，大帆船都在城市對面葡萄牙人命名為石島和船島的兩個小島之間下錨。船島「不如阿姆斯特丹市政廳所在的廣場大」。然而，另一位旅行者指出，船隻「一年四季均可在麻六甲靠岸，是為果亞、科欽或蘇拉特港所不及……」唯一的障礙是海峽的潮汐，通常「從東方漲起，在西方降落」。這麼多優點好像還嫌不夠，麻六甲不僅與兩大洋相接，而且處於西方的印度洋季風帶與南方和東方的信風帶這兩大氣流區的交匯點。更加幸運的是，赤道無風帶隨著太陽的運動時而向北，時而向南移動，相當長時間停留在麻六甲海域（北緯2度30分），使船隻得以先後自由進入南方和東方的信風帶與印度洋季風帶。索納拉讚嘆地說：「在這得天獨厚之國，四季常春。」

南洋群島當然還有自然條件優越的其他地點，如巽他海峽。室利佛逝王朝和麻喏巴歇王朝的興盛表明，從蘇門答臘東海岸，甚至更往東從爪哇出發，也同樣可以控制海上通道。1522年1月，麥哲倫在菲律賓去世，探險隊船隻返航途中在帝汶島附近穿過巽他群島南行，進入東南信風帶。德雷克1580年作環球航行時也循同一條路線抵達南洋群島的南側。

麻六甲的興起誠然可用地理原因作解釋，但從當地經濟和從亞洲經濟的角度來看，歷史也發揮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座新興城市把鄰近海岸的馬來水手吸引過來，並在某種程度上把他們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這些水手以沿海航行和捕魚，更以海上搶劫為生。麻六甲一舉兩得，既使海峽不再受他們的騷擾，又為自己增添了小型載貨帆船、勞動力、船員乃至它需要的戰艦。至於為遠程貿易必需的大帆船，它可從爪哇和勃固得到。例如，麻六甲蘇丹（他十分關心貿易，並在其中佔很大分額）出資組織一支遠航麥加的船隊謀利，就在上述地點購買船隻。

這座城市的迅速發展很快就產生了問題：它靠什麼養活自己？麻六甲背靠的半島多山；林木繁茂，錫礦蘊藏豐富，卻不宜糧食種植，除沿海漁產外，沒有別的食物來源。它因此必須依賴生產和出售大米的暹羅和爪哇。暹羅是個尚武好鬥、不易對付的國家，麻喏巴歇帝國雖然衰老，但尚未滅亡，依舊統治著爪哇島。如果麻六甲不是在1409年向中國輸誠納貢，暹羅和爪哇無疑會一口吞掉這個因地方政治的偶然機遇而誕生的小城市。中國的保護直到15世紀30年代始終有效，在這期間，麻喏巴歇帝國已自行解體，從而使麻六甲得以倖存。

麻六甲城異乎尋常的幸運也還是印度與中國會合的產物。中國在南洋群島和印度洋推行令人驚訝的海上擴張，歷時30多年時間，印度所起的作用更大，也更早。16世紀末，在德里蘇丹統治的穆斯林印度的推動下，原籍孟加拉、科羅曼德和古吉拉特的印度商人及運輸業主大力向外發展，同時積極展開傳教活動。8世紀阿拉伯航海家在南洋群島傳播伊斯蘭教的未竟事業，終於在幾百年以後由印度商人借貿易之便完成了。沿海各城市陸續接受了伊斯蘭教。於1414年皈依真主的麻六甲獲此天賜良機，經商傳教從此攜手並進。此外，麻喏巴歇王朝之所以逐漸解體，不再成為危險，正是因為其沿海城市改奉伊斯蘭教，而爪哇內地及其他島嶼仍舊信仰印度教。穆斯林秩序的擴張其實只能及南洋群島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人口。有些島嶼依舊排斥伊斯蘭教，如峇里島今天仍是絕妙的印度教博物館。在遙遠的摩鹿加群島，伊斯蘭的傳教活動進展並不順利；葡萄牙人日後驚奇地發現，島民名義上是穆斯林，對基督教卻毫無敵意。

但是，麻六甲的崛起直接淵源於印度的商業擴張。原因不言自明：印度商人給蘇門答臘和爪哇帶來了胡椒樹這份厚禮。從接觸麻六甲貿易的地點開始，市場經濟到處在取代一種以自給自足為特徵的仍處於原始狀態的生活，一名葡萄牙編年史家在談到摩鹿加島居民的過去時說：「他們很少關心播種、種植，好像生活在太古時代，每天早晨，他們從大海和森林取得他們一天所需的食物。他們以劫掠為生，不會利用八角茴香謀利，也沒有人向他們收購。」自從摩鹿加群島被納入商業網內，島上陸續開闢了種植園，麻六甲與生產香料的各島嶼建立定期聯繫。科羅曼德的印度商人尼納．蘇里亞．德瓦每年派八條帆船到摩鹿加群島收購八角茴香，到班達群島收購肉豆蔻。這些島嶼種植單一作物後，全靠爪哇帆船運來的大米為生。爪哇帆船遠航直達太平洋中心的馬里亞納群島。

伊斯蘭擴張可見起著組織的作用。麻六甲、蒂多雷、特納提以及後來的望加錫紛紛建立了「蘇丹國」。最有趣的是形成了一種為經商必須的通用語言。該語言源自麻六甲這個大商埠普遍使用的馬來語，一名葡萄牙編年史家說在南洋群島及其「內海」，「使用的語言多若牛毛，相鄰的兩地居民也彼此說不通。如今各島通行了馬來語，大多數人都能說能用，就像歐洲使用拉丁語一樣」。人們因此不必奇怪，麥哲倫探險隊帶回歐洲的摩鹿加詞彙表上的450個單詞都是馬來詞。

從「通用語言」的推廣可以測知麻六甲的擴張力量。不過麻六甲的擴張與16世紀安特衛普的發跡一樣，是由外部促成的。麻六甲城雖然提供住房、廣場、商店，設置保護商業的機構，頒發殊屬珍貴的航海法規，但其貿易無不依賴外國商船、商品和商人進行。外國商人中以古吉拉特和卡利克特的穆斯林商人居多（據托姆．佩爾斯說，有1000名古吉拉特人，「外加4、5000名往返兩地的水手」）；科羅曼德的印度教商人，即所謂「凱令」（keling），也組成重要的集團，他們有自己的居住區「凱令村」。古吉拉特商人的優勢在於他們在蘇門答臘、爪哇與麻六甲同樣站穩了腳跟，控制了轉手銷往地中海的大部份香料和胡椒。

有人說，康貝（古吉拉特的另一名稱）一手伸向亞丁，另一手伸向麻六甲，否則就不能生存。印度就這樣再次顯示它潛在的優勢，它在對外關係方面遠比中國開放，並與伊斯蘭和瀕臨地中海的近東地區的商業網連成一片。中國自1430年後徹底放棄航海遠征，不管歷史學家們作何想像，我們對其原因仍不清楚。再說中國對香料的興趣不大，消費量也小。除了胡椒例外，中國往往不經麻六甲轉手，直接在萬丹收購胡椒。

阿布克爾克率領的葡萄牙小艦隊（1400名水兵，其中有600名馬拉巴人）慕麻六甲繁華富庶之名（麻六甲當時號稱「印度名聲最響的市場」），從遠道趕來。征服者濫施暴力：河上的橋才剛失守，城市便告陷落——這是1511年8月10日——繼之以9天洗劫。不過麻六甲的繁華並不在這致命的一天突然告終。阿布克爾克在這裡一直留到1512年1月，並在被征服的城市重整秩序。他建造了一座雄偉壯觀的要塞；「從暹羅到產香料各島」，他到處作為穆斯林的敵人出現，但他也宣佈自己是異教徒的朋友，實際上是所有商人的朋友。葡萄牙佔領麻六甲後推行的政策變得寬容、和善。作為葡萄牙國王和東印度的主人，腓力二世於1580年後主張在遠東務求宗教寬容。他說：「不應用武力迫使別人改變宗教信仰。」

在葡萄牙佔領的麻六甲市內，耶穌會的聖保羅大教堂高踞要塞之上，從教堂門口的廣場放眼望去，大海景色盡收眼底。儘管如此，中國市場和清真寺也還各得其所。路易斯，菲利普．托馬斯說得好：「1511年8月麻六甲被征服，為葡萄牙人打開了通向南洋群島和遠東海域的門戶：戰勝者奪得麻六甲後，不僅統治著一座富庶的城市，而且主宰著一個商業網：各條通商路線以麻六甲為樞紐，並在該地相交」。總的說來，儘管曾有過幾次中斷，葡萄牙人維持了這些聯繫。為在16世紀中葉困難的經濟形勢下另找出路，葡萄牙人於1555年在廣州對面的澳門建立據點，並把他們的活動一直推進到日本，他們的商業聯繫、商路甚至有所擴展。當時由葡萄牙人掌握的麻六甲是太平洋、印度與歐洲間的聯繫樞紐，相當於日後荷蘭人手中的巴達維亞。

荷蘭人的來到使葡萄牙人在亞洲處境困難。在這以前，葡萄牙人在麻六甲安享富貴，里斯本的國王，葡萄牙本土，歐洲的胡椒轉銷商以及在東方的葡萄牙冒險家全都從中得益。葡萄牙冒險家有時也有與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相同的半封建心態，雖說並非始終如此。在這期間，曾經有過突厥人的襲擊，不過都是間歇性的，見效甚微。總的說來，葡萄牙人過著太平日子。但是，「由於他們在這些海域橫行無阻，他們忽略了為防守所需採用的各種謹慎措施」。例如，1592年兩艘英國蘭卡斯特船經由當年達伽馬的老路突然闖到，不費力氣就俘獲相遇的幾條葡萄牙船。一切情形很快都將改變：歐洲人把他們在歐洲本土的戰爭和敵對照搬到印度，麻六甲這座葡佔城市將喪失它長期保持的優勢。1641年荷蘭人攻陷麻六甲後，立即使它降到次等地位。

遠東的新中心

巴達維亞早在麻六甲淪陷前已是遠東的貿易中心，指揮、組織遠東貿易。該城建於1610年，於1638年達到如日之中天的地位；那時候，日本對葡萄牙人關上了大門，但仍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開放。商業王國的首邑以及「區域貿易」的主要網絡的控制權因此仍留在南洋群島；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保持其靈活、審慎和專橫的商業優勢的情況下，巴達維亞的地位也將保持不變，就是說，為時達一個多世紀之久，儘管曾遇到不少挫折。例如，1662年初，荷蘭人被逐出中國大陸對面、位於通往日本的航路中途的福爾摩沙島（他們於1634年在島上興建熱蘭遮城後，即盤踞該地）。我們已說過，巴達維亞的商業繁榮出現在17世紀，與1650至1750年（大約日期）震撼歐洲經濟世界（包括新大陸）的長期經濟危機幾乎巧合。但遠東很可能未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因為17世紀在整個印度是經濟繁榮、人口增長時期。我們也說過，在歐洲經濟危機中，荷蘭經濟不但安然無恙，並且成了歐洲商業活動最好的避風港，荷蘭主宰著遠東經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總之，巴達維亞這座新城是荷蘭霸業的顯赫標誌。市政廳建於1652年，以其3層樓房雄踞市中心。幾條運河分割全城，街巷垂直相交如棋盤，加固的城牆闢有四門，上設22座碉堡。亞洲、遙遠的歐洲和印度洋的各國商人如水赴壑般地前來這裡匯集。城牆外是爪哇人和安汶人居住區，也有若干鄉間別墅，但主要是稻田、甘蔗園和運河；沿著一條經過整治的河流，設有許多水磨，「磨麥、鋸木、造紙、造火藥」或製糖，還有磚廠、瓦窯……城內整齊清潔，一切井然有序：市場、商店、貨棧、肉鋪、魚店、警衛所以及「紡紗場」，妓女在該處罰做紡紗苦工。荷蘭殖民社會十分富有，耽於聲色，懶散度日，這些不必一一贅述。外科醫生格拉夫1668年在長途旅行中抵達巴達維亞，他所見到的那種富裕和享樂生活，早先在1595年前後的果亞，後來在加爾各答，全都存在，這是經濟成就輝煌的標誌，千真萬確，絕不有誤。

然而，從18世紀初起，荷蘭龐大的商業機器開始運轉失靈。有人把這歸罪於東印度公司職員日益嚴重的營私舞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辦事員」在這方面比荷蘭人有過之無不及，但這並不妨礙英國公司在1760年前後躍居首位。難道因為18世紀中葉的趨勢逆轉在各地促成了規模更大的經濟活動，增大了貿易額，為變化、斷裂和革命創造了方便條件？這個看法確實頗為誘人。歐洲發生了國際機會的再分配，英國的領先地位迅速奠定。在亞洲，印度把整個遠東的經濟重心吸引了過來，但印度是在英國的監督下，為著英國的利益才取得首位的。福伯那本問世已久的著作出色地描述了這一轉變過程。英國東印度公司（又名「約翰公司」）戰勝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又名「杰安公司」），因為後者於18世紀70年代在孟加拉和印度輸了棋，也因為當中國逐漸敞開大門時，後者未能在廣州的洋商中取得領袖地位。

我故意不說「約翰」在廣州比「杰安」更聰明，更靈活，更狡猾。有人持這種見解，也並非沒有道理。但是一位嚴厲批評法國印度公司的法國證人聲稱，在1752年前後的廣州，瑞典公司和丹麥公司比別的公司更善於見風使舵，雖然這兩家公司規模最小，最缺乏成功的條件。英國人最終取勝，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力量再加上印度的巨大重量，如虎添翼。普拉西之戰（1757）不僅完成了印度的政治征服，而且完成了對印度商業「渠道」的征服。這些商路緊貼次大陸的海岸，一端通往紅海與波斯灣，另一端遠屆南洋群島，不久就直抵廣州。印度船廠不僅為了「區域貿易」的需要，尤其為了遠航中國，曾建造了眾多別名「印度人」的船舶。根據福伯的說法，1780年掛英國旗從事印度洋貿易的船隊總噸位於4000噸，1790年即上升到2萬5000噸。實際發展速度並沒有這麼快，因為1780年正值戰爭期間，這是英法兩國在法國革命前的最後一場較量。當時英國商船出於謹慎，航行時改掛葡萄牙、丹麥或瑞典旗。戰爭結束後，它們才亮出真相。

與此同時，經濟中心迅速從巴達維亞轉移到加爾各答。恆河口上這座大城市的崛起正好說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邊昏昏欲睡。加爾各答雜亂無章地發展起來。法國旅行家和冒險家莫達夫伯爵1773年抵達此地時，瓦倫・黑斯廷斯剛出任總督。莫達夫同時記下了該城各行各業的繁榮和缺乏秩序。加爾各答沒有巴達維亞那些筆直的運河和街道。恆河岸上甚至沒有濱河馬路；「房屋在岸上隨處亂建，有些房屋的牆壁竟泡在水中」。城市四周沒有城牆。英國人建造的房屋可能最多只有五百所，被包圍在密集如林的茅頂竹舍之中。街道泥濘如鄉間小道，有的倒也寬闊，但是盡頭設有厚木板釘成的柵欄。到處是一片混亂。有人說，「這是英國式自由的結果，似乎這種自由與秩序和對稱絕不相。」我們的法國旅行家接著說：「外國人看到加爾各答時不免感到驚奇而惱火。只要肯花點功夫，進行一番規劃，本來很容易就能建成世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實在不明白英國人何以忽視如此優越的地勢提供的方便，反而讓各人聽任最古怪的趣味，按照最荒誕的佈局建造房屋。」加爾各答在1689年不過是個聊蔽風雨的棲身之地。1702年在附近建了一座碉堡（威廉堡），1750年時還是不足掛齒的小城：普列伏神父當年發表的遊記集中甚至沒有提到它。莫達夫伯爵1773年見到加爾各答時，它已匯集了世界各地的商人，處於大興土木的發展高潮之中；木材從恆河上游漂送，或經勃固海運而來，磚頭在附近鄉村燒製；房租之高已創記錄。加爾各答此時可能已有30萬居民，到18世紀末人口將增加一倍多。城市自生自長，與當地的經濟發展，乃至與城市的財富毫不相干。英國人在這裡為所欲為，誰妨礙他們，他們就給誰吃點苦頭，甚至予以排斥。印度另一側的孟買與之適成對照：孟買好比是自由的中心，印度資本主義在孟買取得驚人的成就，得到報復或補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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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三〉：世界的時間》，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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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譯者：施康強、顧良

這是一種由少數商人組成的壟斷經濟。受到十字軍東征的帶動，義大利半島的城市大發戰爭財的同時，逐漸引領歐洲走出中世紀的框架與低迷，其中號稱「東地中海女王」的威尼斯是最為人關注的成功案例。然而，後來何以威尼斯作為歐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讓位給北方的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交棒給倫敦、倫敦被紐約取而代之？一個城市能扮演世界金融中心的條件為何？其興衰各有什麼樣的徵兆？

這500年的歐洲發達史，世界其他各地（美洲、印度、遠東、歐亞大陸內陸、非洲、俄羅斯）與之有何關聯？工業革命何以首先出現在英國？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兩者的相互關係。

作為歷史上一個新穎的經濟主張「資本主義」，我們將如何評價？貧富差距的擴大是資本主義的結構使然，抑或是「政治」的失敗。

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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