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繪地景:余光中旅遊記事中的人文地圖

測繪地景:余光中旅遊記事中的人文地圖
橫跨在謝爾河上的舍農索城堡|Photo Credit:  Ra-smit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余光中的遊記作品甚多,本篇論文就以歐洲書寫舉例,試從文化地理角度分析余光中的旅遊記事圖像、地理及人文地景的風貌。論文分析的層面包括余光中在歐陸國家如西班牙、法國遊記中的人文探索,以及三篇遊記中所呈現的人文地圖。

文:王儀君

緣起

余光中用右手寫散文,用左手寫遊記是眾所皆知的事。余光中豐碩的遊記作品從描寫美國中西部的〈石城之行〉、〈咦呵西部〉到〈聖喬治真要屠龍嗎?〉以及〈天方飛毯原來是地圖〉,有的呈現氣勢磅薄的風格,有的呈現清幽靜謐的空間想像,有的琢磨歷史情境和遺聞軼事,綜理書寫各式的文化記憶與批判;有的納入民情風俗,像是文化導覽,有的更試圖從社會層面或人與環境自然原素的互動,來詮釋文化地景。余光中的遊記作品甚多,本篇論文就以歐洲書寫舉例,試從文化地理角度分析余光中的旅遊記事圖像、地理及人文地景的風貌。論文分析的層面包括余光中在歐陸國家如西班牙、法國遊記中的人文探索,以及三篇遊記中所呈現的人文地圖。

彼得.休姆(Peter Hulme)認為,旅行文學在近年來已被規範為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重要主題,因為旅行所關心的議題跨越了歷史、地理、文學、宗教和人類學,甚至能夠對應某個時代、地區的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議題(1-2)。透過旅者的觀察、定義和想像,旅行文本的意義不僅在於文化翻譯、文化經驗的傳遞,而且在於讀者透過文字,進一步瞭解作者對生命本質的闡述。

余光中的遊記書寫和他自幼喜好地圖、成年後喜歡蒐集地圖、記事行旅不無關聯。甚至可以說,在余光中的旅遊歷程中,地圖占有相當的分量;地圖的蒐集甚至可以用「地圖庫」來衡量。在〈天方飛毯原來是地圖〉一文中,余光中敘述中學時代對地圖著迷的程度,乃至於,成年以後,加拿大、墨西哥、委內瑞拉、巴西、澳洲、南非及南洋各地的大小輿圖都是余光中蒐集的寶藏。他說:

「要初識一個異國,最簡單的方式應該是郵票、鈔票、地圖了。郵票與鈔票都印刷精美,色彩悅目,告訴你該國有甚麼特色,但是得靠通信或旅遊才能得到。而地圖則到處都有,雖然色彩不那麼鮮豔,物象不那麼具體,卻能用近乎抽象的符號來標示一國的自然與人工,告訴你許多現況,至於該國的景色和民情,則要靠你的想像去捕捉。符號愈抽象,則想像的天地愈廣闊」(余光中 2005:16)。

在〈北歐行〉的遊記中,余光中坦承自己是個地圖迷,「最喜歡眉目清秀線條明晰地圖,每次遠行歸來,箱裏總有一疊新的收集。遠遠眺見又一座新的城市,正如膝頭地圖所預言的,在車頭漸漸升起,最有按圖索驥之趣」(余光中 1987: 180)。中國文學裏的旅遊文學繁多,從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明朝張岱的《西湖夢尋》,王士性的《五嶽遊草》、袁宏道的〈晚遊六橋待月記〉、范成大的《吳船錄》、《徐霞客遊記》、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在現當代的旅遊文學中,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余光中的旅遊書寫,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可稱為最具地誌、修辭與人文意涵的代表。

余光中的遊記和古今中外大多數的旅遊作家和行旅者一樣,都在作品裏添加了「測繪」(mapping)的元素。所謂「測繪」,根據大英百科全書是對地理區域所做的圖像繪製,而繪製本身則隱含了對該地區所加諸的政治、文化和非地理的分類意涵(Britannica “Mapping”)。既然地理的用意是呈現與分析周遭的環境和地景,經常涵蓋在旅行文學中的特殊元素是寫情寫景,除了山岳峭壁、河流湖泊、自然生物、貿易物產之外,作家寫景的對象還包括建築、城郭邊界、自然景觀。然而,地景難以獨立於政治、社會情境和民情風俗之外,所謂文化地理早已是遊記中最讓讀者琢磨之處。

中國古代的「風土記」和西方的旅遊記事的作者們經常將地理和所見所聞納入文字,例如,元朝周達觀在所屬的外交使節團在西元一二九六年出使真臘,這個古國以所產沉香最為有名。周達觀前往真臘的時候,正值吳哥王朝軍事、經濟最強盛的時代,周達觀看到的是繁華而富足的王城,回國後寫下《真臘風土記》。同樣是元朝,能詩善文的耶律楚材(1190-1244)著有〈西遊錄〉,藉由問答的架構,揭露西域風土民情。雖然耶律楚材的西域詩中多有荒煙古墳的淒蒼寞落之感,他的寫景與人文相濡,想像與地理探索並濟,在中國旅行文學裏,確是閃爍璀璨的一筆:

予始發永安,過居庸,歷武川,出雲中之右,抵天山之北,涉大磧,逾沙漠。未浹十旬,已達行在。山川相繆,鬱乎蒼蒼。車帳如雲,將士如雨,馬牛被野,兵甲赫天,煙火相望,連營萬里,千古之盛,未嘗有也……天兵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山峰飛雪,積冰千尺許。上命斫冰為道以度師。金山之泉無慮千百,松檜參天,花草彌谷。從山巔望之,群峰競秀,亂壑爭流,真雄觀也。自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於西海。噫,天之限東西者乎?[1]

余光中好讀遊記,他在〈論民初的遊記〉中剖析古時域外的旅行不易,《佛國記》、《真臘風土記》一類的大遊記「為世所珍」,並推崇和明代的徐霞客、張岱、王思任及清朝散文家惲敬等人在旅遊書寫中的情感表達和文字歷練。或許因為余光中對東西方歷史和地理的學者背景知識,在大部頭的旅遊書寫中,除了文字的精煉,多篇旅遊誌事顯得相當具有文化地景和文化記憶的價值。

〈風吹西班牙〉與〈雨城古寺〉:西班牙的文化地景〈風吹西班牙〉是余光中旅行文學中相當醒目的一篇,文中寫景、記史,還有濃濃的文化情感元素。作為一位旅者、學者和文化觀察家,余光中將地理和文化融入在散文裏,透視一般人所忽略的西班牙地理的歷史意涵:

這國家人口不過臺灣的兩倍,面積卻十四倍於臺灣。他和葡萄牙共有伊比利亞半島,卻占了半島的百分之八十五。西班牙是一塊巨大而荒涼的高原,卻有點向南傾斜,好像是背對著法國而臉朝著非洲。這比喻不但是指地理,也指心理。西班牙屬於歐洲卻近於北非。三千年前,腓尼基和迦太基的船隊就西來了。西班牙人叫自己的土地做「愛斯巴尼亞」(España),古稱「希斯巴尼亞」(Hispania),據說源出腓尼基文,意為「偏僻」。(余光中 1990: 106)

余光中在文中提到,美國名作家伊爾文(Washington Irving)曾經為了書寫《格拉納達編年史》(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Granada,1829),來到安達露西亞時探訪多處城市,但是,走訪許多城鎮,伊爾文不禁發出嘆息:「許多人總愛把西班牙想像成一個溫柔的南國,好像明豔的義大利那樣妝扮著百般富麗的媚態。恰恰相反,除了沿海幾省之外,西班牙大致上是一個荒涼而憂鬱的國家」(110-111)。接著,余光中更引用伊爾文的敘事,在漫漫的旅途之中,眺見孤獨的牧人正在驅趕走散了的牛群和長列的騾子緩緩踱過荒沙的景象,或是騾夫呵責遲緩、脫隊的牲口的聲音,余光中更進一步比對伊爾文在一百五十餘年前的安達露西亞風土民情和現今實地景物比對,發現安達露西亞地景依然,沙多樹少,乾旱而荒涼(113)。雖是如此,余光中仍然要親身體會安達露西亞的文化。這趟安達露西亞之旅始於格拉納達,途經塞維亞和科爾多巴,再返回格拉納達。

一路行來不禁低迴,摩爾人在安達露西亞曾經創造的歷史、阿罕布拉幾度輝煌的故事,和中世紀留下來的土紅色古堡的景物都已「被匆忙的公路忘記」(114)。余光中對格拉納達所留下的文化記憶相當清晰,並且追憶、緬懷荒煙古道上曾經有美國散文名家伊爾文、西班牙詩人作家洛爾卡(Gacia Lorca)的創作,也追溯天主教和回教,西班牙人和摩爾人之間的宗教與族群衝突。余光中用「月牙旌與十字旗」以及「回教與耶教決勝的戰場」,追憶曾經兵戎相見的歷史,文字寫來,相當地含蓄淒涼;此外,余光中又以西哥德人、阿拉伯人和摩爾人都先後在同樣的古道上奔馳的字句,嘆息時間拋下歷史,留下後人追逐著過往的背影,頗有古月照今城之慨:

就是沿著這條漫漫的旱路跋涉去科爾多巴的嗎?六十年前是洛爾卡,一百多年前是伊爾文,一千年前是騎著白駿揚著紅纓的阿拉伯武士,這裏曾經是回教與耶教決勝的戰場,飄滿月牙旌與十字旗。更早的歲月,聽得見西哥德人遍地踐來的蹄聲。一切都消逝了,摩爾人的古驛道上,只留下我們這一輛小紅車冒著七月的驕陽車馳,像在追逐一個神祕的背影。(余光中 1990: 118)

伊爾文是美國著名的作家和外交使節,他的兩部作品《哥倫布的一生》(The Life of Columbus, 1828)和《格拉納達編年史》都擁有許多讀者,前者是一部跨洋帝國的開拓史,而後者是敘述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信奉回教的摩爾人所產生衝突的一段戰爭史。其中所涉及的都是中世紀時代和大航海時代的疆域之爭。

安達露西亞是西班牙的十七個行政區之一,科爾多巴、格拉納達、塞維亞均包括在內,對西班牙人而言,一四九二年是歷史上的重要年份。一方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另一方面,天主教國王費迪南二世(King Ferdinand of Aragon)和伊莎貝拉.卡斯提爾(IsabellaI of Castile)從安達露西亞最後一名摩爾人國王巴布底爾(Boabdil)的手中,收回安達露西亞,結束了摩爾人在伊比利亞的政權。一般作家描寫格拉納達,總喜歡寫入鬱鬱蔥蔥的阿罕布拉宮的大花園、巍峨的宮殿和東方色彩濃厚的建築和圖像,少有嵌入歷史角度,省視格拉納達在帝國孕育下不同時代的意涵。

誠然,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 1304-1377)大概是最早用穆斯林的角度,描述格拉納達的旅者,後來,十六世紀原名為哈珊.瓦贊的利奧.阿扶里卡納思(Joannes Leo Africanus c.1494-c.1554)則是最早見證格拉納達城市易主的歷史人物,在襁褓中的哈珊是信奉回教非裔摩爾人從安達露西亞回到北非大遷徙的一員,他也是摩爾人族群面臨認同問題的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納達城的殞落和摩爾人百姓的放逐、流亡、返鄉之路,對哈珊.瓦贊來說,是繼傷亡慘重的戰役之後摩爾人面臨最大的傷痛。

原因是,費迪南和伊莎貝拉攻克安達露西亞地區的時候,訂定單一信仰的宗教的制度,也因此改變了這個地區摩爾人、猶太人與其他非基督教徒的日常生活,甚至危及生命(Kamen 1-11)。費迪南和伊莎貝拉於一四九二年和一五○一年下達非基督徒的驅逐令,落腳於安達露西亞地區七、八個世紀之久的摩爾人在選擇信仰和後來的宗教審判氛圍的壓力下,紛紛展開返鄉與流放之旅。十六世紀初,超過十萬摩爾人與猶太人遭到驅逐,許多老弱婦孺因此亡命途中,留下來的只得改信天主教,才能保住身家性命和安全(Patterson 1-3)。

對摩爾人的遭遇,伊爾文曾在他的旅遊記事中提問:「天主教政權所發動的這段血腥和毀滅性的戰爭,難道是為了向當時異教徒所建設最美麗、最和善的區域奪回政權嗎?」伊爾文更諷刺地提問,是否「八百年的時間封存了西哥德唐.羅德里哥(Don Roderick)永劫不復的失敗」,因為費迪南和伊莎貝拉所掀起的戰火,讓格拉納達美麗的田野和花園留下戰爭的煙塵和孩童的屍體(Irving 339)。

呼應著伊爾文的感性字句,余光中不禁感嘆人們在疆域上的馳騁,旌旗飄去,物換星移,只剩下永恆的風吹沙:

西班牙的乾燥與荒涼隨炎風翻翻撲撲一起都捲來,這寂寞的半島啊,去了腓尼基又來了羅馬,去了西哥德又來了北非的回教徒,從拿破崙之戰到三十年代的內戰,多少旗幟曾迎風飛舞,號令這紛擾的高原。當一切的旌旗都飄去,就只剩下了風,就是這車外永恆的風。(余光中 1990:121)

余光中曾經走訪西班牙的巴塞隆納,也因參加國際筆會,在加利西亞(Galicia的雨城古寺)的小城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待了幾天。加利西亞在西班牙的西北角,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意為繁星原野的聖地牙哥,相傳耶穌門徒之一大雅各安葬於此,中世紀以來,迢迢的朝聖之路,帶來許多慕名而來的朝聖者,中古時期的朝聖之路非常不易:

朝聖者帶著海扇徽帽,披著大氅,揹著行囊,拄著拐杖,杖頭掛著葫蘆……年復一年,萬千的香客不畏辛苦,絡繹於途,喬叟康城故事裏的豪放女,那著名的巴斯城五嫁婦人,也在其列,止為了來這小城,向聖約翰之兄,耶穌的使徒大雅各膜拜頂禮。(余光中 1998: 46)

大雅各是西班牙的守護神,從十二世紀以來,每年七月二十五日為聖雅各節,余光中不僅描述教堂莊嚴磅薄的建築,稜角森然的鐘樓,拱型的圓頂、七彩的玻璃窗,還有隆然的風琴聲,透進來似真似幻的陽光,和清純的素燭,余光中似乎領悟這個帶著希望、傳說和想像國度,也曾用恐懼和安慰來延續自己的歷史。如今,他親自見證,懷抱信仰的人們不遠千里,在這個時節來到西班牙的寧靜山城,以儀式表達虔誠與謙卑,因此深受感動。在古寺廣場徘徊時,余光中又不免以漫遊者的眼光,哲學家的角度,看著千年的古寺矗立,在薔薇窗與白燭之間讓身軀暫時歇憩。

余光中一方面感念這樣一片幽靜的教堂,能讓心情疲倦的人有所安慰,另一方面也發現教堂對於疲憊的旅人總是來者不拒。然而,余光中在這章旅行文學裏建議,似乎此時可以想一想靈魂的問題,但又不禁自問,「裏面是清涼的世界,撲面的寒寂令人清爽。坐久了,怎堪回去塵市、塵世」。個人的地圖翻翻合合,余光中似乎在「人境可棄,神境可親」的領悟中發現自己一如在雪地佇足的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一樣,總有許多路要走(余光中 1998: 50)。

〈雪濃莎〉:法國的文化地景

余光中的法國印象總是讓讀者激賞,〈雪濃莎〉之旅的文字優美,人文色彩濃郁,全文是以探訪城堡為重點,其中又以雪濃莎(Château de Chenonceau)為其記事核心。這篇遊記是這樣開始的:「一過了奧爾良,左側的林木疏處,露娃河的清流便蜿蜿在望了。樹色與水光映人媚眼,看不盡法國中北部平原上的明媚風景」(余光中 1990b: 123)。余光中與余師母二人便從盧昂坐火車,穿越巴黎南下,希望參訪露娃河中游的古堡。根據所述,從奧爾良到昂舍(Angers),兩百多公里的路程,散布在露娃河谷的大小城堡,多達二十幾座,對喜歡探究地理背後歷史意義的詩人與散文家來說,布盧瓦這個地方簡直像「一部攤開來的法國文藝復興史」(125),充滿了知性和靈性之美。

作者夫妻二人在布盧瓦下車,果然與建築繁複的各式古堡不期而遇。此次的遊蹤選項,從眾多古堡中脫穎而出的是雪濃莎。不同於一般遊客對法國古堡的初步印象是一座座曾經雄霸一方,外型類似的巍峨建築,但對古堡很有研究的余光中,在書寫遊記時,每每將其歷史背景,和所涉及的事件都一一掌握,因此,人文與地理做了最佳的結合。舉例來說,熙農堡(Chinon)和後來法國整修的城堡的經過就大異其趣,作者也一語道破,「厚其高牆,窄其長窗」當然是戰時所用:

法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1470-98)出征義大利,對該地宮堡十分讚賞,覺得比起那種開敞而明亮的建築風格來,自己國內的壁壘實在太陰冷閉塞了。那時法國的城堡多為百年戰爭的殘餘,堅壁清野的實用遠重於宴遊的享受,當然要厚其高牆,窄其長窗。查理八世回國時候,索性帶的拿頗利的漆工和石匠,在安布瓦斯營造精美新宮。(余光中1990: 130)

然而,座落在「雪爾」河上(le cher)的雪濃莎城堡是法王的行宮,歷經六位女士的掌管;凡是主人替換,就會呈現不同的風格。雪濃莎堡歷來被法國人稱之為「女人堡」:這些女主人歷經亨利二世的情婦黛安.德.波迪耶(Diane de Poitiers)、亨利二世的王后凱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亨利三世的王妃露易絲.德.洛林─沃德蒙(Louise de Lorraine-Vaudémont)、亨利四世的情人嘉布莉埃爾.德.埃絲特蕾(Gabrielle d'Estrées)、杜班將軍之妻(Madame Louise Dupin)和藝文界的貴婦人瑪格麗特.貝露絲(MargueritePelouze)等。

余光中對建築和城堡的室內擺設等觀察頗為細膩,文中有時與其他處所相比,有時又以時代的風格作為解說的藍圖。如作者所述,雪濃莎堡的花園相當工整,園藝技巧如凡爾賽宮的花園,像是古典主義講求對稱的詩律。雪濃莎堡室內的裝潢相當講究:紅絨襯金色畫框、錦繡靠背椅、雕金縷玉的長几,還有象徵法國君王的鳶尾花等的宮廷裝飾藝術。余光中認為,法國人所營造的裝飾,其高雅應屬歐洲第一(148),余光中擅於文字描繪,一座座樓閣,一扇扇長窗和光影捕捉的描述,像是一幅幅象徵主義的圖畫。

余光中遊記的有趣之處在於文化背景的呈現,遊記中描述了戴冕吐燄的火蜥蜴—「城堡所有人法蘭西斯一世的瑞獸」(148)。

其實,沙羅曼達(Salamander)是火蜥蜴的名稱,神祕學中火蜥蜴不畏烈火的特性,賦予火蜥蜴持久忠誠的特色,在中世紀的歐洲徽章傳統亦頗有地位。除此之外,余光中也不厭其詳地記錄宮中蒐藏的名畫,使得遊記本身像是博物館的導覽,但又有優美文字陪襯。旅行文學多半呈現出作者的自我主體和感受,此真情實感建構了余光中敘事文本的多元而明朗的特質。

卡爾.湯普森(Carl Thompson)在《旅行文學》(Travel Writing)中點出,旅行文學的目的並不是全然呈現史實,也不是詮釋跨界;雖然有的旅行文學刻意呈現文化差異,不過旅行文學的可讀性和它所建構的風格是相輔相成的,而旅行文學所擁有的現象學特質也經常帶有哲學的色彩(63-64)。湯普森所謂的現象學特質就是來自感官世界的物象、環境和作者的感覺互相作用而成的;換言之,旅者離開原來的日常所熟悉的環境(familiarity),藉由在地經驗與觀察,而產生另一種認知。余光中於是寫下雪濃莎堡所代表的反思和文化記憶:「四百年的悲歡歲月,華路瓦與波本王朝的興衰,美人的紅顏,寡后的懺悔,智者的沉思,一切一切,甚至內亂與革命,都逐波而去了」(余光中 1990:146)。

拜訪水上城堡雪濃莎這個景點的淵源,必然要提到法蘭西斯一世(1494-1547)。根據文藝復興時代歷史,歐洲最有權勢的國王有兩位,一位是西班牙國王,也是神聖羅馬帝國國王查理五世,另一位則屬法蘭西斯一世。誠如余光中所說,法蘭西斯一世熱中義大利風格,不但師事達文西,對藝文、哲學、醫學、地理的提倡不遺餘力,他更繼法王查理八世完成安布瓦斯的新堡,興建宏偉的香堡(Chambord),引領法國文藝復興的開端(余光中 1990: 131)。誠然,雪濃莎堡做為情婦所用,顯得紙醉金迷。但在余光中的文字裏,太子情婦黛安,這位雪濃莎堡最美麗的女主人,居然頗具慧眼,不僅開闢了寬達兩公頃的方形花園,又在河上架了橋屋,建構了雪濃莎的神韻和美感。

至凱瑟琳太后時代的奢華結束,雪濃莎堡幾次換了主人,也改變了風格:「凱瑟琳掌管三十年間的雪濃莎是一場無休無止的園遊會,淫佚之狀難以盡述。為了歡迎她的第三位兒王來雪濃莎,凱瑟琳大張盛宴。席間,新王亨利三世化妝成女子,緊身的胸衣上閃耀著鑽石與珍珠,短髮露乳的貴婦則男裝侍宴,一夕就揮霍掉十萬鎊之鉅,還要向諸侯與義大利人去貸款來償付」(136)。亨利三世死後的雪濃莎在「深情至性」的皇后露易絲的掌管下,卻「頓然從繁華夢裏清醒過來,變成了一座遁世的修道院」,一切歸於平淡(136)。

然而,雪濃莎堡最有文藝氣息的女主人是杜班夫人,「若把她的貴賓排列起來,簡直就是啟蒙運動的名單,畢豐、孔迪雅、伏爾泰、孟德斯鳩、杜黛芳夫人、盧梭等都是她的座上賓」(137)。甚至余光中也認為盧梭所鼓吹的自然哲學可能也是得自雪濃莎「靈秀的風景、瀲灩的波光得來的感應」,而法國大革命期間,靠著杜班夫人良善的個性,得以維持城堡不被破壞(137)。余光中擅於以文字建構圖像,對雪濃莎的建築美學讚不絕口,認為是所見過的城堡中最為明豔出色的一座,雖時間推移,似乎余光中已將歷史脈絡嵌入地誌文學,而獨樹一格。

余光中在〈雪濃莎〉遊記中提到美國二十世紀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詹姆斯也是《仕女圖》(The Portrait of a Lady)的作者,他曾在遊記《法國遊蹤》(A Little Tour in France)對雪濃莎堡的幾位女主人給予評價,例如,凱瑟琳雖雖然掌管雪濃莎長達三十年,有維護寢宮的苦勞,但詹姆斯對「虛偽血腥」的凱瑟琳頗多貶詞。相反地,詹姆斯最心儀的女堡主當然是杜班夫人(131)。詹姆斯認為杜班是個商人,但也是正人君子和知識的贊助者,而其夫人集優雅與智慧,[2] 才能將雪濃莎打造成十九世紀法國文人與學者的聚會之所。余光中的雪濃莎遊記表達了對藝文提倡者的嚮往,在踏出城堡大門的時候,回頭再投以依戀的一瞥,對歷史的背影似有不捨。「興衰無常、悲歡交替」是作者對煙波飄渺的雪濃莎堡的感嘆。

結語

文化地理學強調環境與地理中的文化元素,也就是探討人們和文化之間的組合,因此從人文地理的角度可以看到政治、宗教、經濟和空間的互動。文化地理的敘事有其歷史性和實證價質。彼得.休姆強調,旅遊書寫不僅是記錄觀察到的自然景觀,除了感懷,還有其批判和自省的成分以及對於時空、人我的解讀。前面所討論的余光中的三篇遊記是其美感經驗的呈現,在探討人文歷史的同時,傳遞給讀者的是作者對地理時空的判斷。此一書寫拉近了紀實與抒情的美感距離,藉著遊歷與空間移動的過程,余光中刻劃了旅者對城市的文化記憶,也呈現了作者與空間的對話和情感建構。


註解

[1] 耶律楚材為契丹族,隨成吉思汗西征,著有〈西遊錄〉,記錄山川景色、政經概況、宗教文化和風土人情。引文見耶律楚材(2011)。

[2] 詹姆斯的遊記有《大西洋彼岸素描》(1875)、《所到各地圖景》(1883),《法國遊蹤》(1884)、《旅居英國》(1905)。

徵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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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光中(1994)。〈論民初的遊記〉。《從徐霞客到梵谷》(臺北:九歌出版社),51-64。
  • 余光中(1998)。〈雨城古寺〉。《日不落家》(臺北:九歌出版社),43-57。
  • 余光中(2005)。〈天方飛毯原來是地圖〉。《青銅一夢》(臺北:九歌出版社),15-28。

相關書摘 ►變成一個更高明的你!春訪余光中先生談創作與人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望鄉牧神之歌:余光中作品評論與研究》,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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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其康、王儀君、張錦忠

持續筆耕超過一甲子的余光中,作品眾多影響華文世界不同的世代。他的詩傳頌四方,是眾多後學的啟蒙之作,更帶動臺灣的民歌運動,他的散文,自傳性類型從早年「心裏有猛虎在細嗅薔薇」,到晚年冶抒情、敘事、小品、雜文於一爐。評論方面,詩評是建立現代詩的典律,藝評則是引領當代讀者進入西方藝術的堂奧。至於翻譯,不但示範了「信、雅、達」的高標,更展現「精譯求精」的譯功。

不同時代的讀者對余光中都有不同的文學印象。

這是一本向余光中致意的論文集,也是余學研究的專編,收入港臺中外文學學門專家學者十篇評論與研究余光中作品的文章,另收訪談錄一篇。書分三輯:首輯討論余光中的詩作,尤其是詩人的晚期風格;第二輯聚焦於余光中的散文,既有論述其專欄隨筆的長文,也有探討其山水紀遊之作,讀後當可一窺余光中的散文變貌。輯三的譯評娓娓分析余光中的中詩英譯,頗能彰顯其象寄妙功。訪問錄為詩人夫子自道,談創作也談人生,頗有助於我們讀其文而知其人。

本書特色

紀念余光中先生逝世周年,主編蘇其康、王儀君、張錦忠廣邀各方學者以余光中先生作品為題,從不同角度賞析,進入余光中先生的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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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九歌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