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自然》:拿破崙馴服德意志,讓整治萊茵河成為可能

《征服自然》:拿破崙馴服德意志,讓整治萊茵河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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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軍事勝利還有另一個重要後果:它讓大規模整治萊茵河所需要的外交協議變得比較順利,以往河流兩岸邦國對整治意見的不合,在拿破崙治下已容易許多。

文:大衛・布拉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

拿破崙在1806年建立了由德意志諸邦形成的組織,既是軍事聯盟,也是法國支持下對普魯士與奧地利的反制力量,拿破崙稱之為萊茵邦聯(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儘管有些成員國例如梅克倫堡距離萊茵河其實很遠。

但是萊茵河本身呢?從想要改造河流的人的角度而言,如果要像拿破崙把德意志的版圖變得合理一樣,把這條河流變得合理,那麼由法國霸權帶來的劇烈改變既提供了動機,也提供了機會。機會的出現來自數十個小屬地管轄權的消失,在此之前,全面治理萊茵河的嘗試總受到這些管轄權的阻礙。動機也來自這些國家的命運改變。先前並不連貫的巴登屬地現在有了現代領土國家的樣貌了;不過,就像其他受惠於拿破崙的邦國一樣,卡爾斯魯厄政權必須設法為它新的土地和子民創造共同的身分認同。

接下來數年間發生了一波官僚體系的中央集權化,以及針對新取得的土地蒐集資訊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地圖、修改過的法條、重整的稅務系統和新的標準化度量衡。萊茵河的治理映照出這些改變。深入龐大的檔案紀錄、閱讀治理計畫中任一階段的資料,就好像是從這個邦國的生活切出了一段橫剖面。

河川調節掀起了各種各樣的問題。誰提供勞力?沉梢、砂土和礫石從哪裡來?森林是至關重要的沉梢來源,為了保衛森林,是否必須有新的安排?整個工程誰要出錢,哪些可以向當地村落徵收?因為河流導入新河床而喪失土地的村落急切要求賠償,這該如何?相反的,因為河流整治而創造的新土地又怎麼說?應該都歸屬於當地村民嗎?位於新河流「錯誤」的一邊、甚至不再屬於巴登的土地,該怎麼辦?就實質而言,圖拉的計畫動員了整個國家機器。被徵詢意見或要求行動的部門包括外交部、財政部、內政部、林務與礦業部、領土部,以及水道與道路部門。但如果說萊茵河計畫反映了一個更大的模式,也就是國家建構,它也對這個過程有所貢獻。倡導者希望這項工作能讓新的邦國沿著領土內的主要動脈整合為一體。

法國的軍事勝利還有另一個重要後果:它讓大規模整治萊茵河所需要的外交協議變得比較順利。神聖羅馬帝國還存在時,巴登對於改善河右岸的任何提議,都必須與左岸那一群各色各樣的領地統治者之一或多人進行協商,這些統治者包括:帕拉丁選侯、斯派爾采邑主教、法爾茲-茨魏布呂肯(Pfalz-Zweibrücken)公爵,以及萊寧根(Leiningen)伯爵(有三位)。法國兼併左岸,直截了當地解決了這個難題。這樣一來,巴登與法國的協商者可以一對一坐下來談。事實上,在1778年的水災後,兩國就曾進行討論,探討是否可能沿著史特拉斯堡附近的河段採取共同措施。雙方甚至在1782和1791年達成過協議,但因戰爭而擱置。巴登在1796年單獨與法國簽署的和平協議中,有兩個條款為未來的可能措施留下了伏筆。

萊茵河整治的每一個階段都與外交有關,而卡爾斯魯厄很清楚這個連結。圖拉在1801年被派往法國進行長期旅程,就是為了讓他與當地專家建立有用的關係,並且精進他的法文,以備未來談判之用。當時與其後數年,巴登一直試圖對法國推銷萊茵河整治計畫,做為邊境問題的解決方案。這種做法正適合卡爾斯魯厄,因為這樣一來它就可以整合擴大後的右岸領土。合理推想,法國也有同樣想法。

在18世紀的法國,最好的國界就是「天然」國界這樣的概念逐漸獲得支持,也就是國界不由慣例或歷史定義,而是由地理決定。「最好以溪流、河川、集水區……為領域的界線,」1772年法國外交部的一份備忘錄中這樣寫道。法國以此為根據,在1770年代與1780年代與相鄰的領域簽署了不少「界線條約」(treaties of limits),杜河(River Doubs)標誌著與符騰堡公國的邊疆,薩爾河(Saar)是與特里爾選侯國(Elector of Trier)之間的界線。法國革命者接收了這個想法並應用於萊茵河,但有個新解。由於他們不願意將兼併稱為「征服」,而他們占領萊茵河左岸很難說是廣受支持的一件事,因此「萊茵河障礙」做為防禦性「天然邊疆」的想法,成了愛國信仰的教條。

當然,問題是處於天然狀態的河流是非常不固定的界線。法國在革命之前與之後,在所有的邊疆都發現了這一點,而這個問題最顯而易見的地方就是萊茵河。正如史特拉斯堡一名工程師悲觀指出的:

每個人都認同,所有界線都應該是盡量固定不變的;然而,還有什麼比萊茵河中游,也就是它可以航行的河段,更多變的?萊茵河每年都改變河道,有時兩次、三次。隨著河水氾濫,一座島嶼或農村在春天時是法國的,到了冬天是德國的,然後在二到三年後又再度成為法國的……

人類東一塊、西一塊的零星介入只是雪上加霜,因為:

河濱居民,有時是領土接壤的國家,會透過水壩或堤防把一座島嶼納回各自的河岸。這些島嶼缺乏穩定而明確的主人,助長了各式各樣的失序。

圖拉的提案提供了解決方案,藉由馴服這些「失序」的地方把國界固定下來。圖拉正是為了邊界議題寫下1812年的備忘錄,代表巴登呈交給萊茵河行政官署(Magistracy of the Rhine)。這個機構由拿破崙在1809年成立,負責處理瑞士與荷蘭邊境之間整個河段沿線的領土與水文問題。雖然法國有一些懷疑聲浪,但行政官署接受了圖拉的計畫。1812年,巴登與法國協議在克尼林根(Knielingen)與施洛克之間的萊茵河進行六處截流,但是協議還來不及實施,拿破崙帝國就在1814年崩解了,萊茵河行政官署隨之告終,也暫時終結了圖拉的想法獲得實現的可能。

1814與1815年的歐洲和平協議,讓法國在萊茵河沿岸的領土都向後退縮,只有在阿爾薩斯(Alsace)例外。因此巴登開始與巴伐利亞進行協商。巴伐利亞也是因為神聖羅馬帝國瓦解而受惠的南德邦國之一,獲得左岸的帕拉丁,這是萊茵河最適合實施圖拉第一階段計畫的河段。相關討論一直延宕到1816至1817年的重大水災,這些水患終於讓談判者集中心緒。根據1817年簽署的協約條款,兩國協議合作進行五處截流;1825年又進一步訂定協議,再進行15處截流。

此後還有更多輪的外交談判。有些讓萊茵河上游國家巴登、巴伐利亞與赫森訂定了進一步協議;有些牽涉到安撫下游國家如普魯士與荷蘭對於河流的新水文有可能造成破壞的憂慮。最後,早自1770年代的談判所開啟的過程,以1840年的萊茵河界線協約(Rhine Boundary Treaty)劃下句點,終於讓導正在巴登與法屬阿爾薩斯之間的萊茵河段變成可能。

水文與外交是萊茵河治理中不可分割的元素。法國革命與拿破崙的軍隊大幅簡化了德意志的地圖,創造了讓圖拉的想法首度獲得垂聽的政治空間。一本近現代德國歷史著作有名的第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太初有拿破崙。」這句話做為對萊茵河再造的評斷或許也成立。但是拿破崙時代只是開始,因為這個計畫的時間跨距遠比我們與政治世代聯想在一起的時間更長。圖拉的夢想一直到1870年代才實現。那時的德意志與歐洲地圖已經因為俾斯麥而經過又一次改造,這名男子出生的時候,已經是圖拉初次提議馴服萊茵河的六年之後了。

這是德意志史上進行過最浩大的土木工程計畫。巴塞爾與沃姆斯之間的萊茵河從354公里縮短為273公里,幾乎是其長度的四分之一。有截流數十處,移除了超過2200座島嶼。單在巴塞爾與史特拉斯堡之間的河段,即有超過8300平方公里的島嶼或半島被挖掘,興建的主要堤防達240公里,使用了500萬立方公尺的的材料。1860年代期間使用的沉梢每年高達80萬束。

如果把萊茵河的治理當作圖拉想像中的單一巨大計畫來看,所有數字都龐大得讓人卻步。然而,如果把放大倍數調高,看看這個目標如何透過一個個河段來實現,就比較容易瞭解這個計畫的艱辛困難。梅希特斯海姆(Mechtersheim)的截流工程耗時七年,從1837年開始,到1844年河水終於在新的河床內流動才結束。這樣的進度在河曲帶相當典型。決定好萊茵河的新河道之後,會沿著這個路線挖掘一條水道,通常寬18到24公尺,有時窄一些。水道挖好後,兩端會被炸開,讓河水能夠順著阻力最小的路線湧入較短的路徑,逐漸透過本身水流的力量將人造水道變寬。接著用沉梢穩固新的河岸並截斷舊的支流,這樣一來,只有當河水水位非常高的時候,河水才會流入這些支流。

至少理論上如此。同樣的理論也引導了幾乎一世紀前在古斯特畢斯(Güstebiese)與侯恩——薩頓(Hohen-Saaten)之間挖掘新奧得河的努力。土質愈鬆,河水的落差愈大,相對於河曲而言的截流愈短,河水就能愈快完成被賦予的工作。但一地的地質變化往往延誤了預期的效果。新河床上頑固的黏土層造成的問題最大,一旦碰到就必須進行更多挖掘,以人工方式創造額外的水位差(head of water)以沖刷河道,或者就只能等待。

自1817到1878年在洛泰堡(Lauterburg)與沃姆斯之間的20處截流中,從截流到河水建立新河床的平均時間間隔幾達九年。安格洛佛(Anglhof)與弗里森海姆(Friesenheim)的兩處截流是極端的例子,間隔各為34年與50年。即使排除這兩者,平均時間間隔依然達五年。在巴登與阿爾薩斯的分叉區內,萊茵河呈明顯辮狀,沿著這個河段的工作規模更龐大。那裡的島嶼最多,需要移除的碎屑量也最大。儘管河水的沖蝕力再度被利用,整治河水的單一階段工作仍可花上一代人的時間才能完成。在弗里斯特(Freistett),只是整合一個河床就牽涉到進行多處截流並移除大型島嶼(包括當地地標勞瓦科普夫〔Rauher Kopf〕),工程從1820年展開,一直持續到1864年。

相關書摘 ▶《征服自然》:17世紀德國容易淹水,連荷蘭水利大師也治不好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的形成》,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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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衛・布拉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
譯者:胡宗香

橫跨18至21世紀,從水、地貌與環境改造的角度,
重新解讀德國250年的歷史。
本書企圖達成「全歷史」(total history)的書寫。

近現代德國是怎麼形成的?哈佛大學柯立芝歷史講座教授、本書作者大衛・布拉克伯恩認為:「歷史不只發生在時間中,也發生在空間裡。」他耗時10年,從18世紀寫到21世紀,透過水文和地貌的改造,以及一系列傳記和大量田野案例研究,重新訴說近現代德國的崛起。從德國初步統一、現代化、納粹時期、東西德分裂到再統一;從歷史、地理、人物、地方誌到生態系,本書開創出一種新的跨界書寫格式與典範。

全書以「水」的變遷與改造貫穿。回溯地質成因,最後一次冰期的巨大冰蓋沿斯堪地那維亞、波羅的海和北海往南推擠,直抵現代德國與波蘭的中央高地才停下。接下來,冰層後退,大量融水困在此處。這構成了德國的自然環境基礎,「水」,也影響了德國250年。

德國以250年時間持續完成的宏大自然工程,正是德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一部分。當「純粹的自然」早已不存在,「再造」指的也是某一套人類使用方式為另一套所取代,該如何重新設定當今的人類與自然的平衡,作者以德國為例,引發全世界從新的角度思考環境,超越征服自然的樂觀與悲觀,環境可逆與不可逆的思辨,從歷史真正掌握今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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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