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四大族群」論述的族群界定:「文化特質」與「社會位置」

「台灣四大族群」論述的族群界定:「文化特質」與「社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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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除了1945年以後才到台灣的大陸各省市移民外,台灣「四大族群」的基本類屬,似乎早在清朝就已出現。

文:王甫昌

「文化特性」與/或「社會位置」:台灣四大族群的族群定義

(一)「台灣四大族群」論述的族群界定

戰後以來有關台灣住民可以根據語言或文化特性,區分為屬於南島語系的「原住民」、屬於漢藏語系、具有台灣省籍的「福佬人」與「客家人」、以及戰後由大陸各省陸續遷台的「外省人」(及其後代)四種群體的說法早已出現。例如,台大社會系陳紹馨教授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傅瑞德教授(Morton H. Fried)在1960年代末期出版的《臺灣人口之姓氏分佈,第二冊:社會基圖》一書中,就根據1956年戶口普查資料,將台灣人口按「籍別」區分為「祖籍福建之本省籍民(閩南人)」、「祖籍廣東之本省籍民(客家人)」、「山胞」及「外省籍」(陳紹馨、傅瑞德1970: 19-25)。傅瑞德在該書導言中對於這四個群體的介紹,主要是由祖籍來源地、使用語言、或血緣作為主要特徵(陳紹馨、傅瑞德1970: 18)。這樣以文化特性為主的群體界定方式,在過去相當普遍,這四個文化群體也經常因其語言的共同特性而被稱為「語系」。蕭新煌在1982年《中國論壇》討論「正視地域觀念」問題時,曾經接受專訪提到台灣的四個「語系」或「地域團體」:

台灣光復迄今,……三十多年來,定居在台的有四個語系:閩南、客家、山地、內地(暫時視之為一個單位)…在經濟成長之後,基本需求已經滿足了,每個地域團體覺得需要培養新的精英,於是,各自在找尋其「次文化」的認同。…這已經不是「誰控制誰」的問題,而是一種文化上分庭抗禮的情形。…我們在先認同中國之餘,還可以有權力使每個地域團體的成長認同它們的羣體,這基本上是樂觀的,也是無可厚非的。(蕭新煌1982: 28,底線強調為本文作者所加)

不過,這四種文化群體的名稱,過去一般在使用上都有其特殊的情境與對應的群體類屬。例如,一個「福佬人」只有在面對「客家人」時,才會意識到或強調其「福佬人」的身份,但是在面對「外省人」時,則是強調「本省人」(或「台灣人」)的身份(林本元1958);面對「原住民」時,則成為「漢人」(或「平地人」)。換言之,四種文化群體牽涉到三組不同層次與社會意義迥異的對偶性人群分類:「原/漢」、「本省/外省」、「閩/客」;而個人在不同情境下通常會強調不同的身份與認同。要到1990年代初期「台灣四大族群」的說法出現後,才出現將這四種文化群體放置在同一平面,並認為每個人都有一個固定名稱、而且是單一的「族群」身份之現象。

更重要的是,在1980年代以前,台灣社會中一般而言比較熟悉或重要的群體分類是「原/漢」之分及「本省/外省」的省籍之分;相對而言,在省籍區分的優勢主導下,同被歸類為本省籍的「閩/客」區分,儘管語言差異仍然明顯,卻逐漸被忽視。一個明顯的變化事件,是原本在官方戶口普查中,可以被用於區分「閩客」的台灣省籍者之漢人「祖籍」(也就是前述陳紹馨及傅瑞德使用的「籍別」統計類屬),1956年首次在戶口普查中出現、1966年最後一次調查統計公佈後,就被取消不再出現於後來的戶口普查中。

與此類似的發展是,「客家人」似乎成為台灣都會地區的「隱形」人群,刻意隱藏客語與客家身份(鍾肇政1991;徐正光1991;楊長鎮1997)。也因此,1987年象徵客家文化運動的《客家風雲》雜誌中,客家文化菁英倡議「客家意識」就是希望打破原先兩組人群分類的兩元論中,客家人被歸入「平地」(漢人)及「本省」之中,導致閩客差異被刻意淡化或模糊之狀況(蕭新煌1988)。客家意識的重新浮現與公共化,因此是「四大族群」分類浮現的重要促因。

已經有不少學者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提出他們對於「四大族群」政治論述的解釋。其中,張茂桂由建構論對於四大族群意涵進行定位之說法,影響深遠(張茂桂1997)。他當時即已指出:「將『台灣人』(或者『本省人』)、『外省人』(或者『大陸各省人』)當成『族群』,只能從它們被建構為『族群』的過程來理解,而不是從它們的『族群特質』、『族群來源』來理解」(張茂桂1997: 41)。他的研究也早已說明這個論述出現的脈絡,主要是民進黨在新的台灣民族想像之下,為了回應下列兩種族群運動訴求而提出的說法:(1)1980年代中期出現的台灣原住民運動,(2)1987年以後客家運動菁英除了抗議國民黨的獨尊國語政策外,也反對民進黨在語言使用上,因人口比例優勢而流露的「福佬沙文主義」傾向(參見張茂桂1997;施正鋒1997)。因此,張茂桂認為四大族群的主張是「國家認同」的演繹論述,必須由政治「族群化」過程去探討。

這個觀點與詮釋說明了「四大族群」政治論述出現的時機、以及它和台灣國家認同議題複雜的糾結關係。不過,這個論述中對於「族群」界定所採取的立場,固然是由不對等「社會位置」關係作為主要界定標準,例如前面提到的「本省人」、「外省人」、或「原住民」與「漢人」,但是對於部分的「族群類屬」,特別是「福佬人」(「閩南人」)或「客家人」,似乎仍然偏向「文化特性」的界定。「本省人」內部有「閩客」區分與語言文化差異,會被建構為「族群」明顯是因為相對於「大陸各省籍」在戰後以來在經濟、社會與政治各個面向上不對等關係,與試圖改變這些關係結構的政治反對運動之建構,而逐漸成為一個新「族群」身份類屬(張茂桂1997)。

「外省人」內部也有各省的語言與文化習俗差異,第一代遷台移民之間尚有鮮明的原鄉省份意識,要到在台灣成長第二代在1970年代以後,因為蔣經國為了安撫台灣人而刻意拔擢台籍菁英,才逐漸發展出「本省籍成為優秀籍貫」的「外省人弱勢群體意識」之原型,並在1980年代討論「國會全面改選」的浪潮中,因為擔心外省籍青年未來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無法產生符合人口比例的代表,而逐漸發展出「外省人弱勢論」的政治運動論述(王甫昌2016)。同樣的,跨越原住民各族、各部落的泛台灣「原住民」作為一個「族群」,顯然也不是因為成員有共同語言或文化的相似特質,而是在面臨被納入漢人社會主導的經濟體制後,相對於所有「漢人」所處的集體不利位置,而界定出來的族群。以上這三種「族群」明顯地都是由共同的不利「社會位置」所界定,而非基於成員之間的共同「文化特質」、或「祖先來源」;事實上三個「族群」內部都有鮮明的語言或次文化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