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牆裡的精神分析》:監所性侵犯治療的困局(上)

《圍牆裡的精神分析》:監所性侵犯治療的困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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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94年刑法納入強制診療之規範,開始了性罪犯應該被治療的觀念。對於性侵加害人,是否真的能夠由心理治療來協助處理,可能仍有疑問,但是在法律的主導下,讓這項工作變成了某種必要的強制手段,而對性侵加害人來說,進行治療可能同時感受到被幫助以及被懲罰。

文:彭瑋寧

性侵害強制治療相關法規沿革,及其形成之特殊治療場域

刑法規定性侵加害人需接受強制診療規範,讓心理治療與矯正工作開始有了合作機會。當然,法律的制定有其社會背景或特殊事件的催化,而我們認為性侵害犯罪行為有其心理的動力,是表示更願意去思考犯罪行為的複雜。我們認為性侵加害人需要心理治療,反映了社會對心理治療的期待,而實際實施強制診療後,一連串制度的變革也反映了,在心理治療與矯正實務面的結合並不容易。對人心的工作涵蓋人的過去與現在的時間,涉及外在與內在的環境,其中的感受、想法與價值觀交錯展現出行為,然後我們被期待能以現在預測未來。如此精細複雜的工作還需要更多客觀實務操作上的經驗累積,一步步面對真實的困難。

1994年刑法納入強制診療之規範,開始了性罪犯應該被治療的觀念。在此以前,在法制上將性侵害犯罪當作是一般的犯罪行為,法制對於性侵害人的處遇方式,與對其他犯罪類型加害人的處遇方式並無不同。

法律的修訂與時代的背景有關,當時立法院正在審議法務部送來之放寬假釋要件的刑法修正案,目的在解決當時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在法律審查將近完成時,卻發生大學女生應徵家教遭到姦殺的事件。此一事件立刻引起社會震驚與立法者的注意。女學生就讀大學之學生聯合受害人家屬,於立法院會期的最後一天前往立法院陳情抗議,喊出「惡魔出獄婦女遭殃」、「強姦累犯不得假釋」以及「強制治療病態罪犯」等口號與訴求。因此由立委提出臨時提案,要求強暴犯必須先施以強制性的專業診療方能假釋。

1996年11月30日,婦運工作者、民進黨婦女發展部主任彭婉如,疑遭計程車司機性侵並砍殺三十五刀身亡。轟動一時的彭婉如命案,也是促成政府正視性侵害,以及婦女在公共空間安全的開始,並催生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與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的修正。

1.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有兩部分:

(一)性侵害犯罪防治:就防治機制而言,內政部應成立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各縣市政府則應設立性侵害防治中心,推廣性侵害防治教育,並提供被害人緊急救援、心理治療及法律扶助。而各級中小學每學年至少應實施四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二)性侵害受害人權益之保障:被害人權益保障部分,明定醫院不得拒診或拒絕開立驗傷單,媒體不得報導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的資訊;法院於審理性侵害案件時,受害人得由親屬或社工人員陪同到庭陳述,而被告或其辯護人也不得話問受害人的性史。此外,身心障礙被害人或十六六歲以下的性侵害受害人,也可以在法庭外,或以雙向電視系統來進行審理。

關於修正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部分,早在1980年代末期,婦女團體即開始研擬刑法修正事宜,力主強姦罪應從告訴乃論之罪改為非告訴乃論之罪,以免受害婦女不敢挺身控告加害人。在社會案件催化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改為非告訴乃論於1997年1月公佈、1999年4月立法院通過。

綜觀1994年至1999年我國對性侵害防治之立法,有別於其他人犯之處遇型態,建立起相當特殊之「刑前端定治療」、「獄中治療輔導」及「刑後社區治療輔導」制度,說明如下:

1994年1月28日修正刑法修正案第77條增訂第3項規定:「犯妨害風化罪罪章者非經強制診療,不得假釋。」

也就是要求性侵犯非經強制診療不得假釋,建立獄中強制診療的法源,開啟國內性侵犯必須接受治療的大門。本規定是國內首度將性侵害犯罪認有心理問題所以必須治療,並將性侵害犯罪視為一種特殊的犯罪類型。

從把性侵害犯罪當成是一般犯罪行為,到性侵加害人須接受診療的觀念,這其中的轉變,涵蓋的思維包括:

一、性侵加害人可能是有心理疾病的。有的加害人的性侵害行為是種病態的行為,例如在《精神疾病診斷手冊》上所列戀童癖與露陰癖,也就是實務上對年紀特別小的孩童性侵或猥亵,以及一般口語說的暴露狂。另一方面也認為性侵加害人在過去經驗中可能有些有創傷經驗,不論是被性侵、家暴或其他心理問題而影響了性侵害犯罪。二、心理治療可以協助避免再犯。延續著這群人可能有著心理疾病的觀念,給予心理治療以協助這群人疾病好轉。

由於觀念的改變,性侵加害人必須接受強制治療,開始引入大量的醫療資源。

性侵加害人的治療於實務界,對於專業人士為一全新的工作方式,以往的心理治療進行方式,大多為病人有需求而主動求醫,且主要以精神症狀的處理為主,但性侵害人的治療的場域為監禁空間,治療為強制性質,處理的重點也不只在精神症狀或個案主觀受到困擾的行為。

對性侵加害人的心理治療工作剛開始運作時,治療方式會參考治療師的意見,並定期在治療會議中由治療師報告治療狀況,讓委員評估加害人通過與否。

雖然對於這些性侵加害人,是否真的能夠由心理治療來協助處理,可能仍有疑問,但是在法律的主導下,讓這項工作變成了某種必要的強制手段,而有多少資源的投注,自然也會影響到有多少治療者進入這個場域裡工作。

對性侵加害人來說,進行治療可能同時感受到被幫助以及被懲罰。治療師工作的方式不同於監獄裡的管教人員,加害人在監獄中時時要遵守團體生活的紀律,若發生危及戒護安全的行為就會受處罰。心理治療重視與個案建立關係,與加害人說話的態度可能較溫和,關注的焦點除了行為,還有心情和想法,加害人通常會覺得,這樣的關係在監獄生活中是比較放鬆的,但面臨評估通不通過的情境時,治療可能就伴隨著被監視的感覺,形成了不但行為被監控、心理也被監控的情形。

這也是有些心理治療者會質疑這些治療的緣由,主張如果當事人缺乏自主的意願尋找協助,那麼心理治療是可能變成另一種控制的工具。但是偏偏這項治療得以施行的立法目的,的確有部分功能是期待可以降低再犯,這是具有社會安全或社會控制的目的。因此,自然無法忽視這種強制因子對於當事人和療程的種種影響。

因此當我們在談論監獄裡性侵加害人的處遇時,是有必要將這種強制所帶來的影響納進考量和觀察,而不是假設只要治療者不是這麼想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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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筆者的經驗,在剛開始性侵加害人的心理治療時,確實面臨很多茫然,例如強制的治療該怎麼進行又該如何評估?當然也有些擔心,例如性侵加害人在治療中,是否會出現失控的暴力場景?初接觸此項工作,筆者與個案像是都處在試探的狀況,也因為在校的心理治療工作學習,操作上大致都是與個案一起思考改變與規劃未來,筆者抱持著這份想像與性侵加害人工作時,剛開始還算順利,個案大多很配合著討論並願意學習幫助自己,也在這樣配合並努力的狀況下通過治療。但有幾個現象卻開啟了疑惑:

一、加害人互通有無,交流關於如何通過的訊息。例如要怎樣配合上課才會通過,甚至彼此交流哪個老師重視的是什麼之類的,大致就是希望從這些訊息中能找出讓自己評估通過的方式。筆者疑惑的是,當時評估通過的重點大致著重評估加害人能否在預防再犯的架構下,思考自己犯案行為,但比較少考量加害人為何願意選擇以此架構去看待自己的犯案。

實際上,加害人之間努力交流訊息,以了解怎麼做比較容易被評估通過,其實在通過評估為假釋的條件的狀況下,這是合理的積極求生,這些該如何通過或為何不通過的想像,是否也應該是治療的重點呢?或者這些必然會發生的事情裡,隱含著其它的心理機制和潛在動機,而這些假設就需要引介其它的觀點,以及假設他們犯案的心理狀態,和這些潛在動機是否有什麼關聯?

當加害人想要一件事情發生,會用什麼心態什麼方式去取得?外界又會如何看待?如果想要改變犯案心態但也想要快點假釋,此時該如何取捨?這如何取得以及取捨,是否也和加害人會發生性侵害行為有關聯呢?

二、目前在所有受刑人中,只有性侵害人受到需要治療通過才得以假釋的限制。治療中,加害人常抱怨處境可憐、被看不起以及不公平,或是將很多挫折歸咎於性侵犯的身分,這些雖然不是目前加害人治療的重點,但汙名化的問題可能會是加害人接下來人生的困難。

三、因為考量各個成員的假釋時間不同,治療師及成員自然而然會排好團體發言的順序,讓假釋快到的成員先談自己的成長及犯案原因等等,容易忽略治療關係與當刻團體動力的探索討論。

四、治療師對於成員不通過時該怎麼討論?要不要討論?筆者看過有治療師很努力要與成員繼續治療工作,但成員對治療師開始有很多憤怒而且不相信治療師,甚至要求換治療師。這是受到成員對治療的期待和想像,與事實有落差而產生的情緒,治療過程中若忽略了理解成員此部分其內在心理是如何想像,治療師很容易在現實中成為成員神化或指責的對象。

以上這些現象和心理治療,與在社會上發展的過程是有所不同的。一般來說,個別診療室裡,個案有主動的動機,並期待心理治療,這是心理治療知識的基礎。不過當這些知識要使用在學校諮商室或者醫院機構時,就需要考慮運用的過程,和在個別診療室裡所獲得的知識之間的差別,及需要注意的部分是什麼?

現在又再進一步針對被強迫參加心理治療的犯罪受刑人,這離心理治療的基本知識的落差更大,要談論如何引用知識時就需要更多的保留。只是我們不想以過於理想化的說法,來限制對這些與原先心理治療工作對象不同領域群體的觀察和處置,我們試著從現有經驗中再來看看,會有什麼值得再仔細探究的方向。

1999年4月21日修正刑法,開辦刑前強制治療業務:

一、將妨害性自主罪改為非告訴乃論之罪。二、改變舊刑法對妨害性自主罪(強姦罪)之構成要件的認定,將「妨害風化罪」章改為「妨害性自主罪」章,而且幾乎將該罪章所有條文全面修改,也調整刑輕重。

三、在刑法總則中加入「性交」定義之規定(刑法第10條第5項)。

四、有關性侵犯強制診療的部分,取消了舊刑法第77條第3款規定,改為刑法第91條之1,其第1項有如下規定:「如犯相關之罪者(即相關性犯罪),於裁判前應經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有施以治療之必要者,得令入相當場所,施以治療。」

也就是性侵犯於判決前應經診斷有無強制治療的需要,有需要治療則應於刑之執行前命其強制治療至治療為止,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年。

在鑑定有無治療需要的時機可能會是在判決之前,也就是性侵加害人在鑑定時若否認案情,則鑑定的重點到底是在判斷個案有無說謊,還是判斷個案的犯案行為需不需要治療?再者,個案的犯案行為需不需要治療,究竟是以個案的犯案行為與精神症狀有無關聯,或是個案的犯案行為有無改變的可能來判斷?刑前治療鑑定所遇到的種種複雜問題尚未能解決,司法界又開始出現將刑前治療修法為刑後治療的思維。

回想當初的立法是有些奇特,也許這是反映著當初的立法者,對於心理治療的想像,或者也包括心理治療者對於做這件事的想像,也多少反應著在大家對於性侵加害人的了解有限下,卻又假設有特定的方法可以來治療他們了。這是一種矛盾,不過這也反映著時代變遷對於法律裡的人權觀點,以及如何處理這些令社會焦慮不安的犯案者的方式裡,所隱含的社會心理學的痕跡。

在實務中,刑前身分的個案,由於後來修法為也需要刑中治療,因此,刑前的身分並非受刑人,無法累積與教化管理和假釋相關的分數(此分數會影響可以接見的次數或對象等等),因此刑前的個案通常是想快點通過刑前治療以進入刑中治療。治療師進行刑前治療的評估時,不只考慮成員的治療進步情形,還需考慮刑前治療通過後,到接續刑中治療的間隔時間因刑期長短而有不同。

在犯案者不是很強的治療動機下,治療者又需要主動幫他們設想上述情況,背後反映的是,希望能夠幫助他們有機會假釋而提早返回社會,這種工作動機是治療者處遇這群犯案者的動力。不過回想起來,相對於性侵加害人來說,有時治療者反而變成制度面的受害者,也就是在難解難處理的情況下,要摸索出路,如果犯案者再犯,會馬上讓治療者成為社會批評的對象。實際上,一切都還在開展中,我們對於這群犯案者的心理狀態的了解仍還在摸索,但卻被要求提早發揮被想像被附加的治療功能。

2006年7月1日修改刑前強制治療為刑後強制治療,[1]性侵害人於接受獄中治療或社區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強制治療。

一、在刑前治療的鑑定中,鑑定人質疑行為人是否犯罪不明下,無以憑據即執行鑑定之質疑,抑或有判決與鑑定意見相左之情形發生,且多數學者及精神醫學專家成認為在出獄前一年至二年之治療對於性侵犯是最具成效(吳素霞、林明傑,2001)。且將強制治療提前在刑之執行前,而非即將假釋前為之,則可能導致治療效果大打折扣。(周煌智、陳筱萍、張永源、郭壽宏,2000)

二、修法主要理由為:其一,將性侵犯接受強制治療的時機從刑前變更到刑後,因性侵犯有無繼續接受強制治療之必要,係根據監獄或社區之治療結果而定,將可避免原規定的鑑定因欠缺確定之犯罪事實或為無效之刑前強制治療。其二,性侵犯的強制治療是應以強制治療目的是否達到而定,故期限以「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為安。惟應每年鑑定、評估,以避免流於長期監禁,影響性侵犯權益。(立法院,2011)

修法後的轉變在於取消刑前鑑定與刑前治療,改以刑中治療的成效來判斷是否需要刑後強制治療。

這幾年漸漸形成的狀況是,對加害人的治療大致會有三個結果:一、通過,待出獄後接續社區治療,[2]二、治療到期滿仍不通過,出獄後接續社區治療,三、治療到期滿仍不通過,且經評估有高度再犯風險者,聲請刑後治療。

目前刑後治療地點為監獄附設的培德醫院,仍是在監獄的大環境下,治療的情境與刑中治療並無太多差異,刑後治療的處遇比較像是延長刑期,讓加害人有更充足的時間進行治療。想像中,刑後治療對於如何評估,應該也面臨到與刑中類似的困境,該修復那些部分或修復到什麼程度?而實際的狀況是有一部分進入刑後治療的加害人,是具有嚴重精神疾病或智能障礙的特殊加害人,這群人在心理治療中的進展本來就不容易、緩慢或可能獲益有限,以至於在實際執行評估的考量,往往在於後端的社區治療能否銜接,甚至有無中途機構可以安置此類的特殊弱勢族群。

例如,智能不足者在沒有足夠訓練或家人支持下,學會如何滿足性需求的情況下多次犯案,在刑中、刑後治療中學習正確性觀念,及正確滿足性需求的一些知識後,仍難以通過評估的原因是父母過世,手足無法提供支持。目前的社福機構可能處在無足夠專業人力收容此類個案,因此基於避免加害人再犯及保護社會的立場,就繼續讓他留在刑後治療裡,不但有居住處所也能獲得治療的資源。

不過這個結果除了前述的想法外,也值得再思索和觀察的是,如果在這些治療工作的條件下出獄,但是仍有再犯的現象時,是否意味著在目前的處遇裡面臨的問題是「可以獲得通過的人只是反映著他們在現實感上知道在監獄這段時間裡如何做如何說來達到符合出獄的條件」,也就是,這些條件對於能否有效的達成原本預期的防止再犯,仍還有值得再思索的地方。這涉及了在目前處理這個課題上,還需要引進什麼資源一起來為這個課題努力。

註解

  1. 刑後治療為加害人服刑至其刑期屆滿前,或於社區治療進行屆滿三年前,治療評估小組或輔導評估小組進行鑑定評估,如評估結果有再犯之危險者,在監獄則需將評估資料報請最後裁判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裁定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在社區則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戶籍地之性侵害防治中心得檢具相關評估報告報請該管檢察官聲請強制治療。(林婉婷,2014)
  2. 社區治療部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第八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評估小組作成之再犯危險評估報告及處遇建議,決定加害人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實施期間及內容。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之期間不得少於三個月,最長不得逾三年;每月不得少於二小時。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於實施期間,經評估已無實施必要時,得終止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決定加害人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實施期間及內容,無須徵詢加害人意見。假釋出獄的加害人會受到觀護人的監控,觀護人可視個案狀況施以密集訪視(談)、驗尿、限制住居、宵禁、測謊、禁止接近特定場所或對象以及輔以科技設備監控,即電子腳線等處遇。(林婉婷,2014)

《圍牆裡的精神分析》:監所性侵犯治療的困局(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圍牆裡的精神分析:監所性侵犯治療的困局×語言的想像》,無境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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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奇章,彭瑋寧,蔡榮裕

每一位性侵犯行者,雖然各有他們的創傷和辛酸,但是也有更多受害者的淚水需要被看見。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者多年來嚴謹的工作和討論後,覺得這本書是目前可以拿出來見世面的想法,讓大家稍微看到治療監所性侵犯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這些不是最後的定論,不排除在適當時候,再以其它文字來消化我們一路上所經驗的內容。也就是,仍有很多話還沒有說完,還有很多經驗,片片斷斷的型式,如記憶的孤島般,等待我們再以文字作為橋樑,串連起來。

如果要精準表達這本書的意圖,是嘗試以精神分析的臨床經驗和理論,消化性侵犯行者的說法和態度,並試圖在裡頭,尋找,是否還有餘地?

未命名
Photo Credit: 無境文化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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