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華夷思想」與「國家主權」的碰撞衝突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華夷思想」與「國家主權」的碰撞衝突
18世紀末飄著各國國旗的廣東十三行|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世紀中葉,也是一段與「何時開始才算中國近代」這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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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野聰(ひらの さとし)

近代東亞史的序幕
「天下」的終結

以上,我們大略檢視了清國與西洋接觸的過程,並以中長期的觀點瀏覽了從鴉片戰爭、北京條約,再到洋務運動的時期。從中可以發現,清帝國在各層意義上,無疑皆從根本上產生了轉變。

直至18世紀為止,大清所面臨的威脅都來自內亞(如準噶爾之類)。但是自鴉片戰爭後,威脅就轉而主要來自環東海地區。筆者認為隱藏在這一轉變中的意義,值得我們一再強調。且軍事環境的轉變,也與騎兵日趨衰弱,轉而以重型熱兵器、軍艦等巨大厚實的軍事力量來決定強弱的近代「權力遊戲」(power game)邏輯漸趨一致。深感與西洋之間有著巨大差距的清國,要如何拚命追求轉變以填補此差距,無疑是它在19世紀後半以降的最大課題。

而這個過程,也改變了以東海為中心的各地區,和西方異己勢力接觸時的方法與態度。

直至當時為止,我們可從以陸地為中心的歷代帝國中,看到存在著「華夷思想、儒學、漢人」與「反華夷思想(實力主義)、佛教、騎馬民族」的對立關係。前者時常貶低後者是夷狄或無信仰者,不過若條件允許,則會希望教化對方,使對方與同化。然而,因為各種地理上彼此相互隔絕的因素,要同化/教化他者明顯是件不可能的任務。在這種情勢下,若問為何宣稱自己「奉承天命」、「能更加保護佛教」的皇帝能在政治上擁有優勢,其實不過是證明他們能夠得到最大多數人的認可之故,換言之即是因人成事。

反過來說,即使有無視皇帝、破壞天下秩序的人出現,且被排除在以皇帝為中心的秩序之外(化外),那也是表示他們自己選擇了不受上天眷顧一方的結果,並非是皇帝所能干預的事。皇帝只是統治或征服與自己利害有密切關聯的地區,並將仰慕自己的人們納入朝貢國之列以獲得滿足就已足夠。由這關係所表現出的形式,即是「中國」與「外國」總合起來的「天下」。

其實,主張華夷思想的宋、明,以及主張實力主義/反華夷思想的元、清,在這點上並無太大的差別。筆者並非是想用華夷思想所塑造的「中華帝國」概念統括這些帝國,而是想將焦點放在各個帝國主張的不同統治邏輯,對於歷史洪流造成了什麼影響。儘管每個帝國中,都能看見以皇帝為中心、向外擴散的支配架構,以及透過與皇帝之間聯繫的親疏濃淡所形成的各式關係,不過這些,在漢語之中全都稱作「天下」或「天朝」。「天下」也容許自願選擇放棄加入此架構,甘於「化外」的境遇,抑或是選擇「互市」這種關係薄弱、只限於通商的自由,由此觀之,乍看非常縝密的「天下」秩序,其實十分粗糙。

然而,就在近代化的軍事力量與蒸汽船硬是扯開了深鎖住港口的禁令後,清帝國以皇帝為中心的「天下」,就無法再繼續維持下去。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各國為環東海世界帶來的,是一種與仰不仰慕皇帝完全無關,使各個主權國家完全擁有彼此對等關係的秩序。不僅如此,直至當時都被大清撇開不管的「化外之地」、「互市對象」以及「疏遠的朝貢國」,也開始拿「主權國家間的對等關係」作為後盾,擅自要求對等關係,瞬間成了從根本上與統治「天下」的皇帝威嚴產生正面衝突的「他者」。

填補國家主權空隙的爭奪戰

在主權國家與近代國際法的體系裡,「所有土地皆屬於某個國家主權」的前提,要看該國對於國土的每一個角落,是否都有充分的支配能力所定。即使是宗主國與屬國、或是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也必須以宗主國或本國的管理能夠到達屬國或殖民地為前提。若有管理權無法到達的地方存在,這種模糊的立場,將很可能成為他國介入的藉口,導致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動搖。此外,為了消除主權、宗主權無法行使的模糊地帶,肯定「文明」對於該處的統治,國際法中另外還有著「先占」的邏輯,承認最早來到「沒有主人」土地上的國家,可獲得該土地的權利。

反過來說,若是某個權力對國土的各個角落都有充分支配能力,並且有辦法在獨自的判斷下建立對外關係,那麼在這個國家沒被殖民地化的情況下,也會被姑且當成獨立國來看待。

這種基於近代國際法的秩序,亦不會寬容對待皇帝與某特定國家、特定地區之間按遠近親疏而成立的朝貢國(屬國)關係。即使朝貢國因為各種原因定期向皇帝朝貢,這一行為也早已非皇帝的指示,而是基於自發性的判斷所執行。因此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既然該國可自行處理自己與外國間的關係,那麼就並非「屬國」,而是「獨立國」。舉例來說,一面向清國朝貢,一面又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的朝鮮,就被視為「自主國家」,也就是獨立國,可能被視為與清國有對等關係。這樣一來,「天下」的立場就岌岌可危。更別說是被清國放著不管的「化外之地」——那裡不屬於任何人,所以更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就成了他國陣地。

於是,當初清國以「懷柔」名義割讓香港、允許開啟通商口岸的想法,結果竟引來各個國家,打著由獨立主權國家所形成的國際關係、前來要求通商,而進入環東海地區。如此的大變革,可說是遠遠超乎清國的預料。

而在這巨大變化中,特別令清國覺得棘手的,就是它也必須和隔著一片大海,迄今只有極小規模交流的日本,建立起主權國家間的關係。本來對於清國來說,日本不過就是個不向自己朝貢的「互市之國」,加上過去倭寇以及豐臣秀吉出兵朝鮮造成的苦痛記憶,使得日本成了清國寧願不強迫其朝貢,也想避而遠之的國家。不僅如此,因為清國本身就是內亞國家,對海域不熟,因此類似的想法在國力愈是興盛的時期,就愈是強烈。

然而,日本一方則是在江戶時代就提升自己對清國的優越意識,更在與19世紀出現的西洋諸國接觸後,及早產生了極端強烈的緊張感。在透過明治維新蛻變成與歐美國家相當的近代國家後,日本就試圖以和清國完全對等的國家身分,加入歐美的行列。日本還不斷虎視眈眈地大量進口漢文文獻,並且對清國產生了從「中華」到「支那」的種種獨有印象。

因此,日本有天突然要以對等關係,面對清國在主權國家體系中存在著模糊政治立場的朝鮮、沖繩(琉球)以及台灣的所屬問題時,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自然是可想而知。種種問題,不僅成了甲午戰爭爆發的主因,也為日後環東海地區政治秩序的重整,帶來了複雜的糾葛。除此之外,由於此處亦牽涉到歐美各國以通商口岸為中心的利益關係,因此雙方出現了賭上國家生存的競爭,也將在所難免。

圍繞著整片東海的「東亞國際關係」,正是發自如此緊張的情勢之中;它也可說是因為存在於前近代的華夷思想所累積的不信任與誤解,結合了近現代主權國家架構中的冷酷邏輯後所形成的產物。

「近代中國」與乾隆皇帝的遺產

19世紀中葉,也是一段與「何時開始才算中國近代」這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時代。

至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美國、日本等各國的「中國史」研究架構中,「近代中國」的起點被認為是鴉片戰爭,理由在於「南京條約使得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狀態,為了推翻此狀態,中國人民於是起身抗爭」。另一方面,從西洋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式觀點來看,在「透過外界(西洋)的刺激,改變中國停滯守舊的社會,促使其走向近代」的層面上,鴉片戰爭具有很大的意義。雖然民族主義的歷史觀點,乍看之下與東方主義的歷史觀點相互對立,不過在思考「沒有外在刺激就沒有近代中國」這點上,兩者其實是相同的。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在這時代裡,中國國內的「自乾隆皇帝繼承下來的天朝或天下」意識仍強烈持續,甚至說,這樣的意識,在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之亂的時代間最為沸騰也不為過。儒學家們從大清全盛期中的嚴酷文字獄獲得解放,自由地談論經世濟民之論,同時也為了保衛儒學的理想不被太平天國破壞,而自己統兵奮戰。從支撐著整個國家政治核心菁英的知識背景和意識形態來看,筆者認為,大清正是從此時代開始,才急速地、真真正正地成為了一個「中華帝國」。

因此單純地將鴉片戰爭(外在壓力)看作是「近代起點」的看法,其實並不充分。倒不如說,這種一面繼承著乾隆皇帝遺產,一面試著打造儒學式社會的內發行為,是在受到外在刺激後才變得更加激烈。此外,以魏源為首的經世儒學家,明確認識到乾隆皇帝所留下的版圖,並向人們宣揚應加以守護的行為,無疑是塑造「中國」這個近代主權國家在維護其疆域形式上的重要要素,可以說是意味著「近代」已開始從內部萌芽。

儘管如此,在環東海地區因為世界史的環境變動,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磁場,使得大清從「內亞取向」完全轉換為「東亞取向」的這個層面上,我們絕不能無視大清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到推行洋務運動、強化海軍力量的變動過程。而在這個轉變為東亞國家的過程中,因為甲午戰爭的失利,引發了更激烈的民族主義,並持續捨棄原有的帝國外衣,朝著蛻變成國民國家的路途邁進。

因此,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才算是「中國的近代」,實是難以明確定義。不過,若要筆者畫下一條分界線的話,個人認為,該分界線應處在北京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而成為戰場,造成最能象徵大清這一世界帝國榮華的庭園盡遭掠奪與破壞,最終與他國締結了對等外交關係的時間點。畢竟,正因為如此,大清才實質地踏出了近代東亞國際關係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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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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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野聰(ひらの さとし)
譯者:林琪禎

「清」的本質是什麼?
它如何從尊重藏傳佛教的「內亞帝國」,演化為用經世儒學自救的「近代東亞帝國」,再演化為一個叫「中國」的民族國家?
製造出「中華的混迷」的帝國又如何被「中華」史觀所吞噬?

華夷思想的大明.「中外一體」的大清.被「中華主義」支配的中國——包括台灣、琉球、韓國在內的,充滿矛盾和對立的現代東亞,如何處理乾隆皇帝的巨大遺產?

東北亞的梟雄、努爾哈赤率領的滿洲人國家,越過長城而征服漢人,建立了大清。大清之所以能擁有廣大領土,並非因為是「中華文明」的代表者,而是因為獲得藏傳佛教支持,才能治理西藏與蒙古。大清的本質是「內陸亞洲的帝國」而非「中華帝國」。

然而,當19世紀西方列強抵達東亞時,帝國面臨到必須轉變為「近代主權國家」的難題。在清末的混亂中,民族國家「中國」的樣貌隨著排滿的思想逐漸浮現,但究竟「中國」該具有怎樣的型態,始終莫衷一是。

在如此「混迷」的狀態中,東亞最大的國家,從「內陸亞洲帝國」演化為「近代東亞帝國」;從多元文化的帝國發展成「中華」社會的近代國家。如今,東亞國際社會的矛盾與緊張關係,皆來自這個叫做「中國」的國家不完全的轉型過程。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該如何正確理解清帝國?以及台灣身處今日「東亞」何種位置?都必須追溯「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這一主題,從中找到答案。

本書的啟示是:

從康熙征服台灣到光緒割讓台灣,是一段作為「內亞帝國」的大清據有台灣,及在近代國際關係體系中轉型為「近代東亞帝國」的大清放棄台灣的歷史。作者認為,如此跳出中華的羈絆,在內亞史和東亞史的框架下才能找到「台灣的定位」。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100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18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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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