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法官提名碰上#MeToo,民主黨展現醜陋的選舉操作

美國大法官提名碰上#MeToo,民主黨展現醜陋的選舉操作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民主黨打出Metoo牌,原本的用意除了阻擋卡瓦諾之外,還有動員選民在期中選舉站出來的動機。但這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刺激民主黨選民,也可以刺激共和黨選民。根據民意調查,民主黨搞砸了。

10月8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替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監誓,一幕紛擾美國兩個多月的大法官確認鬧劇終於落幕。回顧爭議,對了解美國政治有很大幫助。

大法官提名攻防,兩黨赤裸裸的政治角力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一共9名。在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下,大法官權力巨大,一個司法判決可以深遠影響美國政治和社會數十年。著名的平權法案判決(Regents of the Univ. of Cal. v. Bakke,1978)、墮胎權(Roe v. Wade,1973)、同性戀婚姻判決(United States v. Windsor,2013)、擁槍權判決(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2008)、言論自由判決(Texas v. Johnson,1989)等都是近代司法判決深遠影響社會運作的例子。而且除了被彈劾和退休,大法官可以一直在這個位置上待到死。所以,大法官的憲法理念和社會價值取向非常重要。

大法官整個產生的程序是,總統提名人選,參議院司法委員會(21名參議員組成)審查聽證後投票,推薦到參議院全體會議,最後參議院再全體投票一次確認,最後總統監誓。總統提名和國會確認是重要的一環。

根據設計,大法官應該政治中立。以往,總統提名一般非常重視能力與專業,不能過於著重黨派利益。參議院確認對總統提名也形成制約。雖然確認程序只需要簡單多數,但在2017年之前,反對者通過「拉布」(filibuster,冗長辯論)可以有效阻擋投票。在1975年之前,參議院終結「拉布」需要3分之2多數(67票),1975年降低到5分3(60票),這也要求總統不得不過於黨派化。

於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很多大法官一般德高望重,兩黨支持,參議院中以80至90票支持通過的情況大有人在。進入上世紀90年代,文化戰爭在美國政壇越演越烈,政壇開始出現兩極化,那種兩黨一致的廣泛支持越來越少。惟即便如此,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時代,他提名的2個法官也都能得多六十多票支持。

到了川普時代,兩極化進一步偏激。2016總統大選時,大法官人選被視為兩方投票的重要考慮因素。比如,很多「華人川粉」的說辭就是:只要川普搞好大法官提名就心滿意足,其他都是「bonus」。在這種風氣下,歐巴馬時期僅存的體面也難以保持。

在2016年大法官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突然去世前,9名大法官中有4個由民主黨總統提名(Ginsburg, Breyer, Sotomayor and Kagan),一般被認為是自由派;5個由共和黨總統提名,其中4個(Roberts,Thomas, Alito, and Scalia)一般被認為是保守派;最後一個甘迺迪(Anthony M. Kennedy)一般認為是搖擺派,故在嚴重對立的議題上有關鍵一票。

史卡利亞之死被一些共和黨人的陰謀論者妖魔化為「柯林頓的陰謀」。川普自己也轉發過這樣的假新聞。共和黨人為了阻止歐巴馬提名的人選,利用把持國會便利,硬是拒絕展開確認程序,讓大法官位置史無前例地懸空11個月。

川普上臺後,民主黨希望利用拉布拒絕川普提名的戈蘇奇(Gorsuch)。於是,2017年,共和黨使出了「核選項」(Nuclear Option),把對大法官提名的終結「拉布」的票數要求降低到簡單多數。從此「拉布」就失去阻擋提名的意義了。戈蘇奇於是在2017年4月以54:45票通過。

撇開報復的因素,戈蘇奇的爭議其實不是太大。除了戈蘇奇本身沒有什麼缺點之外,還因為史卡利亞本身就是保守派,換上一個保守派,最高法院繼續維持均衡。於是在投票中,還有3名民主黨人投贊成票。

到了今(2018)年6月底,原先的中間派,81嵗的甘迺迪辭職,新的提名將嚴重影響平衡,這才是民主黨如此緊張的原因。甘迺迪在期中選舉前辭職,被廣泛認為是出於政治考慮。川普希望能確保最高法院不會挑一個墮胎權案件復核,以便保證有利保守派的結果。甘迺迪沒有什麼身體上的特殊理由,讓他不留到期中選舉之後再辭職,唯一的解釋就是甘迺迪與保守派、特別是川普達成協議,要選一個他認可的人選。川普之前提名戈蘇奇就已經被認為是向甘迺迪示好(戈蘇奇在甘迺迪手下做過助手),自己能提名「靠譜」的人選

從甘迺迪宣佈辭職開始,曾經擔任過甘迺迪助手(clerk)的卡瓦諾就被廣泛看好被提名。從履歷上看,卡瓦諾也足夠資格:他是戈蘇奇的同學,同期在甘迺迪手下當助理;此後跟隨獨立檢控官斯塔爾(Ken Starr)調查過柯林頓;又在小布希(George W. Bush)手下當過法律顧問,參與過當年重點選票的法律工作,最後進入白宮,成為白宮中的員工秘書(Staff Secretary);2006年開始成為聯邦巡迴上訴庭法官。

從以上可見,卡瓦諾履歷的唯一不足就是過於黨派化。事實上,早在2003年,他就被推薦為上訴庭法官,卻被參議院民主黨議員以這個理由拖到2006年。

自從卡瓦諾被提名開始,民主黨就決意把他拖下馬,如此決絕的原因就是以上總結的4個:期中選舉有望反勝、報復共和黨拖住歐巴馬提名的法官、擔心其保守立場打破最高法院的平衡、以及卡瓦諾「過於黨派化」。

可是,民主黨手中的武器有限。第一是發動輿論、搞簽名,要求推遲確認程序,在川普時代這沒有太大的用處。第二,搞群眾運動,除了在國會場外示威之外,還使出衝入會場的「佔領」行動。在9月4日到7日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第一輪聽證會上,就有超過200名衝入會場的示威分子被捕,情況一度混亂失控。卡瓦諾對民主黨議員的不客氣,特別是他被民主黨議員哈利斯(Kamala Harris)問到,有關是否曾與人討論過穆勒的通俄案調查時的「裝傻扮懵」,也成為輿論討論的焦點。可是這都不足以扭轉形勢。

川普提名大法官卡瓦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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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MeToo遇上大法官

這時,MeToo的介入扭轉了民主黨的形勢。一名大學心理學女教授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從夫姓)指控卡瓦諾在1982年的時候曾經企圖強姦自己。當MeToo遇上大法官,提名大戰頓時升級為全民關注的焦點,在9月30日的聽證會上達到高潮。

福特當年在馬里蘭州一閒女子中學就讀,與卡瓦諾就讀的男校是近鄰。當地校風男女學校一起搞社交活動很正常。福特指控,在1982年的一個夏天,她和女友人在某人的家中參加一個小型的聚會時,卡瓦諾也在場。她喝了一杯啤酒,正上二樓準備上厠所,結果被人從後推到廁所對面的房間,企圖強姦。她認得企圖強姦她的就是卡瓦諾,另一名在房間的人是他的同學兼好友賈奇(Mark Judge)。她形容兩人喝醉了。卡瓦諾把她推到床上,一邊要扯開她的衣服,一邊用手捂住她的口鼻,令她有窒息致死的感覺。後來賈奇也要到床上,反而給了她機會掙扎逃走。她這樣才逃離了現場。這件事在她心中形成巨大的陰影,她因此患上精神問題而不得不接受心理治療。

福特的證詞有不少模糊的地方。比如,她記不清發生的日子,一開始甚至連準確的年份也記不起,後來回憶起自己沒到合法駕駛年齡的細節,才定為1982年。比如,她至今記不起發生在誰的家裡。比如,她記得自己是搭某人的車到達,但逃出來之後,如何離開回家(事發地距離家約8英里)也記不清。她提到當時聚會的還有幾個人,包括卡瓦諾、賈奇、P.J. (後來確認為Patrick Smyth)以及一個她不說出名字的人,以及自己的同班同學凱西(Leland Ingham Keyser,從夫姓)。但沒有一個人確證發生過這次聚會(但注意,沒有否認存在這次聚會)。

但福特的證詞又有很高的可信性,令人相信確實發生過這樣的事,只是侵犯者是否卡瓦諾存疑。

首先,根據她的說法,她早在2002年已把卡瓦諾企圖強姦自己的事(包括企圖強姦自己的人是卡瓦諾)告訴自己的丈夫,此後不同場合(2013、2016、2017年)還把這件事告訴自己的3個朋友,他的丈夫和朋友都可以作證。當2012年看心理醫生的時候,她也把此事告訴醫生,留下紙面記錄,只是沒有說那個人是卡瓦諾(據她的說法是這類心理治療不需要如此細節)。由於這些事都發生在好幾年前,令人不得不相信企圖性侵犯曾經發生過。

其次,她的說法在一些地方模糊的同時,在一些環境的描述上又有準確性。比如,她說出3個參加聚會的男生(卡瓦諾、賈奇、PJ),這在卡瓦諾提供的日曆表上,正好找到一條1982年7月1日的記錄,說當晚他和賈奇、PJ、Bernie和「squi」到Tommy家喝啤酒。說明她描述的,正是當時的一種風氣。卡瓦諾與賈奇也沒有否認自己可能曾在某個場合與福特有交集。

她又提及此後,她在當地一個超級市場,遇上正在工作的賈奇,賈奇看到她之後面色發白(暗示因内疚而緊張)。而根據賈奇的自傳,他當時確實在這間超市工作。

從福特的敍述中,她為何參加這個聚會成疑。但根據媒體的挖料,卡瓦諾日曆上出現的「squi」的真名為Chris Garrett,他曾經與福特交往過。這可能是福特帶去參加聚會的人。至於福特為什麼不說出這個名字,則不得而知。

第三,福特曾經主動接受FBI的測謊儀測試,沒有撒謊的可信度極高。雖然測謊儀是否能準確測謊尚有爭議,但不準確性的來源主要是其「假陽性」(false positive),而非「假陰性」(false negative):即如果測謊儀測出為撒謊,接受檢測者不一定真的在撒謊;如果測出沒有撒謊,則接受檢測者很大可能沒有撒謊。

第四,福特本身是一個教授,有名譽有地位,她站出來實名指控,為此家庭也承受到巨大壓力。她還願意接受FBI調查,願意在參議院作證,作證時面對盤問也顯得冷靜、書卷氣、可靠。這些都是巨大的加分項,很難相信她是故意捏造出來。

第五,福特在一開始的敍述中有些細節的錯誤,但在聽證中加以糾正。她主動說出來,反而顯得她心中沒鬼。

第六,福特最早在7月6日已經向當地政府寫信指控,而7月9日,卡瓦諾才被提名。

總之,即便是大部分共和黨人,也很難指控她虛構事件,只能說她記錯了人。

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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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的思考

轟轟烈烈的MeToo運動至今一年,取得輝煌的成果。但從一開始,特別在中國社會,MeToo就面對擔心男性被誣告的質疑。筆者在2017年底,曾撰文〈#MeToo的三個論述:是人權,是對法治的補充,是改變社會範式的運動〉,當中指出「MeToo是改變社會範式的運動」,同時針對誣告恐慌分析:

「很多人擔心,#MeToo會成為被「誣告利器」。誠然,凡事都有過猶不及的道理。但分析問題要抓住主要矛盾。不能排除#MeToo日後會被濫用成為誣告的工具,或者個別人會如此濫用。那麼如果『過了』怎麼辦?首先,法律保障被控者提請誹謗的權利。其次,到了社會整體真正重視婦女的這些基本人權之後,社會會自發地找到新的平衡點,也就是說到時社會輿論自然會更加嚴謹地審視控訴者的指控,也會更加重視辯護者的聲音。關鍵是社會的紅線必須向進步的方向移動,而不是原地踏步。」

卡瓦諾的例子為反駁「誣告利器」論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

以上論述到福特證詞的可信性,但這些並沒有影響卡瓦諾的任命。這裡除了有黨派因素之外,還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正如前述,福特的證詞有不少模糊的地方。在只有受害人的證詞之下,不但夠不上「定罪」的資格,也無法說服參議院原先猶豫的3個共和黨議員。

第二,卡瓦諾本人此前一向在對待女性的問題上行為良好。正如他指出,多年來,與他同學過、同事過和教育過的女性(他是哈佛大學的兼職教授)不計其數,從來沒有被指控過。反而有眾多同學同事等為他做品格證明。

第三,在聽證會上,卡瓦諾的憤怒和眼淚,成功地扭轉了局面(或許應該加上共和黨議員葛瑞姆〔Lindsey Graham〕的怒斥民主黨)。筆者自己本來沒有成見,在聽過福特作證之後,感到福特可信,但在卡瓦諾作證之後,第一時間又覺得他也可信。於是只能更認同,2個人都沒有說謊,只是福特記錯人的可能。

第四,如果指控的證據和真實感不足,就連對福特這種效力也難以達到。比如福特之後,還有2人(Deborah Ramirez,Julie Swetnick)指控卡瓦諾性騷擾甚至輪姦,但可信度都難以與福特相比。以致有民主黨人還抱怨,這些可信度不高的指控,反而降低了福特指控的殺傷力。

第五,即便是民主黨,也很難繼續推進有關「性侵」的指控。在亞利桑那共和黨參議員弗雷克(Jeff Flake)要求推遲一週投票,好等FBI可以介入多做一次背景調查,在形式上滿足民主黨的要求之後,民主黨已經無法發難,雖然大家都知道FBI背景調查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事實也如此)。

這時,民主黨的主力控訴已經放到了在作證時,卡瓦諾「過於黨派化」和「情緒化」,因此不適合做大法官,以及他證詞上一些可能涉及說謊的「不實描述」地方上(比如有沒有喝啤酒到「斷片」)。在MeToo問題上,除了發動婦女團體繼續抗議之外,已經難以扭轉在輿論中的劣勢。

這些正好說明了,社會確實有對MeToo擴大化的糾正能力。

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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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化操控對誰有利?

民主黨這次的操控是醜陋的,原因不在於MeToo和福特,而在於民主黨,特別是加州民主黨參議員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的操控。

福特最早在7月6日就寫信給當地官員,在7月30日就寫信給范士丹。范士丹一直瞞住各界。直到9月12日,即第一輪聽證會已經開過了,投票將要進行,范士丹才把信件轉給FBI。9月20日才把此事納入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程序。這很明顯是一種故意的政治操控,為的是利用MeToo的動能,把確認法官程序推到期中選舉後。

這種政治計算過於明顯的做法,惹來很大的反感,不但保守派傳媒攻擊,自由派傳媒也有非常強烈的不滿聲音。在聽證會上,民主黨議員對卡瓦諾的攻擊,也給人一種只顧黨派之爭,刻意羞辱卡瓦諾,而不顧尋找真相的感覺。葛瑞姆怒斥民主黨人的一幕,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正是由於民主黨參議院的「鋪墊」之故。

民主黨打出MeToo牌,原本的用意除了阻擋卡瓦諾之外,還有動員選民在期中選舉站出來的動機。但這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刺激民主黨選民,也可以刺激共和黨選民。根據民意調查,民主黨搞砸了。

根據網站538的分析,在對參議院結果的預測中,在9月30日之前,共和黨勝利(指依然控制參議院)的概率為68.1%,一過9月30日,共和黨勝選概率就開始飆升,到超過77%,增加了約9個百分點。在對眾議院的預測中,9月30日前,民主黨勝利的概率為80.1%,之後就不斷下降,10月8日到最低點73.8%。

當然,這次事件最大的輸家,依然是美國政治。川普在總統競選集會上不斷模仿福特以侮辱之,進一步掀起民粹。民主黨則誓言若奪下國會,將立即啓動彈劾調查程序(只要拿下眾議院即可)。可見雙方在此事上仇恨之深。

回到1990年代初,大法官湯瑪士(Clarence Thomas)的任名過程也有性質類似的指控。一名他大學的同事希爾(Anita Hill)指控他言語上性騷擾了自己。當年也被鬧上2人都出席國會聽證。但當時的操控沒有這麼醜陋,希爾的指控是她自己打上媒體(NPR)爆出來的,而且立即就被重視和處理。

在投票中,雖然民主黨在議會中佔多數,但多達11個人支持湯瑪士,以致他能以52:48的票數通過。這個票數創下票數最接近的記錄(剛剛被這次破了),但此後在柯林頓時代,2個提名的法官也都以絕大多數(一次是96:3,一次是87:9)通過。美國政治沒有因此而分裂,顯示的當時政治鬥爭再激烈,在法官確認上還是對事不對人,更不對黨派。現在的美國政壇,可再難以重現這種君子之風了。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