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碧端:我和余光中先生的中山因緣

黃碧端:我和余光中先生的中山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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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某日,我在外文系走廊上碰到手上拿封信在看的李永平。永平看到我,指著手上的信跟我說,余光中先生寫信說他有「避秦之念」。我聽了心中一動:這不是把余先生延請到中山的好機會嗎?

文:黃碧端

我和光中先生的中山因緣

我和余光中先生最「資深」的關係,當然是讀者。和許多五、六○年代的文少、文青一樣,余先生的散文和詩是必然的讀物,也必然的受到他的文字影響,一如余先生也承認自己受屈原、李賀、李白、愛倫坡、濟慈、王爾德……等等的影響一樣。

但我是無可救藥的雜食者,一直到在臺大念完碩士,都是法學院的學生,讀物的來源龐雜。我從余先生得到的,毋寧是看見中文書寫的「可能性」。余先生曾說自己:

……我的感性裏面的想像,所謂中國或者中華文化是一個奇大無比的圓,圓周無處可尋,圓心無所不在,這個半徑是什麼,半徑就是中文。我希望我能做的就是把這個半徑拉得更長一點,這個圓就可以畫得更大。

毫無疑問,他是擴大了中文世界「半徑」的重要人物,承接了中文的精髓,還匯入了西方文學的諧謔機鋒和結構……傳遞給他c的讀者的當代中文的「可能性」,遂變得極為豐盛。僅僅就這點來說,正如梁實秋先生說的,余光中也足稱「一時無兩」!

我的「雜食」使我一步步走近文學,最終是在文學的領域完成博士學位。一九八○年我回國到剛剛成立的中山大學任教,一九八二年接任外文系主任。那年我迎入剛自美國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完成博士學位的小說家李永平,次年迎入來自西雅圖另一個華盛頓大學的比較文學學者蘇其康外文系軍容大盛。

而記得很清楚的是,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某日,我在外文系走廊上碰到手上拿封信在看的李永平。永平看到我,指著手上的信跟我說,余光中先生寫信說他有「避秦之念」。我聽了心中一動:這不是把余先生延請到中山的好機會嗎?那時余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已近十年,香港將在一九九七回歸中國大陸也已是定局。「九七大限」使當時香港人心惶惶,余先生信上說的「避秦」,指的便是這十年後將要到來的「大限」。

接下來我邀請余先生來中山的細節,才剛寫在《文訊》這個月出的李永平追思特刊。絕沒想到的是,小余先生二十歲的永平今年九月底遽然離世,而才三個月不到,余先生也告別人間!一線相牽使余先生到西子灣的兩人竟相繼離開,撫今追昔,特別教人感傷!

余先生初到中山大學,不僅是校園的大事,也是整個高雄的大事,剛剛到任的市長蘇南成立刻來請詩人為高雄賦詩,定「市花」……余先生基本上是個不大會拒絕人的人,他的廣為傳頌的〈讓春天從高雄出發〉便是這樣寫出來的。

〈讓春天從高雄出發〉,三十多年來的歷任高雄市長,大概每位都引用過。詩中的木棉花典故:「……/讓春天從高雄登陸/這轟動南部的消息/讓木棉花的火把/用越野賽跑的速度 一路向北方傳達/……」倒有個趣事。這詩寫成時,高雄根本沒有木棉花,遑論「火把」。但余先生一聽要他為高雄定市花,立刻說該用木棉花作市花,木棉是英雄樹,給高雄當市花最好。我們沒人在高雄見過木棉,一個城可以用它沒有的花作市花嗎?有天同仁一起驅車載了余先生全城去找,最後在高雄女中校園裏找到一棵,勉強這市花總算在高雄還算「有影」,定下案來。當然後來高雄種了很多木棉,春來開得火豔,如今是不辜負當年詩人的期待了!

中山大學未久也蓋好了第一棟教授宿舍,我們都搬進那棟背對壽山面向大海的宿舍,我住五樓,余先生住四樓,一直到我一九九二年北上到國家兩廳院任職,做了約六年的近鄰。

我雖離開中山這麼多年,但一直在文教界任職,余先生作為文壇祭酒,仍時時見面。我擔任文建會主委時,推出一個規模很小卻很受歡迎的讀書活動,叫「好山好水讀好書」,第一場便請了余先生打頭陣,非常轟動。我兩度在國家兩廳院,也適好在國家劇院演出余先生翻譯的王爾德名劇《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和《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余先生在中山大學待了三十二年,高雄是他一生住得最久,也最當成家的城市。而我,人生因緣,和許多碩彥相聚中山大學美麗的校園,又成為延引余先生到中山的推手,和光中先生伉儷且因此日日相聚多年,引為幸事!

而今,余先生文星馳回他的白玉樓,從此聚首無時,謹以此小文敬為送別。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黃碧端

臺灣大學政治學士、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教育部高教司長、國立暨南大學人文學院長、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長、行政院文建會主任委員、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教育部政務次長等文教職務。現為中華民國筆會。著有散集《有風初起》、《沒有了英雄》、《期待一個城市》、《昨日風景——黃碧端自選集》;時論集《記取還是忘卻》、《沉寂與鼎沸之間》、《當真實的世界模擬虛構的世界》;書評/書論《書鄉長短調》、《黃碧端談文學》 等;一九二創辦《表演藝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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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聽我胸中的烈火:余光中教授紀念文集》,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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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李瑞騰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文星殞落,余光中病逝高雄,新文學史又一章揭了過去。

超過一甲子的文學志業,余光中出入東方與西方,在傳統與現代間悠游自得。詩與散文享譽文壇,雙璧爭輝,影響不只一代的後學者;他創作與評論左右開弓,降下五四的半旗,升起現代文藝的大旌,開啟台灣現代主義的新頁;更以信雅達兼具的譯筆引進西方的藝術與文學,成為許多當代藝術工作者的啟蒙書。

他深情注目所處的環境,以詩文和實際行動回應時代社會對他的呼喚,形成群聚效應,因此,台北廈門街是一道文學風景,香港沙田一時之間彷彿成派,高雄西子灣的海天之間有文字的精靈四處躍動,兩岸開放後,成為彼岸文藝界必訪的文學勝景。

余光中既是文壇公認的大師,也是杏壇上孜孜不倦的教師,直到八十七歲高齡仍在教室授課。大師遽逝,各界同悲,有華文處必有文字追懷。李瑞騰教授特精選來自全球各地五十多篇追思文章集結成冊,有作家王文興、陳芳明、張曉風、黃維樑、王洞、羅青、何懷碩、馮亦同等細述文學因緣,藝術家楊世彭、劉國松等素描大師在文學之外對戲劇,美術的推動與影響力,還有學生鍾玲、單德興、樊善標、黃秀蓮等素描老師的厚愛與提攜,後輩張輝誠、辛金順、徐國能等述及余先生作品對他們的影響。一篇篇文章是一道道文學長河裡不同的景致,既彰顯大師的文學高度,更有許多文壇佚事、不為人所知的小故事,讓人見識到離開書桌、下了講堂的余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