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賊的滿洲》:不是單純的土匪,那「馬賊」究竟是什麼?

《馬賊的滿洲》:不是單純的土匪,那「馬賊」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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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賊」不是單純的土匪,而是「保險隊」。對名門望族、官吏而言,他們雖然是在勢力範圍外從事非法活動的「惡」,也是在公權力不張的社會裡維持治安所需的「惡」。

文:澁谷由里

重新定義「馬賊」

歷史學主要是研究史料的學問,此事毋需贅言。然而史料不會完整,如何詮釋往往取決於記錄者或保存者的主觀意識,甚至很有可能因戰爭意外而消失。此外,過於平常或過於機密的史料,通常也不會保存下來。因此即使是近代史,企圖深入研究某個領域時,還是有可能受到前述限制而只得作罷。

即使如此,近代後的史料仍比近代前來得龐大,不可能出現「缺乏史料而無法書寫」的問題。然而能建構共識基礎的基本史料卻意外的少。發堀與確認新史料都更加需要費心。

經過重重難關取得的史料,接下來又得任由歷史學家解釋。歷史學家也是時代的產物,無論有意或是無意,都會企圖回應當代、社會的需求。尤其是近現代史,因時間較近,歷史學家的解釋容易參雜現在的價值觀。然而即使近代、現代距離現在的時間較近,人類的觀念也不會完全一樣。

我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過程中,一直認為史料與記述面臨著前述的兩難。我體悟到探討一件事物,必須盡可能接近該事物的起源地。同時捨棄先入為主的偏見,讓自己進入「空白」的狀態。在那之前,必須選擇能符合前述條件的研究主題。以本書為例,我沒有去過戰前的「滿洲」,一開始閱讀當時的史料可能有些一知半解。不過也因為沒有思鄉情懷,而能維持冷靜。同樣的,我也過了閱讀馬賊小說會覺得心生嚮往的年紀,對「馬賊」也沒有特殊情感。這或許是中生代的我選擇這個研究主題的原因之一。研究主題一旦成為自己的人生經驗的一部分,過程一定會非常困難。

話雖如此,身為日本人的我研究「滿洲」、「馬賊」時,仍時常留意中日兩國的淵源。尤其是「日本為何建立『滿洲國』,甚至不惜向中國全面宣戰?」這個問題不曾離開我的腦海。不只是過去,我對未來也有一個提問:「中日兩國若要維持良好的關係,的確必須了解彼此的歷史。然而我們應該對中日關係有什麼樣的展望?」本章將回顧前文,試答上述問題。

首先,本書認為許多誤解皆起因於日本所謂的「馬賊」包括土匪,因此讓兩者有所區別。「馬賊」不是單純的土匪,而是「保險隊」——在「保險區」收取「保險費」的武裝自衛組織。「馬賊」活躍於容易取得馬匹的遼河西岸,至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一帶。他們在社會裡並非孤立的組織,領袖與名門望族甚至官吏密切往來,而成員(土匪的成員亦然)在淡季時會從事其他工作。對名門望族、官吏而言,他們雖然是在勢力範圍外從事非法活動的「惡」,也是在公權力不張的社會裡維持治安所需的「惡」。

名門望族之所以積極培養馬賊,是因為治安受義和團事件、日俄戰爭影響而惡化。吸收沒有(無法)從事農業者,填飽他們的肚子,讓他們對社會有些貢獻。

官吏之所以獎勵「保險隊」歸順,與名門望族培養「保險隊」的原因大致相同。值得留意的是,官吏的想法比名門望族還要實際。馬賊歸順,等於不費吹灰之力為軍隊吸收了一批勇猛的土匪,正中官吏下懷。另一方面,馬賊歸順後也得自保。張作霖的「保險隊」對歸順一事十分謹慎,歸順後作戰時也盡可能避免正面衝突,致力於維持與擴大武力。他們甚至經營副業、虛列預算以確保經費來源。保證社會底層的百姓「能活」,也是軍隊很重要的作用——張作霖深諳此事且善於用兵,才能運籌帷幄而稱霸一方。

日俄戰爭時,日俄兩軍也利用了「馬賊」亦即「保險隊」這樣的特徵。因日俄兩軍肯定了「保險隊」的存在價值,使「保險隊」更加為人所知,尤其是日本軍隊與「大陸浪人」。之後日本集結當地的馬賊(包括土匪)號召兩次「滿蒙獨立」運動,這些使日本人認為「馬賊」與「滿洲」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有些馬賊、土匪在宋教仁策動下參加了革命運動,但缺乏向心力。因此「滿洲」未成立革命政權。馬賊出身的張作霖因清末重新編制軍隊而崛起,無論地位、勢力皆更上一層樓,但國民革命軍無法保證他的地位、勢力不受影響——一般認為這是他未加入國民革命軍的原因。

進入民國時期後,張作霖企圖擺脫「馬賊」的特質——以私兵的主從關係為基礎而彼此放任。他沒有取代清末新政各項制度、改革的計畫,而重用熟悉清末新政的文治派官吏王永江,於警察制度、財政、鐵路舖設、教育等各方面成果豐碩。起初張作霖勢力中握有警察權的湯玉麟對王永江頗有微詞,然而張作霖支持王永江。這才使張作霖勢力擺脫「馬賊」特質,逐漸成為標榜秩序與穩定的「滿洲」政權。

當時的官吏往往抓著特權不放,但王永江以堅強的意志推動在許多層面都很困難的改革,實屬難得。可以想見他將改革視為己任,堪稱「官吏典範」。當然他能如此無後顧之憂,應該是因為張作霖願意承擔所有責任吧。

王永江認為張作霖勢力不應該介入混亂的北京政局,應該在「滿洲」自重並持續改革,待基礎穩固、混亂平息後再出面(「保境安民」論),但張作霖主張為追求正統性應參與國政,提供軍隊「工作」,亦即戰場。兩人因此時常對立。即使張作霖全力支持並尊敬王永江,這一點卻不肯退讓。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象徵張作霖離開「滿洲」參與國政,然而代價甚鉅,甚至引發隔年的郭松齡事件。

不能否認日本是張作霖政權最重要的外交對象,張作霖政權也的確為了在參與國政時減輕負擔,而不得不在1924年後——尤其是1927年後——接受日本的資金、武器甚至兵力。儘管日本企圖讓張作霖成為日本的傀儡,以確保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張作霖卻堅決不從。張作霖政權在張作霖與王永江密切而緊張的關係下得以維持,而張作霖的武斷政策並非總是一帆風順。1924年後,因張作霖考慮與孫文、國民黨勢力合作,國民黨勢力得以於奉天省議會發言。同時,張作霖也不能忽視國民黨勢力的反日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