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裡武松血腥滅門,他是不是「無教化可能」該判死刑?

《水滸傳》裡武松血腥滅門,他是不是「無教化可能」該判死刑?
Photo Credit: Patrick Feller@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而現代政府代言的死刑,毫不遮掩的讓社會內容被取消,情感內容也進一步被扭曲,人民大快人心的,不是如《水滸傳》對政府或社會壓迫的共鳴,而是想像掌握權力仇殺其他人民的快感,我們在權力和復仇獲得雙重滿足,人民對於可以把自己放上政府的人肉鉆板而歡呼。

文:施景隆

當武松是死刑犯

那晚來了一通諮商電話,他說需要聊聊心情,若不抒發他的不滿,他會在酒後去找有保護令的前妻大鬧,酒醒就忘了之前的事。他的語調低沈而沮喪,多年後我仍然記得。他與日前被政府槍決的李宏基,擁有同一種標籤——家暴加害人。

死刑存廢近年被大量討論,但也最難對話,因為真正起作用的不是表面語意,而是像敲到膝神經的一整組信念。世界上多數國家已廢死,已發展國家中仍維持死刑的只剩美國、日本、新加坡和台灣,這些國家「至少都有民主的形式,然而也同時是極度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或儒家文化圈下深具威權傳統的社會結構。」台灣雖非最極端,卻都深度涉入。本文要特別針對上述共同現象進行探討。

滅門凶手是英雄?

支持死刑最流行的看法是,以牙還牙才是對家屬的安慰和正義。《水滸傳》原著中最血腥的仇殺發生在武松被地方官張督監陷害入獄,除了逃走時殺官差及殺手四人,更潛入張督監家滅門13口,包含妻子、奶媽、丫嬛、僕役、親隨和兒女三人,極可能是小孩。去掉武松這個名字,用台灣社會主流看這個故事:「此人因小事濫殺無辜,罪大惡極,泯滅人性,沒有教化的可能」。

我們試著理解武松誇張沒人性的仇殺意謂著什麼?《水滸傳》總計三次詳述殺人過程和對象,對同一件事做重覆又相同的述敍是小說大忌,但在這裡卻不會讓讀者感覺累贅,因為它不只反映武松個人的心情,還是梁山好漢多人在遭到30章回情節迫害後,第一次有受害者大規格反擊,三次的血腥描述,在行動中,在回憶中,在敵人的口中,把讀者長久累積的受迫害情緒,甚至是隱而未顯的恐懼和無力,透過多次多角度描述來渲洩,情感面向上,讓讀者一次又一次感受復仇的快感和自身的強大,殘忍而野蠻,這是原始的復仇渲洩。

人類學家在新幾內亞的游群或部落等早期社會中發現,人類早期社會的凶殺和仇殺比多數現代社會更高,由個人直接承擔和他人與他群的戰爭。那麼國家形成後的仇殺又意謂著什麼呢?武松的屠殺等級是模仿帝王政權的滿門抄斬,在這裡的仇殺是對我群政權的否認和反擊,是代表所有梁山兄弟對政權的控訴和決裂,而不只是個人,在「社會意涵」這個主軸下,武松透殘忍屠殺的情感渲洩才能完整理解。也就是它不只貼近受害人的情感,更對迫害人們的社會成因進行描述、理解和反擊。去掉社會成因的理解,武松就只是個黑幫人渣。這不是說殺人犯就等於武松,而是不論他是不是武松或其他個人,都會被抹除社會意涵。這是台灣正在做的事。

歷史的進程是,私人仇殺被國家司法取代,民主國家的人民又取代王權成為國家的主人,政府要為人民福祉「負責」,國家和人民理論上被視為社會安全的契約關係。然而,二戰期間以國家法令合法屠殺數百萬人,引起了對國家合法殺人的警醒。若死刑意謂著對一個人完完全全的消滅,等於犯罪所有的責任全都算到犯人頭上,民主國家社會要分責,又要一個人失去所有,這就是矛盾所在。民主和社會主義傳統頗重的歐洲拒絶完完全全全的個人歸責,也就是除了罪犯個人要付出代價,政府和社會也要負一部分責任,承認犯罪同時包含個人和社會因素,完全個人歸因的死刑失去正當性,被掩蓋的社會意涵回歸,因此調查犯罪成因非常重要,以減少類似社會成因的罪犯出現。這是民主政府責任政治的關鍵特徵。

自己好棒棒,別人挨棒棒

現在我們看看資本主義和儒家威權盛行的台灣如何在民主的面具下運作,我們有非常高明的方法幫助政府、社會和我們自己避開民主國家的思維,以「國情不同」這種專制慣用言,回復過往無政府的仇殺意念。

日前駐日外交官自殺,全民一起探討是什麼外在因素殺了外交官,而約同時判死的李宏基殺人又自殺,同樣有自殺,卻只剩下該死的個人因素?台灣的死刑犯沒有社會意涵,只有個人歸因,如「家暴殺妻殺女」、「精神疾患隨機殺人」,這些多樣的標籤其實大多指向了某種個人的人生失敗。法治社會下淪落到把殺人當選項的幾乎不會是權貴,雖有例外,但多是孤立或資源缺乏的底層人民。我擔任家暴專線輔導員10年間,總是要同時面臨兩種意識衝突,一種是「這個父權混蛋」「又是別人的錯是吧?」的加害人,另一種是「晚餐有吃嗎?」「臨時工找到了嗎?」「多久看不到小孩了?」的困苦者。

資本主義合理化底層命運的手法,簡單一句「自找」。就算多國實證顯示,死刑和治安好壞沒有明顯相關的事實,都不會被認真看待,罪犯被視為違反社會我群的安全契約,而且是有問題的個人要負全責,結果死刑就是對資本社會競爭失敗者又膽敢反抗者的完全逐出。在台灣,最終還可以結合儒家的道德威權排除。我們檢視李宏基最高法院105年的判決文:

…但於東方世界,自古奉殺人償命為鐵律,咸認天經地義,尤其華人社會,視聽包青天故事,「開鍘」一聲令下,莫不大快人心,於今猶然。以此角度觀察,東、西文明相比,價值判斷迥異,係不爭的實情。

最高法院啊!它取用的包青天是明清戲曲小說的形像/鐵律,一個專制威權和儒家道德合體的理想形像,來自無權人民卑微的、美化的願望,白話就是:「大哥負責砍人,大哥永遠是對的。」死刑讓專制政府一瞬間轉身為原始無政府社會仇殺的代理人,為人民主持道德正義,發洩仇恨,也就是這個政府形象的跨世紀混淆,今日應該向政府問責的民主台灣,反而解除了民主政府的社會責任,讓政府得以持續獨占復仇代理人的角色,把犯人由我群變他群,殺自己的人民就可以是政績,如同過去專制時代掩蓋罪犯形成的社會因素,把政府應當負責的人民切割取利。用西方法制正義的果皮,包裝儒家專制的支配和卸責,這就是「國情」。

然而東方傳統不是只有儒家帝王的包青天文創,傑出的小說家尚且會用武松的故事進行社會指控,以貼近受壓迫老百姓的情感和社會意涵,反擊滿是貪官污吏的專制威權,然而現代政府代言的死刑,毫不遮掩的讓社會內容被取消,情感內容也進一步被扭曲,人民大快人心的,不是如《水滸傳》對政府或社會壓迫的共鳴,而是想像掌握權力仇殺其他人民的快感,我們在權力和復仇獲得雙重滿足,人民對於可以把自己放上政府的人肉鉆板而歡呼。

上面的邏輯要成功運作,要訴諸強烈的直接情感和二分法,我們從小被培養得很好。《白雪公主》母后穿著火熱鞋子,跳舞跳到死,《薑餅屋》女巫被小孩推進爐火。然而西方歷史上,女巫多是獨居老女人,社會最弱勢的人,是近代國家形成中,城市擴張和宗教統一最理想的的犠牲者,火刑後沒有人可以為她們復仇和說話。如此殘忍的限制級情節,我們把它當童話故事教給孩子,她們被描述為極端邪惡,除了個人邪惡沒有其他內容,只要這些人該死,我們的殘殺就不需要有罪惡感,而且引爆正義申張的正能量直上天際。

雪登・凱許登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中說:「女巫就是自我罪惡部分的化身…女巫的死亡象徵美德戰勝邪惡,象徵自我中正面的力量取得上風。」當觀眾把自己代入英雄主角,這種「自己好棒棒,別人挨棒棒」的情感投入,讓我們維持自我價值感。殘忍刑案中,屢屢有黑衣人前往堵人私刑,鄉民叫好,在資本階級的殘酷下,有人化身女巫墊底讓人踩,是一件幸福的事。西方國家至少在中學前就有主題思辯可以重新檢視,台灣中學前則充斥選擇和是非題,不會做多方觀點的主題申論。這種善惡二分,且「惡人一定得死」的情感,對,我說的就是跳過公民思考的情感,也是成年後的英雄電影和八點檔連續劇的基本款,並且和傳統的儒家道德一拍即合。

我的祖父在日治時期就受過日警的鞭剳,日本政府對日人沒有這套刑罰,因為台灣人被視為一國兩制下的二等人民。黨國教育下的台灣人也沒走出被威權玩弄的處境。有權力對奴才施以酷刑是主人的價值觀和權力,而今日中華民國治下的司法事實上對權貴輕輕放下,殺的多是小民,小民和權貴卻共享一樣的價值觀,讓小民在仇殺中產生如權貴一般,取得支配他人性命的權力感、正義感又或安全感。因此重大刑案的危機,支持的解方都對權貴很有利,很個人歸因也很法西斯,若不是私刑爆打,就是要求大多專制國家才有的鞭刑、酷刑和快速唯一死刑,簽死刑令「爽」,唯一德政。台灣黑熊,突然變得很像中國小熊維尼。

被操弄的我們

我要指出的不是支持死刑者無知這種個人歸因,而是體制對人民的操弄。我必須承認,接受廢死的觀點後,我聽到死刑執行仍然感到情緒上的亢奮,致惡人於死的滿足被培養成一種情感直覺,要透過多年的整理來化解內建的死刑滿足。持續耽溺於死刑帶來的快感,就如割去身上的腫瘤,當人們發現腫瘤不斷復發且愈來愈嚴重時,經常又是如此,因為社會成因根本沒有被了解,更不用說解決,不了解意謂著更恐懼,更恐懼就意謂著要愈殘酷,愈殘酷就愈狂歡,權力和復仇的狂歡,以遺忘政府的無能和自身的恐懼。狂歡,於消滅人渣垃圾後,一地垃圾。我們擁抱一種令我們受苦的分類和排除。一種我們習慣的方式。

戴資穎得金牌,我們要政府支持,喊台灣之光,想像我們是社會共同體有某種連結;死刑犯人渣,我們就變資本主義走個人歸因,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誰說台灣只有政客知道異次元切割,在被操弄的人性面前,我們不總是那麼堅強。

2005年,好萊塢女星荷莉貝瑞以貓女一角獲得演技最爛的「金酸梅獎」。在這個極少得獎者出席的場合,荷莉貝瑞一副不可思議地驚訝,興奮地說:「天啊!真想不到是我得獎!」。隨後,帶著她2002年所得到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獎杯上台,一手一座。一如奧斯卡,她開始「感謝」她的經紀人、導演、律師、演員及編劇們,共同促成她得到「金酸梅獎」。

如果我們不小心聽到了那份感謝名單中有關於自己,「巫婆就在我們裡面」的恐怖感就會入侵,以仇恨把責任推到罪犯身上會失去作用。呼籲不仇恨的死者家屬反而被罵腦殘,顯見死刑可以安慰家屬的說法是藉口,重點是安慰自己,不仇恨的家屬比死刑犯威脅更大,她顛覆和挑戰了內建的「成功在我,失敗/罪惡在你」的資本社會運作邏輯,也剝奪你想像砍除罪惡的快感。

政府幫人民殺死巫婆,讓你我逃走小責,讓政府逃走大責,皆大歡喜。當人民以童話的理解去克服自我危機,以對個人仇殺去解決社會危機,我們只能在解除了政府社會責任的同時,想像無政府的原始仇殺如何免於恐懼,卻無法理解別人的失敗和自己的福祉有多麼重要的社會關聯。對於罪大惡極的罪犯,我們可以不原諒,不同情,但卻不能不理解。

1989年,一個母親的兒子死於砂石車,這個母親奔走立法院8年,不是要求處死那「一個」惡劣至極的肇事者,而是堅持促成強制汽車第三人責任險的立法。她要「每一個」開車上路的人擔起社會責任,你、我、砂石業者和國家,每年乖乖繳幾十億的保費,讓死者家屬安家及有錢打官司,如今遺愛近20年和無數家庭。你我都付出代價,也同時受益。然而死刑,鼓勵我們殺死一個人就夠了,一種表面輕鬆又占小便宜的方式。

同樣是資本主義和儒家文化圈的韓國,1997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得以深化民主後,20年來未執行死刑,今年有機會走向法理廢死,台灣理應也有這樣的機會。過去同性戀是被我們排除在社會之外,如今我們可以同舟與共;過去只有是非選擇的高中教育將被108課綱的主題式教學取代;新時代的童話經典是《史瑞克》和《冰雪奇緣》;大陽花學運和反課綱微調是學生仍至公民對民主的思考。我樂觀看待台灣社會正在累積足夠的能量跨過死刑這道門檻,死刑存廢是一扇窗,我們透過這扇窗得以檢視台灣民主的深度,以及真正命運共同體的盼望。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