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安全感的強國》:毛鄧二人的權力基礎,來自宮廷文化的「輩分」

《沒有安全感的強國》:毛鄧二人的權力基礎,來自宮廷文化的「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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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中共派系林立,但大多數外交政策問題是由最高領導人自行其是,這使得一系列決策帶有一以貫之的風格和謀略,並且被嚴格地執行。

文:黎安友(Andrew Nathan)、施道安(Andrew Scobell)

如果是在美國,所有的政治都是在地的,因為一切問題的最終解決要靠選民;而在中國,所有重要的政治最終都是宮廷政治,因為困難的問題會沿著系統一直呈報到最高層。但是,宮廷政治的特點已經隨著時間產生了變化。

就毛澤東這個人來說,這樣的制度產生了一個獨裁者,他往往無視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獨斷專行地做出決定,而且經常是在深更半夜、半睡半醒的狀態下,根據的是稀奇古怪的資訊來源,以及飄浮不定、模稜兩可的基本原理。其他的領導人往往對毛的目的迷惑不解,但是,他運用各種權力資源來推行他的決定。官方的正式職位就是一個這樣的資源。毛是國家元首,這主要是個禮儀性的職位。1959年毛將它給了第二位領導人,劉少奇。毛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這個職位,他一直做到死。黨主席的職位使他控制了各方面的人事安排,不僅是黨組織本身,還有全社會和整個經濟。黨主席的地位,也使他透過黨的宣傳部操控大眾媒體、教育、藝術、文化和意識形態。毛死後,黨主席的職位被取消以紀念他;現在,黨的最高領導人稱為總書記。

然而,毛最重要的正式權力來源,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在整個1950年代的權力鬥爭中,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緊緊抓住這個職位不放。在首都,他透過控制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操控了中央委員會裡面他的對手的身家性命。在各省,他對軍隊的指揮使他支配了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有了槍桿子這張王牌,毛在1967年暫時擊退了老帥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對,在1971年則防止了他的戰友林彪試圖推翻他的政變。

同樣重要的,是毛非正式的權力來源。毛的權威,不僅反映在他在黨內的漫長歷史——1921年建黨時就有他,1934-35年期間,他還率領了長征——還反映在他作為革命領袖、紅軍創建者和中國式馬列主義創始人的聲望。在1959-61年間的大饑饉中,主要由於毛那誤導的經濟政策,中國估計餓死了4,500萬人。中共設法穩住了權力,部分還是依靠毛澤東半神半人的地位。甚至農民饑餓而死時還在相信,毛不會做錯事,他會來解救他們。

因此,就在毛造成了中共政權最大的危機時,他的同志們卻最不好清算他。等到毛死後,在黨內鬥爭中受他迫害的人重新掌權,為了鞏固自己作為毛的繼承人的權力,他們感到有必要說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遠遠大於他的錯誤。」在實踐中,他們已經放棄了毛的許多做法,但在言辭上卻還要重申這些東西,他們要為自己保留毛把「權力交給我」的領袖魅力。維持最高權力那無窮無盡的遊戲,還取決於性格上的許多特點。毛的狡狎、剛毅和無情,似乎把連當過土匪、軍閥的黨內追隨者及對手們都鎮住了。

1976年毛死時,他的繼承人華國鋒以及軍隊和中央警衛團的盟友,逮捕了毛那更激進的追隨者(所謂的四人幫,其中包括毛的夫人江青);然後,經過了一段時間,在1978年末,把權力交給了鄧小平。按正式的頭銜,鄧恢復掌權後的最高文職職位是副總理,1989年後,他唯一的正式職位則是中國橋牌協會名譽主席。

鄧的權威,首先來自他的威望和個人關係網,那是從共產主義運動最早年代起,他在全黨、全軍和整個官僚機構中樹立起來的。第二,鄧的權力,就像毛一樣,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從1981-89年,鄧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這個權力來源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是在1989年,鄧不顧其他領導人的反對,調兵鎮壓北京的民主示威者。第三而且是最重要的,作為鄧的潛在對手的其他高層領導人之所以授予鄧權威,是因為他們相信中國需要採用鄧在毛時代所宣導——並因此挨整——的各項務實政策。雖然在鄧的時代,針對改革的步伐一直都有爭論,但他得以堅持改革這個共識,靠的是兩招:一是政策的迂迴轉進,二是當他的左膀右臂(諸如胡耀邦和趙紫陽)走得太遠時,時不時地發動整肅運動,清除自己的親信。

和毛不一樣的是,鄧會和一個小圈子裡的高階領導人共商國是,一邊是諸如陳雲等同齡元老更加保守的觀點,另一邊則是他自己的某些追隨者(如趙紫陽)更有改革思想的觀點,他在兩者之間搞平衡,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成了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決策的最終仲裁者——而且靠著他讓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決定,使國內外政策領域日益密切相連。為了應付中國走向世界所面臨的日益複雜的問題,鄧恢復並建構了外交政策機關——專業的外交服務團隊和學術研究所,以處理貿易衝突、外匯、智慧財產權、軍備限制、人權等領域的專家機構。

鄧承受了外交政策上的一些失敗(諸如無法駕馭1970年代末越南對中國利益的挑戰),遭受了一些挫折(諸如天安門事件危機和未能按他的時間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然而,總的來說,只要中國經濟及其全球的影響力在成長,他的同事們就會認為他的政策是成功的。鄧指導了中國1979年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和1989年與蘇聯的關係正常化。最重要的是,他領導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這是靠著一系列的決策實現的,首先是設立經濟特區,然後是向外資與外貿開放整個沿海地區,最後,在1992年的所謂南巡之行中,用一系列強有力的話語,讓對外部世界開放的政策在政治上「不爭論」。鄧以他的最後一舉,落實了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具體行動,作為增強中國國力的一途。然後,隨著疾病纏身,他的作用逐漸消退,1997年他以92歲的高齡辭世。

當鄧的影響力減弱,江澤民的勢力就增強了。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江被鄧提拔到中共總書記的寶座上,江把他在任13年的相當多時間用於鞏固權力。隨著鄧這一代的大部分元老死亡和他自己的主要對手(喬石)在1997年退休,使他在剩餘的任期內,能夠享有不受挑戰的權威,一直幹到了2002年。正是江本人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立場做了最終的拍板,也正是他以「增加信任,減少摩擦,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16字方針,規定了與美國維持平穩關係的策略。

在毛和鄧治下,權力的個人色彩讓最高領導人之下的各派領袖積極運作以求影響政策。正如這個體系的最高領導人一樣,在他之下的各級領袖的權力資源,也包括了制度性的職位、個人的關係網絡、性格本身的魅力或其震懾力,以及界定意識形態正統性的的話術能力。有些派系棲身於領袖的宮廷之內,靠接近領袖獲取權力;其他的則聚集在軍隊、官僚機構或地方政府,其影響力則植根在相應的官僚機構資源中。他們靠長期交往和個人信任所織成的人際關係網,來結黨成派。

高階的派系領導人透過採用符合自己權力基礎所需的思想立場和政策立場來競逐權力。有的強調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有的側重他們所在機構的實際需要。當最高領導人生機勃勃時,各派系為爭寵而鬥。當最高領導人虛弱或不願介入時,其他的高階領導人則設法控制政策。

在中國的派系衝突中,外交政策通常不是核心問題,對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來說,特別是在毛時代,外交是個不熟悉的領域,通常不像國內問題那樣較能影響其權力利益。儘管派系林立,但大多數外交政策問題是由最高領導人自行其是,這使得一系列決策帶有一以貫之的風格和謀略。毛的許多高階同志最初都是反對插手朝鮮戰爭的,但在毛下定決心出兵以後,他們很快就團結在他的身後。1960年代初,毛決定與蘇聯決裂,在最高領導層幾乎沒有遇到任何異議。冒著與美國開戰的風險,在1950年代,挑起兩次台灣海峽危機,以及1971-72年間制定與美國修好的政策,都是毛主席一人籌畫的。

同樣地,鄧小平獨自決定了1970年代末中國的開放政策、1979年與美國關係正常化、1979年入侵越南、1980年代與蘇聯和解、統一港台的「一國兩制」政策,以及就香港回歸中國與英國達成的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可能並不總是正確的,但在毛、鄧之下,它們通常都是有著一貫戰略眼光的產物,並且被嚴格地執行。

然而,每一次重大的派系鬥爭,也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把外交政策的問題捲入漩渦之中。毛早年與黨內對手因革命策略而起的衝突,全都牽涉到了如何緊跟蘇聯支配之下的共產國際所下達的指令。1949年後的第一次重大權力鬥爭,導致了一位高層領導人高崗在1954年被清算及死亡,當時高崗曾背著毛試圖與史達林建立親密的關係。1959年,毛整肅彭德懷,部分原因也是基於彭被指控想與莫斯科有更密切的聯繫。作為反彭德懷的一條罪狀,這可能本是誣人清白,卻給那些曾懷疑與蘇聯分裂是否明智的其他同志敲了警鐘。

在文化大革命中,當毛清算劉少奇及黨的其他正統領導人時,不僅指責他們在國內問題上分道揚鑣,還斥責他們搞對西方傾斜的修好政策。1970-71年間毛、林之間的權力鬥爭,牽連到林彪抵制毛打通中美關係一事。林死後,不管真假如何,他被指控為主張向蘇聯投降。

當領導人年老體衰時,派系鬥爭不僅可能涉及外交政策,還會真的影響到外交政策。毛晚年昏聵時,他妻子率領的宮廷派攻擊對手與中美和解有關連,並涉嫌對台示好,迫使政府的對美政策出現一個短暫的強硬時期。甚至在激進派被打垮之後,鄧小平與毛指定的繼承人華國鋒之間的權力鬥爭,也導致對美政策一度凍結,直到鄧實際掌權。等到1978年,鄧才建立了可在對台問題上做出妥協並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所需的權威。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鄧的權力遭受挫折,中美貿易、武器轉移、人權及香港等領域的相關政策曾短暫強硬起來。鄧在1995-97年間重病在身,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人權、貿易等問題的政策轉趨強硬的原因。

對外國人來說,與毛和鄧統治下的北京當局談判,有利也有弊。形成政策的種種考慮,或許就在領袖講話和官方報紙那些明白坦率的看法之中,或許隱密至極,甚至連情報機構也一無所知。全國上下,從大街上遊行示威的民眾到會議室裡的外交官,全都籠罩在一個看起來僵硬的意識形態之下,保持著口徑一致。

但是,像馬爾羅(法國文化部長)、季辛吉或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這樣的人物,卻可能會被引見毛或鄧本人,聆聽他們坦率而又靈活的閎議崇論。像尼克森這樣的敵人,會被當作朋友來款待;而像赫魯雪夫這樣的朋友,卻會被視為敵人而備受冷落。中國的外交官在談判之中,一向板起面孔,神祕兮兮。但是,外國來賓若見到偉大領袖或他親自授權的代表——在毛時代,這個代表通常是總理周恩來——則一切又可能都好商量。即使如此,政策上的任何變動,都會披上與公開宣傳的主義原則相一致的外衣。一旦達成協定,都能信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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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從鎖國、開放到崛起,中國對外關係70年》,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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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施道安(Andrew Scobell)
譯者:何大明

中國的崛起,對世界來說,
可以是機會,也可以是威脅。
那麼,世界對中國呢?
從北京看來:
危險、危險、危險、以及危險。

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經濟成長突飛,軍事發展猛進,
既然如此,這個讓全世界既敬且畏的強國,為什麼仍然沒有安全感?
因為中國被四個同心圓一環又一環地包圍起來。

►第一環——中國管轄或聲稱擁有的整個國土
13億人口、55個少數民族、4個對中國沒有國家認同的地方
►第二環——20個國家排成一個圓圈圍著中國
15個世界上最大國家中的7個、5個曾在過去70年間與中國打過仗、9個政權不穩定的國家、2個造成中國外交難題的政治行動者
►第三環——由東北亞、大洋洲、東南亞大陸、東南亞沿海、中亞6大區域體系組成
北朝鮮核武問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問題、美國軍事的存在、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
►第四環——東歐、西歐、中東、非洲、北美洲、南美洲
以商業和外交為主,雖無關軍事,但已產生某種程度的文化或政治意義。

中國的崛起已經是個不可逆的趨勢,
這個世界應該想想怎麼跟中國打交道才好。
是萬邦朝拜、負隅頑抗還是主動出擊?
至於台灣,我們如果想要繼續維持民主的生活方式,
就得了解中國對外關係的過去、現在與可能的未來。

(左岸)沒有安全感的強國立體書30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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