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的「文學生命」

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的「文學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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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課本裏一尊不敗的銅像,自然只呈現出合宜、滑順、圓熟的一面,而不及從前的叛逆、潑辣、頹廢、愛慾與虛無。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紹給年輕學子,但也是限縮了他的形象(同時也播撒了日後批判的種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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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捐

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

余光中是「在冷戰的年代」的詩人,在那個年代裏,或許不乏比他精美、深刻、奧妙的詩人。但在美蘇對抗的世界格局下,身處於「紅色中國-白色臺灣」座標之一點,能夠直擊「冷戰年代」的時代氛圍,並用「詩」的體式加以表述,從而撼動人心者,仍不得不首推余光中。任何人的所知所感都是有侷限的,處在某種時空裏便容易被其主潮所挾帶或淹沒;只有少數人有機會置身其中復抽身其外,盱衡全局,而有較大範圍的認識。

余光中獲「亞洲協會」獎金,赴美留學(一九五八年十月),一年後回國專任師大英語系講師,從此被視為「學院派詩人」的主力。他主編的New Chinese Poetry(《中國新詩選》)由臺北美國新聞處出版(一九六一年一月),美國大使莊萊德還特地在寓所舉行茶會招待詩人,以為慶祝。我們知道,美新處所傳播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共,文藝上的西化,以及種種美國價值。余光中便以其個人條件,成為冷戰時代美國文化輸入的重要管道。

此外,還有「階級」問題可說。在「天狼星」論戰不久,洛夫曾說:「(〈天狼星論〉)由於在措辭上對作者的由社會地位養成的『尊嚴』有所損及,致使作者大為震怒。」又說:「臺灣詩人群與余光中並無恩怨之處,且彼此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流徙來臺的年輕軍人,毀學棄家,斷離血親,不免懷怨生恨;這跟舉家遷臺,父居公職,身在大學,放洋歸來者在心境上自然有所區別。

余光中則指洛夫等人為「惡魘派」,對於軍旅詩人緣於身世的「痛感」(這在余的前幾本詩集是比較缺乏的),對於「非理性詩學」的意義,稍欠同情與理解。而洛夫對於〈天狼星〉組詩,對於學院派的思維,也有過於苛刻的論斷。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同於紀弦、覃子豪以至洛夫等人的法國取向,余光中譯介英美詩學,倡導知性與感性的平衡,依然反映出冷戰時代裏文化傳播的變遷。而新大陸(美國)與舊大陸(中國)這兩「大」的相互激蕩,也就養成了他筆下特有的雄豪之氣,以及分裂對峙的時代感。

余光中善戰,以此樹立聲名,與創作互為表裏。早年在現代詩論戰裏,他回應雜文家的文字,最為明快而犀利。在與所謂「惡魘派」爭奪現代詩的代表權時,他思路清楚,文筆結實而老到,因而在言辭爭鋒上絕不居於下風。但〈天狼星〉不算成功,確實被洛夫說中了,故余光中後來推遲了出版時間並大幅修改。由此看來,余光中有時不免「辭」勝於「理」,在辯論賽上常勝,但在觀念上未必佔優勢。

在晚年的訪談裏,余光中自承,他雖與紀弦相互譏嘲,但暗地裏反而受到紀弦的吸引(按他自己的講法,就像「大家閨秀」對「浪子」欲拒還迎)。實際上,余洛之爭也存在著類似的狀況。余在「論爭前」已是新古典與現代化並進,在「論戰後」則在兩方面都有較為明快有力的躍進(而非一般所認定的,由西化期轉入新古典期)。余自稱「浪子回家」,但他的浪子資格可能是論戰後才進一步補全的。

大約從一九六○年算起的十五年,余光中密集地推出了質量豐厚的詩、散文、評論。僅以詩集而言,《蓮的聯想》、《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等四集,就撐開了多重向度,並建構出各種有力的詩意模式。若要講求單一詩篇的「深」、「密」、「複」,他恐怕不是上選;但若以詩集為單位,綜論其「多」、「變」、「廣」,並考慮到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則余光中詩仍然是那個時代裏一座雄偉的山峰。

《蓮的聯想》聯結「文化-中國」,愛情與美感,開發了「漢語性」的現代潛能,並且演示一種辯證性(浪漫與古典),並非借屍還魂而已。《敲打樂》裏的「現代-中國」符號,兼含羞恥與愛,其實與當時的主流並不相同。余光中能夠表現「多面化」的國族感受(包含負面),顏元叔早就指出他並非「教條式的愛國主義者」。他以一種灰色、自傷、頹廢的情調,戲劇化了半世紀來「中國人」的內在癥結。當然,他之所以能夠採取「反教條化」的方式去書寫中國,恐怕與站在相對安全的位置有關。

《在冷戰的年代》很可能是余光中的最佳詩集,前此他在現代詩陣營裏仍是個遲到者。這時,他獨樹一格的「新造無韻體」終告成熟,此體宜於鋪展、馳縱與堆疊,特別適合能雄辯、擅氣勢、好修辭的(散文式)詩人。此外,他精準把握到「冷戰」時代下的精神困境,因而寫出〈雙人床〉那樣極立體的名篇。

《白玉苦瓜》的民歌體淺易,但有社會影響力(他雖倡導「現代詩」可向「搖滾樂」學習,但自己未必做得到)。至於與書同名的〈白玉苦瓜〉,則造及一種最圓熟的中國性(文化傳統與近代苦難),恰恰滿足了中國意識走到極點的社會心靈。

詩有文本,有語境,有永恆性,有變動性。而與一時一地之社會心理相對話,乃是寫詩與讀詩皆不能免的程序。今天的情境與余光中鼎盛時相較,已有極大的變化。若是以今律昔,而說一九六○-一九七五年的余光中全是保守、滯後,因政治性而獲取文化聲名;或說那種中國性違離了臺灣主體性,無甚可觀。我認為,並不公允。余光中的詩集(我是說詩集,而非詩行)「高度濃縮」「強力體現」了特定時空斷層下的一種集體情感,這不是輕易的,也未必是其他現代詩人所能與之爭勝的。

當然,詩人如何處理自己與時代、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或順或逆,可即可離。有時受命運之安排,有時則為意志之抉擇,也是讀者評議詩人的一大關鍵。余光中在一九六○年代(藉由學院、詩人、報刊)一躍而為文化英雄,自然有「勢」的輔助,但亦繫於個人的才能、學識與意志,絕不能說只因投機或僥倖。在文星時期,他「以鋼筆與毛筆對抗」,攻擊文化守成主義,仍具有一定的叛逆性。雖然就勢而言,他也傳播了一種美國價值。

瘂弦說過一段話:「詩以文傳,文以教授傳,教授以英文傳,英文以西裝傳,西裝以煙斗傳。」這話未必專門針對誰,看似挖苦,但也揭示了一種文化現象。余光中詩文兼擅,中西並修,自較符合文壇巨擘的要件;在重視「傳播」的現代情境裏,「文」之推波助瀾,加上雄辯而幽默的演說能力,更使他如虎添翼。但若非他的詩具有某種質量,能夠召喚大眾與青年,他也無法成為當時的詩界明星。

從《蓮的聯想》到《白玉苦瓜》,余光中的詩大致完成了「正典化」。此後,從香港時期到高雄時期,他各發展出若干的詩意模組,續有進境;惟總的說來,不甚激盪人心。而在文化論述上,他逐漸趨於「守成主義」,更在乎時間長流裏的「永恆性」而非當代世界的「變動性」。於是,「余光中」遂凝定為一種符號,更像是不動的堡壘,而非騎兵隊。他啟迪了許多起步期的青年作家,但他們未必都留在「這裏」。另一個關鍵形式是在港臺的中學課本裏,他幾乎成了現代文學的同義詞。

作為課本裏一尊不敗的銅像,自然只呈現出合宜、滑順、圓熟的一面,而不及從前的叛逆、潑辣、頹廢、愛慾與虛無。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紹給年輕學子,但也是限縮了他的形象(同時也播撒了日後批判的種籽)。當然,余光中反覆發表「中文純化」、「古典為現代之本」、「詩行要短要均衡」之論,也算是一種個人堅持或抉擇,後軍充前軍,求仁而得仁。在這個層次上,他把自己活成某種國文老師的至愛,模塑著年少的血氣。

稼軒詞云:「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戰者,重迅疾、主犀利、尚剛猛;一生鏖戰如徐復觀,也不免有所錯擊。余光中的論戰文字可以說是範本級的,有戰常參,出師屢捷。但一篇〈狼來了〉,如矢既發,便鑄下了難以收拾的悔疚,乃至恥辱。這篇文章一貫地執行了自己的「反共」立場,看來必勝;然而見獵心喜的結果,使他流露了輕率、刻薄的態度。這不是文辭層次的失著,而是一項行為。

在當時, 余光中可能自認為執行了一個符合公共(國家) 利益的行動;而在實質上,則不無損傷他人生命與尊嚴, 而成為一種「殘酷」。依照佛洛依德的觀念,道德的考量(moral deliberation)也常基於明智的計算(prudential calculation),其缺失亦然。而余光中之計算錯誤,或緣於他陷在單面的階級、認同與思維裏,欠缺更為深廣的同情與設身處地。他既淆亂了文學/政治的分際,如今只好受到這團亂線的糾纏。

但若僅以「狼來了」事件,輕易將詩人歸檔,仍然是可憾的。在公共倫理上有所損者,有時卻是現實生活或文學圈裏,具有風範、智識、熱情的良師。余光中去世之後,被他直接或間接啟迪、賞識和教導過的後輩,頗多切身而正面的回顧與評議。有些更年輕的朋友認為,這些都不足以為逝者辯;但我認為,公共倫理與私人情誼恩惠雖宜區分開來,後者之豐富仍有助於我們認識一個詩人的「文學生命」。

余光中在詩史上的熱源來自於爭議性,但也立基於詩文本身的豐富性。面對如此多產的作家,我們不必太在乎那些平緩之作,而應細讀其詩文精品。它們絕對足以構成一座奇峰,我相信,明敏的年輕讀者仍可從中獲取或正面或側面的啟迪。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唐捐

本名劉正忠,嘉義人。臺大文學博士,曾任《藍星詩學》主編,《臺灣詩學刊》主編,清大中文系副教授,目前任教於臺大中文系。著有詩集《網友唐損印象記》、《金臂勾》、《無血的大戮》等六種,詩選《誰かが家から吐きすてられた》(及川茜譯),散文集《世界病我亦病》等兩種,論述《現代漢詩的魔怪書寫》等。曾獲五四獎、一九八年度詩獎、梁實秋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

相關書摘 ►黃碧端:我和余光中先生的中山因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聽我胸中的烈火:余光中教授紀念文集》,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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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李瑞騰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文星殞落,余光中病逝高雄,新文學史又一章揭了過去。

超過一甲子的文學志業,余光中出入東方與西方,在傳統與現代間悠游自得。詩與散文享譽文壇,雙璧爭輝,影響不只一代的後學者;他創作與評論左右開弓,降下五四的半旗,升起現代文藝的大旌,開啟台灣現代主義的新頁;更以信雅達兼具的譯筆引進西方的藝術與文學,成為許多當代藝術工作者的啟蒙書。

他深情注目所處的環境,以詩文和實際行動回應時代社會對他的呼喚,形成群聚效應,因此,台北廈門街是一道文學風景,香港沙田一時之間彷彿成派,高雄西子灣的海天之間有文字的精靈四處躍動,兩岸開放後,成為彼岸文藝界必訪的文學勝景。

余光中既是文壇公認的大師,也是杏壇上孜孜不倦的教師,直到八十七歲高齡仍在教室授課。大師遽逝,各界同悲,有華文處必有文字追懷。李瑞騰教授特精選來自全球各地五十多篇追思文章集結成冊,有作家王文興、陳芳明、張曉風、黃維樑、王洞、羅青、何懷碩、馮亦同等細述文學因緣,藝術家楊世彭、劉國松等素描大師在文學之外對戲劇,美術的推動與影響力,還有學生鍾玲、單德興、樊善標、黃秀蓮等素描老師的厚愛與提攜,後輩張輝誠、辛金順、徐國能等述及余先生作品對他們的影響。一篇篇文章是一道道文學長河裡不同的景致,既彰顯大師的文學高度,更有許多文壇佚事、不為人所知的小故事,讓人見識到離開書桌、下了講堂的余光中。

本書特色

適逢余光中先生逝世周年,特邀李瑞騰教授擔任主編,精選懷念余光中先生紀念文章,包含台灣作家王文興、張曉風、羅青、向明、黃碧端、張輝誠等,香港樊善標、黃維樑等各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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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九歌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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